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的“日本情结”和中国根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通过《马关条约》不仅获得巨额赔款，还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方回归祖国，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尽管如此，现在台湾民众却普遍对日本怀有好感，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台湾民众的“日本情节”

在日本帝国主义崩溃的前两年即1943年，台中鹿港人陈火泉以“高山凡石”为名，出版了一本小说《道》，成为皇民业书中的第一本，并得到当时的“台湾文学奖”。《道》的主人翁是一名台北工业学校应用化学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为追求皇国日本的臣道，不倦不饶地持续修炼，以便超越任何障碍，变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说“本岛人在肉体上未能继承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国语(日本语)为精神的血液，以国语为教育训练，将心理培养和磨练成日本人是可能的。”此种成为“皇民”的决心，在当时并不少见。根据台湾光复时期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台湾的“模范皇民家庭”，高达50万户，日本人柴田廉称之为“迷失的羔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台湾民众的心态。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战败后，在台日本人中除了一部分高科技人员外，其余全部遣送回国，其中军队约25万，公务员85000A，民间人士大约39万，共约70万人遣送回国，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和平友善的状态中完成的，此种情况不得不让我们惊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尚存的红砖建筑，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今天台湾的社区、文教、卫生系统，仍然可找到日据时代的影子，一些地区还保存有完好的日据时代的户籍，甚至还供奉着日据时代的日本神像；在饮食方面，台湾民众喜欢的许多食品，如生鱼片以及各种各样精致的便当等都是日本风味；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称呼用语，如台湾民众把幼儿园称为“幼稚园”，还喜欢用“欧巴桑”或“多桑”称呼老人等，这些都是日据时期的用语；在青少年流行文化的领域中，日本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我们可以在青少年的族群中，轻易地找到日本的影子；在商业领域，日本的卡通漫画、杂志、电视节目、KTV，还有四处可见的日本商品店等，都大量的从日本引进。

就个案而言，台湾民众“日本情结”的最突出代表就是李登辉。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已22岁。他从出生到大学二年级，接受的都是日本文化的熏陶，这对李登辉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登辉上台以后，为了表示对日本的亲近，显示自己22岁前是日本人，在每次接待日本客人的时候，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都主动用日语与对方交谈。李登辉还公开支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供有日本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2001年8月，最新一期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新潮》中有一篇特别报道：《李登辉送给小泉靖国参拜的加油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泉首相的想法十分自然，有各式各样的人反对参拜，那大概是不知道战争的悲惨。”还说：“不仅是日本，任何国家都有类似靖国神社般专门奉祀为国牺牲的人的场所，国家元首乃至政要参拜那些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每个国家均有其各自的惯例，其它国家的人不应太拘泥于过去的事，而对于靖国神社参拜这一日本的问题出嘴干涉。”如此种种，在台湾社会大众中像李登辉这样深受殖民教育影响的人还不少，他们的亲日情结是不容易消除的。

二、“日本情结”的由来

台湾人对日本怀有好感，其原因在日本统治时期、执政时期和执政时期各有不同，具体如下。

1、日本统治时期。

1898年，后滕新平出任台湾民政长官，台湾进入了后滕时代，开始了台湾的现代化。后藤新平对台湾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台湾建立了一套卫生和教育体系。19世纪之前的台湾，是一个瘟疫横行的岛屿，台湾人饱受鼠疫、霍乱、疟疾、天花、脚气诸疾之苦，后藤新平上任后把卫生机构与警政组织勾连运作，用强制性的措施改变人们的卫生习惯，防治流行性疾病。这些措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如鼠疫1896年由香港传入，其后22年肆虐台湾各处，死者大约24000人，1917年被完全肃清，警察在灭鼠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花因强迫种牛痘，1903年后锐减；对霍乱大体建立一套防治体制。台湾脱离瘟疫的威胁，是其现代化进程中比经济成长更重要的一步。

教育方面，台湾总督府为了便于统治，原不考虑对台湾民众施行额外的普及教育，然而随着产业的发展，又考虑到有必要把台湾民众培养起来充当近代产业的劳工、中坚技术者以及下级官吏，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创设各种教育机构，如：学校、图书馆等。1919年1月4日台湾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台湾教育令》公布施行以后，台湾民众开始能够接受有系统的学校教育。在20世纪上半期，当大陆文盲还占人口的九成以上时，台湾的教育已经迅速普及化了，其普及率(相对于总人口)由1930年的12.3％上升至1937年的37.8％，1944年时更达到71.1％，尤其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在这期间，由33.1％提升为49.8％，最后达到92.5％，普及率急速上升。教育的普及化有助于大学教育的实施，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建立，为本土语言、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及在热带医学、农学、化学等领域的拓展缔造高水平的基础。其它，如实业教育的发达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基础技术人员，女子教育的重视，对“番”地教育事业的投入等，这些改造社会、促进近代化的软体教育事业，使台湾民众的意识结构、精神风貌大大改观，与50年前满清时代的台湾民众更与同时代的大陆民众截然不同。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民众有法治守法观念，重视卫生与公共秩序，勤劳奉公，具有近代市民的自觉等等。

截至1944年，台湾的农业生产总值超过6亿日圆，工业生产总值超过7亿日圆，与日据初期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而且，日本放弃台湾时，公营铁路已达900多公里，专线巴士像网眼一样扩大到农村地区，各地渔港的装备自不待言；作为主要港口的基隆港可以停留一万吨级的船舶25艘，而高雄港则可达34艘；并开设有航空线路，与东南亚相接的国际航线也在飞行；广播已经开设，对海外的广播也已经进行；把特定局和支所合在一起，邮局达223局，电信局包括有线和无线，共有454局，民间电话加入人数达25000多人。主要城市都用自来水，一部分地区的下水道也很齐备，直属总督府的综合医院各地有12所，传染病几乎灭绝。

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日本殖民统治的意外遗产，原本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从台湾截取利益而不是岛上的台湾民众。但是1945年日本战败撤离了台湾时，他们对台湾的最初影响已经

形成了。另外，台湾与日本的地理形态相对接近，即都是四面环海的岛屿，自古以来人们主要靠出海打鱼为生。相似的生活环境下，两地人们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习惯，以及情感的好恶等方面，更容易产生共鸣。

2、执政时期。

台湾民众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受到的仅是二等国民的待遇。他们毕竟都是华夏儿女，渴望回归祖国的怀抱，进而享受到一等国民的待遇，所以1945年台湾光复，被压抑了50年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宣泄。当时官方的描述即：“全台湾数十年来桎梏一但(旦)解除，重投祖国怀抱。其空前欢跃，实难以言语笔墨形容。即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台湾人民)当八月十五日获知日本败降，无不含泪欢呼，奔走相告，一面馨香感谢神明保佑，一面祭告列祖列宗，全体台湾同胞欢欣若狂。此一情景，与五十年前割让台湾时的一致坚决反对，并于日军自澳底登陆后，即组义军蜂起抵抗之悲壮场面，恰成强烈的对比。”

由此可见，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于重返祖国怀抱是抱有期盼的。然而，1945年，虽说是“光复台湾”，却无法派出一支像样的军队来接收台湾。除了当年10月15日以战胜国姿态来台湾接受日本降书的何应钦等人之外，接收的主力部队由大陆搭船抵达台湾最重要的港口基隆港，引颈期盼的台湾民众，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张灯结彩，但却目睹船上下来了一批穿着草鞋、肩上披挂着锅碗瓢盆、服装破损的部队。他们进驻台湾各地后，军纪更是涣散，骚扰居民事件时有所闻，甚至还有人强占民产。奉命来台接收的军队形象和51年前日军时的兵强马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腐败无能的政府变接收为“劫收”及贪官污吏横行、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而导致的，台湾人民由对祖国政府的强烈期待迅速转变为极度的失望，巨大的反差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在政治方面，当局不敢起用抗日台胞中的人才，所依赖的是从大陆调来的官员和曾经居留大陆一段时间以后再返台的台湾人士。所以台湾民众面对的是陌生的新的统治者。台湾民众由于不了解大陆的政治经济情况，不知道当时大陆正处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的统治下，而对号称“五强”之一的祖国怀有过分的期待，以为从此可以当家作主，扬眉吐气了，一旦发现新的统治者存在许多问题，便感到失望，甚至认为今不如昔；而新的地方当局所面对的则是他们所陌生的经过日本统治s0年的台湾民众，其中有爱国的人们，也有受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政策影响的“士绅”和民众，还有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人们以及所谓的“殖民地菁英”。新来的官员们对于台湾受到日本影响的一切观念和习性感到格格不入，一律当作是“奴化”的表现，他们往往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双方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台湾人民与从大陆去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就很难避免的了。还有他们之间语言的隔阂，以及随之而来为巩固政权而实行的专制统治，进一步深化了二者之问的矛盾。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经历过日据时代“好日子”的台湾人，只好偷偷回忆战前的美好时光，偷偷唱日本歌，甚至当过“皇军”或羡慕皇军威风的人还收藏起当时的军服军帽，从而无形中使得台湾民众的“日本情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3、执政时期。

10月25日光复节一直是台湾每年必隆重庆祝的节日，迄至李登辉主政之后，对光复节的纪念开始降温，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更开始拒绝使用光复字眼，而改用日本使用的“终战”概念。2000年执政之后，光复节更被彻底取消，事实上，的相关举措，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产生了忘却历史记忆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光复节”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执政的县市每年举办一些活动外，其他地方几乎没什么动静。校园里没有了学生们高唱光复歌曲的声音，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根本不了解；军营里，也听不见“长官”训话，没有人告诉官兵台湾当年是怎样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对日本怀有好感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更繁荣、更进步的生活的向往，如今随着日本的不断强大，以及的推动，部分台湾民众的“日本情结”更显凝重，而当时的殖民地伤痕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三、台湾民众的中国根

17世纪中叶即1624－1662年，荷兰殖民者于1624年南部，西班牙于1626年北部，1642年荷兰人击败了西班牙人，占领了台湾。至郑成功于1662年把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台湾后，台湾已在以基督为主体的欧洲文化的影响下长达39年之久。但是台湾民众对欧洲文化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因此，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之后，荷兰文化的影响便烟消云散了。至今在台湾，已经很难找到荷兰文化的影响，唯有破旧的赤嵌楼屹立在夕阳中，标志着这一段殖民史的结束。17世纪以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的汉民族开始向台湾移民。19世纪末，台湾社会已形成汉民族移民占90％以上的汉族社会。他们把福建、广东故乡的文化、习俗、习惯等带到台湾，成为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时代的台湾民众意识和故乡的意识是相似的，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

但是1895年，日本却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并有计划地对台湾展开了文化同化政策。例如，日本通过开设日本历史课程等做法，向台湾民众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禁止台湾民众祭拜祖先，禁止组织宗亲会，没收台湾民众的族谱；甚至还鼓励日本人移居台湾，与台湾民众通婚等。如今，日式饭馆在台湾随处可见，但它不过是表层文化的东西，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并没有也不太可能触及根本的层面。这是因为大和民族的悲剧性格，这个民族的受难意识很强，也带着浓浓的宿命观念，与台湾族群的悲情文化根本差异之处在于，日本的宿命观是将生命的美感表现在瞬间的光辉上，即日本的国花一樱花飘落时所表现的至善至美，这种悲情本质上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极可能成为裸的暴力，以及不仁道的表现，往往令外人难以理解。但是，台湾吸收日本文化的部分往往是与台湾文化本身存在着共通的地方，或起码不会引起本质冲突之处，如价值观、日常习惯及情感的好恶等方面。而那些与台湾族群文化格格不入的日本精神则被排斥在外。例如：日本人富有自我牺牲的历史主动性精神、对集团极强的忠诚观念、过分热衷与工作而轻视人道等国民性格，在台湾民众的身上都很难找到。

这之后，从1949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这时候，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在美国对台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援助的形势下大举入侵。台湾民众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吸收着欧美的强势文化。一时间，欧风美雨遍及台湾每一个角落，思想界、文学界浩浩荡荡走向西方，到西方寻求济世的途径、人生的答案和审美感受。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在台湾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流程而又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开始陆续回台湾服务。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深受欧美思想浪潮的影响，而社会上也明显接受他们的一些主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而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区域却维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怀疑东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欧美文化在经过70年代的高潮期后，逐渐在台湾退热。

总之，台湾历史上虽然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入侵，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是荷西文化、日本文化还是席卷台湾的欧美文化，都已呈现出退潮之势，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华传统文化都将会深深地扎根在台湾。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或聚族而居，或聚族而迁。台湾居民绝大部分由福建聚族而迁到台湾，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俗，修祖谱、选族长、设族田、办私塾，每年都要举行祭祖活动，联络宗族感情，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对大陆祖先的崇拜祭祀，也延续着两岸的文化血脉。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分分合合，但最终仍能走向统一，不仅因为统一是中国历史长河的主流、发展的必然归宿，还在于它溶铸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面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巨大亲和力和强大凝聚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