“之后的工作和生活技能”全球论坛报告(四)

分专题会议：私立部门参与TVET

Atul Bhatnagar（印度国家技能开发公司（NSDC）CEO）

Yorck Sievers（德国工商总会DIHK职业教育和培训部主任）

Juliet Chukkas-Onaeko（尼日利亚行业培训基金会总干事/首席执行官）

Mr. Leif Edvinsson（获得莱奥纳多欧洲公司学习奖的瑞典代表）

本专题会议由Borhene Chakrou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扫盲统计部主任）主持

私立部门的参与是TVET体系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私立部门应该扮演角色的性质和范围尚不清晰。私立部门参与范围包括课程设计和培训方案制定，以及供应基于工作的学徒机会和资源。基于可以参与的范围，探究已经取得成功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模式，以及需要具备的政治和法律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是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据估计，到2022年全球15%～17%的工作人口将是印度裔。越来越多的求职人口，要求成为训练有素的技能型劳动力。但是，迄今为止印度仍面临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技能培训水平低下。如果印度想要提高经济竞争力，就必须提高技能培训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印度政府机构与私立部门合作制定了一个发展蓝图，用于指导创建制度化框架和建立技术基础设施。

为改造TVET并发展技能培训，印度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具体包括：技能差距研究;标准和认证开发;行业参与;支持新技术。

印度政府正在致力于提升5亿印度人口的技能水平。仅国家技能开发公司就已在技能培训领域投入2.4亿欧元。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也正在建立。29个行业技能委员会已建立，并且仍有12个委员会正在建立中。随着私立部门的参与，“印度云”已经建立，其是一个由呼叫中心支撑的囊括所有TVET信息的虚拟平台。

在德国，私立部门在国家技能体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该体系中，培训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主要在企业中进行。培训的重点不在于教育，而在于生产能力和就业能力。企业直接参与职业培训，对培训内容有直接影响。培训的技能和知识是根据劳动力市场和培训主办企业的需要设定的。双元制TVET体系的培训，每周在企业培训3～4天，在TVET学校培训1～2天。所有培训都与企业签订了培训合约。大约340个职业采取此种管理方式，每年共有240亿欧元被企业投入到培训中，这远远超过公立部门的贡献。目前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培训不是成本，而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目的是获得优质技能工人。因此，培训被视为企业和学徒双赢的举措。

商会是德国技能体系的中观机构。德国有8个商会，构成遍布全国的商会网络。商会作为法律上的“权力机构”，其职责包括：德国范围内特定行业的注册、审查和认证;整个培训过程的质量保障;与商业协会（business associations）共同代表和整合企业的需求、利益和投入。各商会隶属于工商总会（DIHK）。工商总会包含3600万个企业，还负责协调遍布86个国家的德国商会全球网络。

总体来看，德国VET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政府与行业合作，或者公私部门合作;工作过程中学习;国家资格标准的认可;高素质的VET员工;制度化的研究和咨询。

尼日利亚TVET体系包含多元利益相关者，如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管制机构、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培训服务提供者和雇主、捐助者和发展合作伙伴，以及父母和监护人。

1971年尼日利亚法律规定成立产业培训基金会（ITF），目的是发展尼日利亚的实践技能。ITF的职责包括：促进工商业技能的识得，旨在培养一批能够满足公私立经济部门需要的本国自主培养的劳动力;为尼日利亚公私立经济部门提供管理、技术和创业发展技能等培训;设立全面的经济标准并监督其落实情况;与相关组织联合评估与认证学徒、工匠和技师掌握的职业技能;代表政府管理“学生行业工作经验计划（SIWES）”;尼日利亚有6900万劳动力，而技能发展又是尼日利亚产业变革计划的关键，因此，提供和更新技能培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ITF通过关注失业青年与劳动力就业岗位的匹配度来支持产业变革计划，鼓励私立部门积极关注和应对TVET和技能发展导向的劳动力市场的各自需求以及二者之间的缺口。

私立部门参与TVET面临如下挑战：缺乏完善的职业培训标准和认证流程;TVET设施设备成本高昂;急需改革既有的TVET中心并建立新的TVET机构;“TVET是弱势群体的教育”的负面观念影响;由于缺乏完善的职业培训和生涯晋升的框架体系，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差;私立部门参与TVET的动力不足。

分专题会议：绿化TVET――获得可持续技能的政策和路径

――Shyamal Majumdar （UNESCO-UNEVOC主管）

――Cristina Martinez（OECD知识共享联盟顾问）

――Liu Yufeng（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Robert Mahlman（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考试和评估中心主任）

本专题会议由Jakob Rainer（联合国大学环境和人类安全研究院副院长）主持

获得可持续技能的政策和路径正在开发中，目标是调整TVET体系的定位，使TVET赋予青年和成人能力，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SD）的代言人，满足新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流程的要求，并推动工作、社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批判性地反思当前的举措，从而为实现TVET的转型开发更有效的路径。

绿化TVET（Greening TVET）公认的五个趋势包括：

第一，各国对可持续发展教育（ESD）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并且在通过教育更好地应对环境、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挑战方面取得了进步。各国已经普遍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研究表明，对绿色技能的需求大于供给。因此，仅仅关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岗位是不够的，还要关注现有的工作岗位――有些只需微小的改变，有些则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组，有些职位可能完全消失。目前教育对此作出的反映仍太过迟钝。虽然“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但是学校仍然一如既往地慢吞吞的将科学、社会和环境问题并入主流课程和教学中。很明显，迫切需要开发新的课程和教师培训。

第二，境内外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网络已经有效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的发展和实施。然而，环境和技能政策协调性差阻碍着这些合作实践的推进。

第三，虽然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和全民教育（EFA）的发展目标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仍缺乏ESD和EFA相融合的恰当机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本质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导致ESD和EFA被视为只适用于最贫穷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确立的目的之一是试图解决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

第四，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领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除了国家层面的投入，社区、学校和企业也都对ESD做出了重要投资。

第五，建立接受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完整制度路径日益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动力。一个完整的制度路径（whole-institutional approach）基于如下五个转换支柱：一是绿色校园。对校园进行有效管理（如资源管理、技术部署、监控等），从而减少碳排放量。二是绿色课程。通过教授更清洁的技术、界定绿色学习成果、将课程领域和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相融合，推动课程可持续发展。这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比如，选用哪种模式，绿化所有学科还是只绿化新课程。三是绿色团体。纳入更宽泛的团体，如能力构建、可再生技术引进、资源供应、独特的实践等团体。四是绿色研究。支持和促进可再生能源、水处理、绿色创新、废物循环等研究。五是绿色文化。推动文化（如绿色价值观、绿色态度、绿色伦理观、绿色实践）发展。绿色问题必须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系的一部分。牙买加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路径来绿化TVET。采用这五个“绿色”维度的国家还有菲律宾、越南等。

绿化TVET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于将各级各类机构的绿化举措联系起来。实现国家和全球绿化进程的同步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层面，必须有连贯且协调的绿色增长政策以及在该政策范围内的TVET定位。在全球层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包括：分享基于证据的政策和实践;推进多方对话;打造新的合作伙伴以支持研究能力构建。此外，行业产业也面临挑战，即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所有职业岗位，并在职业培训活动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绿化TVET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业，能够进一步推动当前TVET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TVET对于实现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密集型经济向清洁和绿色生产与服务型经济转变是至关重要的。绿化TVET不仅能够提供新兴职业岗位需要的技能，还能提供现有职业岗位需要的技能。

绿化TVET是实现上海世界职业教育大会提出的向包容性TVET转型的举措之一。在开展各种TVET 活动方面，相对于单纯的经济路径，绿化TVET是更系统的路径。绿化TVET依附地方经济体（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企业与工作），根据职业需求为技能发展框架内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从而解决如下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劳动力教育项目;工作岗位需要达到的业务熟练程度是什么;应该重点投资什么职业资格。因此，绿化TVET的过程意味着向绿色低碳经济增长目标的持续推进过程。

绿化TVET面临的挑战之二在于建立对于绿色和包容性的工作岗位和技能预见机制。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急需应对的大趋势。其中，关键问题是人口结构变化，包括青年失业问题、城市化的复杂模式。

实现环境和就业目标需要更具一贯性的政策。总体来看，目前全球已经达成共识：低碳经济对于劳动力的整体就业情况会产生中性的或略积极的影响，但是其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工人产生的影响不同。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积极就业网络预测结果，是由于提供环保产品和服务的经济部门在扩张。据估算，这些绿色产业的经济机遇，2004年价值5480亿美元，2015年增至8000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估计，可再生能源产业（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将创造2040万个新工作岗位。UNEP近期的报告分析了向低碳经济转型对于经济和排放的影响。分析模型为两个“绿色”方案，二者的区别是2010-2050年间绿色投资的增幅不同。两个绿色方案是以UNEP全球绿色新政的政策简报为基础制定的，新政要求至少1%的GDP用于绿色投资，这也是第一个绿色方案。第二个绿色方案是，假设2%的GDP用于绿色投资，则优先用于行业注重的清洁能源开发和气候变化治理活动，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达到450ppm的排放目标。

从长远来看，这两个绿色方案对GDP都有积极影响，这也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结果。其中，绿色投资水平更高的方案二对GDP的影响力更大。这两个方案对就业的影响是中立的（但这些是净结果），即他们既会造成就业岗位增加，也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随着经济发展的生态足迹大量减少，环境影响越来越重要。

绿色经济发展将影响OECD成员国的就业结构，比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绿化既有工作岗位（包括应用了比较绿色技能的岗位和需要重大改革的岗位）;取缔可能阻碍绿色经济发展的工作岗位。一些行业或地区可能会遭受重创，一些工作岗位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其他一些经济活动则可能会扩大并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一般来说，经济绿化对社会和地方团结的潜在影响是很难预测的。人们普遍认识到，向高效节能经济转型，可能对低技能工人比对高技能工人的影响更大。由于工作岗位消失或被更替，可能导致低技能工人掌握的技能不再适应市场需求;而高技能工人则可能从新就业岗位的出现和要求附加技能的新技术应用中受益。

推行绿色职业和绿色行业的政策绝对不可加剧不公平。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部门的分工意味着，男女平等的活动和由某一性别主导的活动产生的影响不同。比如，男性主导的领域包括能源、农业、渔业和其他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有关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