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摘 要 20世纪初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实证主义思潮盛行一时。为了消除实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传播的不良影响，列宁与卢卡奇不谋而合地对实证主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本质。列宁、卢卡奇与实证主义的这场思想交锋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真理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列宁 卢卡奇 实证主义 历史主义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20年代，列宁和卢卡奇不约而同地将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辩证法，并分别写下了《哲学笔记》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部重要著作。对它们进行深入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有一共同的理论旨趣：对实证主义进行严正的批判。那么，列宁与卢卡奇为什么会不谋而合地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呢？为了弄清该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实证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做一简要的概括。

1 实证主义及其影响

实证主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构成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主流方法的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则是指19世纪初从法国兴起的一种哲学派别。实证主义肇始于圣西门，而孔德、穆勒、斯宾塞及马赫等人则是其后继者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狭义的实证哲学思潮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它所推崇的方法论却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由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形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逐步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统观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它主要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其一，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其二，价值中立；其三，形式理性主义。在社会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中，这种方法论表现出强烈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和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特征。

虽然无论是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还是广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都不是为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崛起的。但是，它们一经产生就和唯物辩证法相对立，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公开地反对唯物辩证法。实证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就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1866年马克思就开始注意孔德的实证哲学，他在致恩格斯的书信中，已有“腐朽的实证主义”一说。①在1866年7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书信”中提到：“我现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而且这种实证主义破烂货是出版于1832年！”②恩格斯在1895年致滕尼斯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实证主义极为反感的态度。③由于那时实证主义哲学还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也就没有对它作出专门的批判。

到了20世纪初，实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特征日益彰显。由于实证主义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谈论社会问题，这就势必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在方法上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由于披着科学的外衣，实证主义不仅在西方社会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之中，导致其思想变节。

2 列宁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马赫主义者，构成了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直接诱因。马赫主义实质上就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变种形态。对实证主义进行坚决的批判，揭露实证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学说的非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成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列宁曾在其1908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但是由于实证主义具有深远的理论背景和广泛的影响，对其进行彻底清算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尤其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发表后，遭到了波格丹诺夫等人反驳和讥讽之后，列宁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哲学，对实证主义进行深度批判。这构成了列宁后来深入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打开列宁的《哲学笔记》我们会发现，实证主义或马赫主义始终是“在场”的。

就在列宁读到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第2篇“量”中关于符号的论述时，他便开始了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列宁写道：“对于符号一般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反对一切符号论’时要指出：符号论有时是‘免得去把握、揭示、证明概念的规定的一种方便手段’。而哲学的任务是在于把握、揭示、证明概念的规定。”并且他还特意摘录了黑格尔这样一段话：“力、实体性、原因和结果等等通行的规定，也同样地只是一些符号，用来表示例如生命的或精神的关系，就是说，对于这些关系说来，是非真理的规定”，并强调应该加以注意。④很明显，列宁的批判所针对的正是实证主义者斯宾塞和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所提出的“符号论”。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就曾强调，呈现于我们意识中的事物，不是客观实在的影像、摹本或图画，而是符号。这种符号和它们所代表的实在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犹如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心理状态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俄国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则提出了“经验符号论”，他认为认识只是各种符号的总和，这种符号的使命就是整理、协调和组合经验材料。

列宁在读到黑格尔《逻辑学》在“本质论”部分对于怀疑论者的批评：“怀疑论者不肯说出此物存在；当代唯心主义也不肯把认识看作是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这个外观根本不应以存在作为基础，自在之物不应进入这些认识。但同时怀疑论又容许自己的外观具有纷繁多样的规定，或者确切些说，怀疑论的外观以世界纷繁多样的丰富性作为自己的内容。同样，唯心主义的现象也包含着这些纷繁多样的全部规定性。”列宁立刻产生了共鸣，他在一个方框中标注道：“你们把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包括在外观里面，而你们又否认外观的客观性！！”在这里所说的“你们”除了指向黑格尔所说的一般的怀疑主义者外，列宁还有着更明确的指向，那就是马赫主义者。因为马赫主义者同样是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所以随后的摘录中列宁作下了明确的标注“参看马赫主义”。在阅读到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的观念篇中谈到“观念实质上是一个过程，因为观念的同一之所以是概念的绝对的和自由的同一，只是由于它的同一是绝对的否定性，并因而是辩证的”时，列宁写下了一断很不起眼的批注：“……‘运动’和‘瞬间’：抓住它。在每一既定的瞬间……抓住这一瞬间。在简单的机械运动中也是如此（反对切尔诺夫）。”这实际上也正是针对马赫主义者的，因为切尔诺夫正是马赫主义者中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曾以诡辩论的方式来否认可知论。

当读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谈论埃利亚学派所说的运动问题时，列宁再一次回到了对切尔诺夫的批评上来。他指出：“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某一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地点，——这就是切尔诺夫追随所有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者’而重复提出的反驳”（这里的反驳指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反驳。）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列宁接着论证道：“（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2）它没有指出、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为静止状态的总和、联接，就是说，（辩证的）矛盾没有被它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遮闭起来。”列宁对马赫主义者的批判更加具体化了。

哪怕是在黑格尔不屑为德谟克利特多费笔墨的地方，列宁也没有忘记从中摘录下可用于批判马赫主义的内容。列宁摘录了黑格尔的两句话：一是，据说这就“向坏的唯心主义敞开了大门”——“我的感觉，我的……”二是，“这样就设定了感性的、没有概念的感觉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没有理性，而这种唯心主义也不去理会理性。”并分别在其后加以备注：“坏的唯心主义（我的感觉）和马赫对照”，“黑格尔反对恩·马赫……”

在读到黑格尔的概念论部分时，列宁深有感触地对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所进行的批判工作进行了点评。他在一个大方框中做了这样的标注，在左边注明这是“关于批判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的问题”，在右边写下了两则要义：“（1）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肤浅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不是纠正（象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不是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指出一切概念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过渡。（2）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在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三层含义：其一是列宁强烈地意识到只有以黑格尔的方式对马赫主义等进行批判才是足够深刻的批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赫主义等所进行的批判是缺乏力度的；其二，把社会事实当作“纯事实”来看待，而认识不到社会事实的关系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应该用辩证法对其进行批判；其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黑格尔是比费尔巴哈更重要的哲学家。

通过以上的引证的内容，我们已经足以看出列宁对于实证主义，尤其是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是无处不在的。他认为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一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一相比较，立即暴露出它们的形而上学本质和肤浅性。只有承继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开创的辩证法传统，才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3 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继列宁之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的深层困境和重大缺陷，进行了更全面的揭示和批判。

首先，在卢卡奇看来不受任何理论“污染”的“纯事实”是不可能找到的。他指出：“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当然会否认，事实只有在这样的、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⑤试图找出没有受过任何理论“污染”的“纯事实”是不可能的。

其次，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提取“纯”事实和研究“纯”事实是不科学的。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并试图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对抗所谓的辩证法的强制结构。这在卢卡奇看来同样是无效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但是“科学的精确性”要以各种因素始终“不变”为前提。这一方法论要求早已为伽利略所指出。这种方法适合自然科学，但是不适合历史科学。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对此恩格斯已明确地提醒人们注意：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是十分明显的变化。⑥因此，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并将它视为精确性的社会前提，这是很成问题的。

再次，实证主义思维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卢卡奇看来，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结构形式促成了这一思维方法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导致了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资本主义社会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改变了社会的现象，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辩证法给人留下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机会主义者始终未认识到按这种方式来处理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所以，当这种“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

实证主义者歪曲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的做法，遭到了卢卡奇尖锐的批判。卢卡奇写道：“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披着伯恩施坦等人的现代伪装，也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的范围。他们以为把这些规定简单地拿过来，既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也不把它们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他们就特别‘精确’了。他们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为了更清晰地阐明实证主义者的错误所在，他援引马克思的名句：“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⑦卢卡奇认为，这种反思联系的粗率和无知，首先在于它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这显然是一种非法的抽象。

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⑧卢卡奇认为这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所有孤立的部分的范畴都能作为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来孤立地考虑和对待。但是这些单独的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地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这些区别只有在各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辩明。认识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从它们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这种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正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不能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同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因为现实“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真正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既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纯粹装饰，更不是一种外在于事实内容的强制结构。辩证的总体观表面上显得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

总之，在对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的批判方面，列宁与卢卡奇达到了总体上的一致性，他们的一致性不仅体现在都对实证主义持批判立场这一方面，而且他们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也是一致的——都是根据辩证的思维方法。此外，他们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着力点也是一致的，都是针对实证主义的直观性、形式理性主义及形而上学性等方面的缺陷。他们都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进行的实证主义修正的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反复强调必须重新回归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恢复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正统地位。列宁、卢卡奇与实证主义的这场思想交锋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真理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L芑鹣钅？ 本文系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列宁与卢卡奇辩证法思想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D125005）成果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72：23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72：354.

④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00.

⑤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52.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1-592.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51.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