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资同平台竞技

十几年来，内资企业一直期待着能与外资企业在税率上平起平坐，公平竞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继续采取内资、外资企业不同税收政策，必将影响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设，两税合一是中国经济制度走向成熟、规范的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中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对外资企业缺乏吸引力，当时面临外汇和技术的“双缺口”，出台了一系列外资优惠政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同内同际经济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逐步取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已成必然。

过河拆桥?

在2010年10月，中同宣布《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后，拥有220家会员的美中贸易全同委员会在次月就发表了新的会员调查报告，像之前发表的几份报告一样，基调几乎充满了担忧。

报告指出，近90％的美同公司虽然承认在中国的盈利状况相当于或高出其全球总体盈利水平，但是它们并没有感觉形势大好，相反，却觉察到中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友善。

在超国民身份被逐渐剥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满和抱怨，关于中同商业气候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10年上半年，英同《金融时报》、美同《华尔街日报》先后以《在华外企怨言增加》、《批评中同政策外企高管更加直言不讳》为题，发表了一些外资企业对于中同投资环境的“抱怨”。

“中同投资环境恶化论”不时被外媒炒作，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项“过河拆桥”政策。

人民网2010年12月1日就此发表评论称，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外资企业在中同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轻易就一本万利了，这是由同内外多方因素造成的，如中同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中同企业科研实力的提升，劳动力水平和素质的提高等。　从根本上讲，外资企业“超同民待遇”的终结是中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更加公平、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由之路。能够为外资企业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的不可能是非常规的“超国民待遇”，而是健康、稳定、可持续增长的中同经济。

尽管税收优惠政策在外商投资决策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对中同投资环境持有异议的主要是小型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小型家族企业反应最为强烈。在它们看来，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投资优惠政策，让小本经营、依赖低廉生产成本的企业难以承受，而新税制对它们更无异于雪上加霜。

事实上，除一些台资、港资、韩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税收更为优惠的东南亚地区，绝大多数企业还是选择继续留在中同，并加大投资。

税务部门曾对一些外同商会和外资企业做过调查，发现外资企业对税收的内外统一能接受，而且认为这是必然的。

一些外资企业表示，对于一同吸引外资来说，税收政策同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投资环境和市场规模。

如果读一下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的年度商业环境白皮书会发现，外资企业对中同投资环境的抱怨越来越大，但并非税收。

据商务部的官员总结，之所以抱怨多是因为外资进入中国的审批手续非常的繁琐和麻烦，相对来说内资就要简单得多；近两年来媒体对外资的负面宣传太多，动辄就说外资垄断，而垄断是企业行为，不是外资垄断。

挑肥拣瘦

我同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构成中，第二产业占81％，其中投向能源、交通、原材料产业的外资仅占20％，大部分资金投向短平快的加工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我同经济发展亟需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由于投资大、回收期长等原因而外商投资数量较少。

另外，我同的政策一直明显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外资流向集中于东南沿海，广大西部中部内陆地区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拉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由于我同有相当一部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分行业、产业、规模、类型，只要凭借其特定的身份就能普遍获得优惠，这些优惠政策弱化了税收政策的结构调节效果。

2010年4月同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同利用外资的指导性文件。它明确提出，将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同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利用外资要优化结构、丰富方式、拓宽渠道、提高质量，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大智力、人才和技术引进工作力度，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借鉴同际先进管理理念、制度、经验，促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相关专家表示，在这样的历史大趋势下，在华外企如果不能打破惯性思维、传统模式，试图施压中同政府继续赋予其“超同民待遇”，还吝啬投入最新技术或进行最新技术的研发，只是单纯将中同视作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加工生产基地，那么其很难适应中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

“我们以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是因为缺乏资金，但是现在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2万亿美元，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政府都缺钱，唯独中国的税收还是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外资的质量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继承说。

从过去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到现在中国努力缩短内外资企业的政策差距可以看出，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正悄然发生变化。前商务部部长说，“我们对外资也要开始挑肥拣瘦了。”

这种挑拣更多体现在各地产业政策的导向上，中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大力支持，合格的外资公司甚至可以在华上市，发行公司债券或开展中期票据业务，但对高污染、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将给予限制。

如今，珠三角等地希望将传统产业转出去，将更多土地、资源腾挪出来，为新一轮的引资留下空间。

外企平静接受

“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税制是国际惯例，也是中国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尽管身边不少外资企业对这一新政表示抱怨，但丹麦工业巨头丹佛斯公司新任中国总裁托马斯却认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曾经得到过很多税收优惠，如今在一个平台上与中国企业平等竞争也是应该的。

目前，中国已经是丹佛斯全球第三大市场。这家专门从事可再生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的欧洲企业，正抓住中国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的市场机遇，在中国加快建设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希望将中国发展成集团全球第一大市场。

“十年前，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是看中这里较低的生产成本，今天进入中国则为了参与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庞大市场需求。”托马斯告诉记者，税负的增加不会影响丹佛斯对中国的投资兴趣。

持有国样观点的还有全球最大环保集团法国成立雅环境集团亚洲区总裁穆桥石。这位在1994年只身来到北京组建成立雅中国公司的总裁在16年问已经将业务拓展到中国30多个城市，员工数量达到25000人。

穆乔石表示，威立雅对中国的投资战略不会因为税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目前成立雅污水处理、国废处理、能源和交通四大支柱业务均已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有信心通过增加投资将中国市场收入占全球份额的比重由目前的2.5％增至10％。”

如果读一下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的年度商业环境白皮书会发现，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越来越大，但并非税收。

据商务部的官员总结，之所以抱怨多是因为外资进入中国的审批手续非常的繁琐和麻烦，相对来说内资就要简单得多；近两年来媒体对外资的负面宣传太多，动辄就说外资垄断，而垄断是企业行为，不是外资垄断。

在外资看来，现在的外资不是“超国民待遇”，而是开始受排挤了。例如美国商会在白皮书中措辞最强烈的是关于政府采购。他们认为，政府采购规定货物工程提供方为“本国企业”，把外资企业挡在了政府采购市场之外。在商务部组织的一次跨国公司座谈会上，众外资企业表达最多的是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对内公平对外亦公平。

重在一碗水端平

在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之后，为应对可能的外资撤离，一些省市出台了应对政策。

“如果地方政府政绩观不改变，对各类企业的变相优惠可能会明无暗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表示，“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吸引外商投资总量的考核――地方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制’。”

为吸引外资，地方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体制内的“税收返还”，则极有可能抵消内外企税制统一的影响。

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利润再投资的，返还再投资利润所征税款的40％”；“外资从事出口业务的，在适用的税收减免期以后，在出口值占总产值70％以上的，减半征税”等。

一位政府官员透露，“目前还有一些地方或给予外资企业进口设备税减免，或不惜通过出台地方政策和官员许诺等，给予外企更为诱人的优惠。”

这种地方上的优惠，并不是直接降低税率，而是在税收完成后由政府财政或地税部门进行“返还”，“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进行，并不违背国家政策，属地方权限。”

对此，田伯平表示，尽管内外企税制统一，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返还”，“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仍可能比内资企业低1／3到1／2左右。”

苏宁电器总裁孙为民认为，外资企业本身有资金实力，又有强势品牌。过去国家实施差异性的税收政策是为了吸引外资，现在中国总体上已经度过了资本短缺的阶段，所以推行税收统一是势在必行。孙为民明确表示，“我们不在乎减税，重在‘一碗水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