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的“天职论”

〔摘要〕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内藤湖南等知识阶层纷纷发表文章探讨日本应尽怎样的天职，这些出自不同思想派系的“天职论”，尽管论述角度及论述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了在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融合、对峙、冲突的复杂纠结中日本如何定位的问题，都将日本行使天职的对象设定为中国及朝鲜等东亚国家。探讨和分析甲午战争前后的“天职论”，不仅能够透析日本当时流行的东洋观、西洋观及对华观等各类问题，同时有助于认识日本知识阶层在明治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甲午战争；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内藤湖南

〔中图分类号〕I3130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98-07

①参见监_正明、w田良文编《明治のことば辞典》，东京：东京堂，1989年，393-394页。据编者统计，在《新令字解》（1868）、《日I必用御布令字引》（1868）、《日I字解》（1869）、《令典熟Z解》（1869）、《童蒙必ihZ斫狻罚1870）、《日II引新令字》（1871）、《新撰字解》（1872）、《布令字弁》（1868-1872）、《谝媸熳值洹罚1874）、《必携熟字集》（1879）等明治时期的各类词典中，对“天职”一词的解释完全相同，都是指“天子的职责”。在《hZ字》（1869）、《hZ苑大成》（1873）等汉语辞典中，解释为“上天授予的职责。”

②具体如下：富幸一郎《日本の天――内村a三》，载《北のk言》2003年8月，13-15页；原洋之介《内村a三の「日本の天》，载《k言者》2003年7月，96-101页；小野泰《内藤湖南と同r代DD日本の天をめぐって》，载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の世界 アジア再生の思想》，东京：河合出版，2001年，106-136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 14DB083）

〔作者简介〕李炜，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8。

19世纪中叶后，西方的近代文明凭借坚船利炮的力量不容分说地涌向了东亚地区，致使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及融合势不可挡地出现在这片原本相对平静的土地上。而日本，作为东亚唯一吸收了西洋文明并由此实现近代化的东洋国家，在东西方文明的框架中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感自身特殊性的日本知识阶层，开始热衷于谈论日本在东亚乃至在整个世界应该担负何种使命的问题，“日本的天职”也随之成为他们谈论政事时的流行语之一。“天职”一词，在明治时期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专指天子君王的职责；二是指上天赋予的职责。①而所谓“日本的天职”，意思就是指上天赋予日本的职责。

甲午战争前后，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下，福泽谕吉、三宅雪岭、陆羯南、内村鉴三、大隈重信、竹越与三郎、田冈岭云、浅水又次郎、内藤湖南、德富苏峰等人都曾在各自的文章中或简或繁地论述过日本的天职问题。这些出自不同思想派系的“天职论”，尽管论述角度及论述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了在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融合、对峙、冲突的复杂纠结中日本如何定位的问题，同时都将日本行使天职的对象设定为中国及朝鲜等东亚国家。因此，探讨和分析日本知识阶层的“天职论”，能从一个侧面透析当时日本流行的东洋观、西洋观及对华观等各类问题。然而，中日学界对“天职论”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目前为止日本学者仅有三篇相关论文②，中国学者，除了钱婉约曾在相关论著钱婉约曾在1999年3月2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近代日本的“天职说”与中国》一文，之后在专著《内藤湖南研究》中涉及到内藤湖南的“天职说”。中有所涉及外，尚少有人关注。在本文中，笔者将围绕具有代表性的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内藤湖南等三人的“天职论”展开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当时的知识阶层在明治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一、福泽谕吉的天职论：文明外衣下的侵略论

福泽谕吉（1835-1901）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始终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在他留下的长达20余卷的《福泽谕吉全集》中，内容涉及到了文化教育、风俗典章、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对普通日本国民的思想、对社会舆论乃至对政府的决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井上毅就曾这样形容过福泽谕吉的影响力：“福泽谕吉的书一出，天下少年靡然想从，撼其胸膛、浸其肺腑。”转引自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235页。

据笔者视野所及，福泽谕吉是在1894年7月7日发表的《不可将世界共有物据为私有》中首次提到日本的天职。在此文中，福泽先是提出了“世界万物皆为公有”的谬论，主张地球上的一切资源物品都是人类的共有物，“尽管现在分为了东洋与西洋，并在两洋中划清了各国的国界，形成了私有并互不相犯的态势，但这只是为了便于保护生活在各国的国民之安全，在共有物的共享方面不允许有丝毫的私情。”〔1〕本论文中的日文引文，除非特别说明，皆由笔者自译。随后福泽指出，朝鲜推行的锁国制度就是将世界共有物据为己有，是在暴殄天物，是在妨碍人类的幸福及文明的进步，标榜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绝非镇压弱国吞并领土，只是依靠兵力督促朝鲜实现真正的开国，是“为了人类之幸福，为了文明之进步所履行的最合理的天职。”〔2〕紧接着，福泽又将论述的重心从朝鲜转移到中国，认为中国的国土及人口为日本的十倍，贸易额却与日本不相上下，福泽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那个老大国也与朝鲜相同，以锁国自保，将世界之共有物据为己有……因此，为了世界的正理公道必须对其加以处分。”〔3〕

在1894年7月12日发表的《朝鲜之改革无法与支那人共同为之》中，福泽谕吉又提到了日本的天职。此文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中国政府拒绝与日本一同改革朝鲜。二、日本希望独立对朝鲜进行改革，中国的拒绝对日本来说是一大幸事。三、因腐败的中国正忙于自身的改革，无暇参与朝鲜的文明事业。福泽在文章中宣称，只有日本才能够帮助朝鲜实现改革，因为日本是“心中无一点私心并以推进文明为天职的先进国家。”〔4〕最后福泽得出结论，“日本人以朝鲜改革为己任，可以独自履行作为文明先进者的天职，此乃日本人之责任。”〔5〕在1894年8月1日发表的《满清政府的灭亡不再遥远》中，福泽谕吉再次强调对朝鲜改革是“为了履行日本的天职，为了推广世界共通的文明主义。”〔6〕

透过上述列举的引文可以发现，福泽的“天职论”实际是其“文明论”的延伸，他反复强调日本的天职是由世界文明大势所赋予，日本履行天职的目的是为了文明的进步，是为了推广世界共通的文明主义。那么，福泽总是挂在嘴边的“文明”究竟为何物？

如果单从表层含义来看，福泽谕吉所说的文明主要指西方文明，就像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指出的，要以西方国家为自国文明化的目标、为讨论自国文明化的基准点。参见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25页。由于日本是当时唯一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亚洲国家，因此有责任将先进的西方文明推广到落后的东方，以警醒守旧的中、朝等亚洲国家并促使其进步，并以此作为上天赋予日本的职责。

而从深层含义来看，福泽谕吉所说的文明实际就是弱肉强食的侵略法则。他曾在1883年发表的《外交论》中对文明进行过新的界定，认为“世界各国相互对峙，如同禽兽间的弱肉强食，食者为文明国，被食者为非文明国。”〔7〕他强烈主张日本应该加入食者的行列，与文明国一起寻求猎物，不要与中国朝鲜等数千年来固守陈规的古国为伍而导致被文明国所食。正如竹内好在《亚细亚主义的展望》一文中所说，“福泽谕吉确实是文明的信奉者，然而，他所信奉的文明并不是当时流行的欧化，当然也不是鹿鸣馆的西式舞会，他心中的文明实质就是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并认为除此之外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8〕换言之，福泽谕吉高调提倡的“文明论”背后，实则隐藏着他野心勃勃的“侵略论”。

事实上，早在1880年代，福泽谕吉的侵略理论就已相当成熟，如在1882年8月25日发表的《日支韩三国关系》中，他曾放言中国“那东洋老大朽木将被一击而败。”〔9〕1882年11月出版的《兵论》中更是明确提出，“如果中国因不能自立而最终落入诸外国人之手，那么我日本国岂能袖手旁观？我们也只能奋起逐鹿中原。”〔10〕1884年12月27日的《如果开战必有胜算》一文中，福泽声称中日开战关系到日本的存亡兴废，如果战争取胜，“我日本的国威不仅能在东洋大放光芒，还能让相隔万里的欧美各国产生敬畏……永远被敬畏为东方之盟主。”〔11〕1885年3月16日的《脱亚论》中更是明确提出：“决不能因支那、朝鲜是我国邻邦而心慈手软，应仿效西洋人的方式对其处置。”〔12〕不过，由于受当时日本国力的限制及国际局势的影响，福泽谕吉的上述“宏伟构图”一直没有落实到现实层面上。

①参见《内村鉴三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 243-254页。

甲午战争的爆发终于使福泽谕吉谋划多年的侵略构想迎来了实现机会，于是他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在不断为战争摇旗呐喊的同时，还为侵略战争罩上了一层层“文明”及“天职”的亮丽光环。例如在战争刚爆发不久的7月29日，福泽谕吉发表《乃文野之战》一文，将甲午战争定位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标榜“在日本人的眼里，既无支那人也无支那，世界文明的进步乃唯一之目的，凡是妨碍或反对此目的者，一律都要打倒。”〔13〕并大言不惭地说，“如若支那人能从此次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能由此领悟到文明力量之可畏，并因此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彻底清除而迎来文明之日的新曙光，即便多少承受一些损失，对支那人来说也是值得的。”〔14〕在1894年8月5日发表的《可直击北京城》的文章中，福泽谕吉更是大放狂言，“如若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要让四亿民众沐浴日新之曙光，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府北京，扼其咽喉，使其立刻降服于文明之师面前。此非好战，而是世界文明之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15〕1894年12月末，见中国失败已基本定局，福泽又进一步提出，“要发掘数千年来人类之手尚未触及的中国内地的富饶资源，并将之加工制造为成品，以此改变世界之商情，这是我们日本国人之天职。”〔16〕由此看来，在福泽的笔下，向中国挑起战争、侵占中国领土、霸占中国资源等一系列行为，全都被归结为“上天赋予日本的职责”。

福泽谕吉并没有像内村鉴三、内藤湖南那样专门著文论述“日本的天职”，但透过他分散在多篇文章中的相关言论，可以将其“天职论”的特点总结如下：首先，福泽的“天职论”是他建立在“西方一元论文明史观”基础之上的“文明论”的延伸，在其概念中，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世界共通的文明”，是至高无上的判断标准，完全否认了东方文明存在的价值及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其次，福泽将日本履行天职的对象设定为中国及朝鲜，因为按照他大力鼓吹的所谓“文明论”的标准，中国和朝鲜是守旧的代表，是阻碍文明发展的障碍，必须要由日本出面对其进行改革。再次，福泽多次强调战争只是日本行使天职的手段，这样就为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罩上了“天职”的光环，从而起到掩盖侵略本质的作用。

综上所述，福泽谕吉的“天职论”，实质上就是文明外衣下的侵略论，而作为明治时期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这种“天职论”，在现实中无疑起到了政治家都无法替代的“侵略启蒙”作用。

二、内村鉴三的天职论：日本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交融

内村鉴三（1861-1930）生于江户武士家庭，幼年受武士道和儒学思想熏陶，1877年进入札幌农学校后受到该校虔诚而热烈的基督教精神感染，1878年接受洗礼，后于1884-1888年赴美国深造，回国后曾任第一高等中学校讲师、《万朝报》记者等职。内村鉴三主张无教会主义，提倡只信仰圣经而不应从属特定教派或神学，留下了《基督信徒的慰藉》《求安录》《我如何成为基督信徒》《圣书之研究》《地人论》等著作。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内村鉴三是第一位多角度对日本天职进行“学术论证”的知识人。他最初论述日本天职的文章是用英文撰写而成，以JAPANS FUTURE AS CONCEIVED BY A JAPANESE.〔JAPAN：ITS MISSION〕①为题发表在1892年2月5日的《日本每日邮报》（The Japan Daily Mail）上。1892年4月15日，内村鉴三将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发表在《六合杂志》上，题目为《日本国之天职》。

在《日本国之天职》中，内村从地理学上的位置及形状、日本民族的特征、历史上的征兆等三个方面对日本的天职进行了论述。首先在地理学方面，内村将日本比作太平洋中的英国，认为日本具有不受外敌侵害、能促进国民团结精神等地理优势，且因恰好位于东洋与西洋之间，是基督教的美国与佛教的亚细亚之间的媒介者。其次，在日本民族的特性上，内村认为“在受外来事物影响，吸收他国文明方面，没有国民能比得上日本人。在东洋国民中只有日本人了解欧美文明，在文明国民中只有日本人拥有东洋的思想。”〔17〕在历史的征兆方面，内村主张自古以来文明一直自东向西推进，与地球运转的方向正相反。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论述，内村得出结论，日本的天职是“作为东西两岸的调和者，将擅长器械的欧美介绍给重理想的亚细亚，凭借进取型的西洋来开化保守型的东洋。”〔18〕最后自豪地说，“在我们日本制造出的新文明，对于改良欧美的旧文明也将发挥显著的功力。我旭日帝国，将自身光芒洒遍东西，反射到东方的欧美，照耀着西方的亚细亚，实现日本之天职。”〔19〕

内村鉴三于1894年5月发表的《地理学考》（后改名《地人论》）中，更为详尽地从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日本的天职，强调“日本位于美洲与亚洲之间，其天职无疑是这两大陆位于太平洋上的锁链。”〔20〕同时，内村认为“强大”才是日本能够发挥天职的前提，“日本国的天职如何？地理学会如下回答，即东西两洋间的媒介者……这是希腊国的天职，是英国的天职，正因为她强大，才能充分履行这一天职。”〔21〕

通过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内村鉴三的理论框架中，西洋文明与东洋文明属于相互对立的两端，西洋的基督教对东洋的佛教；西洋的“进取”对东洋的“保守”；西洋的“重实学”对东洋的“重理想”……而日本，则吸收融汇了西洋与东洋双方的精华并形成了更高级的“日本文明”，这一文明进而将照耀东洋与西洋。尽管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日本的天职是“东西两洋间的媒介”，日本作为连接东洋与西洋的桥梁，拥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职责与能力。但从文明论的角度说，日本则是世界最高级文明的缔造者。这与福泽谕吉主张的“西洋日本东洋”的呈单向流动的文明论不同，内村鉴三的文明论分为了两步，首先是“西洋日本东洋”，其次是“西洋日本东洋”。由此看来，内村“天职论”的核心部分建立在“优越的日本文明史观”之上，这与他成为基督教徒之前所持有的“日本是宇宙之中心，是世界仰慕之对象”〔22〕的思想一脉相承。

①②参见《内村鉴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 38-48页，104-112页。

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内村鉴三对战争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并认为这是为了行使日本的天职。1894年7月27日，内村在《国民新闻》上发表《从世界历史来论日支关系》，将中日两国的关系比作代表新文明的小国与代表旧文明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举出小希腊与大波斯、小罗马与迦太基、小英国与大西班牙的例子，意图说明在人类的进步史上具有此等关系的两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和平，这是因为“旧的大而欺辱新的，小的新而蔑视大的，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正流逆流的相接之处，如果希望和平则违反宇宙之根本，违背历史之趋势。”〔23〕内村的这一逻辑，可以说为甲午战争爆发的“不可避免性”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从而人为地抹杀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主动性”。在这种理论的支撑下，内村认为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并非为了日本的私欲，而是“为了我等的天职，为了发扬我等的潜在势力，为了意识到我等的真正价值，为了拯救邻邦的五亿万生灵，为了将新文明遍布整个东洋。”〔24〕故而他将甲午战争定义为“义战”，并于1894年8月11日在《日本邮报周刊》（The Japan Weekly Mail）上发表文章①，后翻译成日文，以《之义》为题发表在《国民之友》234号上。在此文中，内村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概括了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为了促使中国觉醒；二、为了实现日本的天职；三、为了促使中国与日本合作共谋东洋改革。②

然而，随着甲午战争局势的进展，日本的实际表现逐渐让内村意识到此次战争并非“文明”对“野蛮”的义战，而是反基督教的，是为了谋求日本私利妄图获取战利品的战争，这让他的“日本天职”概念严重受挫。〔25〕在1894年10月3日发表的《的目的何在》一文中，内村表示了对战争目的的怀疑，并专门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的兴衰与东洋的安危密切相关，东洋如若想作为东洋而独步世界，中国之独立与日本之独立同等必要。”〔26〕不仅如此，内村还严厉批评了福泽谕吉等人的相关侵略言论，“喂，评论家，我等认为，如果你总挂在嘴边的‘日本乃君子国’并非你的真实信念，只是为了粉饰对外攻击时的言语而临时想出的措辞，希望你不要开口。”〔27〕内村在1895年5月22日寄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正义之战’已经演变成了盗贼之战，将此次战争称为‘义’的预言者，现在深感羞耻。”〔28〕正如野村浩一所评价的，内村鉴三是近代日本著名的绝对非战论者，同时又是将“日本之天职”与非战论紧密结合起来并深刻思考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29〕

1896年9月10日，内村鉴三在《世界之日本》4号上发表《世界的日本》，先是提醒日本人不要忘记“日本属于世界，并非世界属于日本”〔30〕的道理，随后强调“世界的日本要意识到自身的天职”。〔31〕他认为日本虽然是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日本对世界背负着重大的责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仗日本，没有日本世界将无法达到发展及文明开化的领域，因为“介于东西两洋之间，引入西洋，保护东洋，缓和前者之粗暴，解除后者之迷惑，实现二者之融合，能够做到这些的，除了日本别无他者。”〔32〕不过，内村同时指出，如果只为日本谋私利，只会招致对日本的不利，只有为世界谋利为世界做出贡献，日本方能获得实际利益。

与福泽谕吉名为推广文明实为侵略扩张的天职论不同，内村鉴三的“天职论”具有向世界推广文明与进步的积极一面，并充分体现了日本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他身上的交融。一方面，内村认为日本是世界强国，整个世界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日本，只有日本才能担负起推广和平及文明的重担。另一方面，源于基督教式的博爱胸怀，内村同时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如他墓碑上的英文碑文“我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一样，他主张所谓真正的强国，应该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努力，应该向全世界贡献更多的伟大真理、宏伟思想及宏大事业。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内村的“天职论”与日本实际选择的道路相差太远，他最终也成为了“完全被忽视了的少数派”。〔33〕

三、内藤湖南的天职论：日本文明中心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早年在大阪、东京等地的主要报纸、杂志担任撰稿人，因其富有气势且酣畅淋漓的文笔及对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日本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1907年，仅毕业于师范学校中等师范科的内藤湖南，进入京都大学担当起了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著名的京都学派，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乃至对日本政府对华的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

①三宅雪岭主张国粹主义，曾在1890年11月25日的《日本人》上发表《日本的朝鲜政略》一文，其中写道：“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适当处理。日本人与亚洲事务紧密相连，这源于日本人的天职。”

②认为中日为唇齿之邦，为了保卫东亚和平两国应该齐心协力来抵御西方列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朝鲜士寇误传消息所致，纯属偶然。

③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认为“大日本之建立必为不可已之势”，丰臣秀吉当年要侵占中国并奉天子于燕京的“雄图”到了应该实行的时候。

早在1890年12月，内藤湖南就曾在文章中涉及到日本的天职问题。当时他在《日本人》63号上发表了《亚细亚大陆的探险》一文，其中写道：“亚洲内的事务由亚洲人支配，欧洲内的事务由欧洲人处理，这才是真正的各尽天职。……五亿万的黄色人种皆困醉倦卧……唯有我日本才有觉醒之感，日本的天职愈来愈重，愈来愈大。”〔34〕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初步体现了内藤湖南“天职论”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亚洲一体对抗欧洲的意识；二是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思想。当时内藤正担任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的编辑及撰稿工作，在思想上深受三宅雪岭等人的影响。①

甲午战争爆发不久的1894年8月25日，内藤在《二十六世纪》第7号上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日本天职的文章，题为《所谓日本的天职》。在文章最初，内藤先是对当时流行的围绕甲午战争的两种“战争论”――“偶然论”②与“征服论”③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两种论调皆不可取。而与之相比，最能让内藤接受的就是天职论，“我们和清国出于意外而竟发展成严重对抗的这次事件，有人认为我们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天命，需要尽我们的天职。我以为此论最善。”〔35〕

不过，内藤对当时流行的几种“天职论”并不能完全赞同，他在文章中写道，“所谓天职，说起来也不容易。轻薄的人动不动就讲：‘中国在世界上，是守旧的代表，而日本和中国相邻，是东亚进步的先鞭。两国的冲突，乃守旧、进步两大主义的冲突。我们应该唤醒四亿百姓，引领他们走向进步。这是我们的天职。’他们所谓的进步，就是指达到和近代西洋形似的文明。”〔36〕可见，内藤对福泽谕吉等人主张的“非西洋文明即非文明”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他并不同意中国守旧的说法，认为“如果变化递移就是西方人所谓进步的话，中国未尝没有进步。”〔37〕另一方面，内藤还感觉“中国引进西洋文明一定需要日本介绍的论调”过于奇怪，因为“中国和西方的交通，本来就比我国要早。利马窦来后，天主教的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即便现在的中国，也派遣了生员去西洋留学。为什么会有认为他们必须通过我国的介绍学习西方这样的迂谬之论呢？”〔38〕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内村鉴三等人主张日本应该作为东洋与西洋的媒介去改变中国的“天职论”，内藤同样无法赞同。

在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战争论”及“天职论”进行了多角度批判后，内藤湖南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方文明，把它传给中国，使它在东亚弘扬的天职；也不是保护中国的旧物卖给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我们因为国在东亚，又因为东亚各国以中国为最大，我们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重要对象。”〔39〕

与福泽谕吉、内村鉴三等人的主张相比，内藤湖南的“天职论”具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在内藤关于日本天职的理论框架中，西洋文明被完全剔除了出去，既不是拿西洋文明的武器去促进守旧的东洋实现开化，也不是作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概言之，就是不再将日本文明放置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中加以评价定位，日本文明实现了完全的独立，究竟归属于东洋还是西洋已不再是内藤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日本文明将成为新的世界文明之中心。其次，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内藤承认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的价值及能力，强调中国的历史及文化并非处于停滞状态，并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思索日本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当时蔑华思潮盛行的环境下，能够如此评价中国文化实属难得。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内藤的这些认识，实际上也为“中国要想进步不能靠西方而是要靠日本”的主张做好了铺垫。

在《所谓日本的天职》中，内藤只是提出了他的“日本天职”概念，并没有详细加以论证。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极大刺激了内藤的民族情绪，1894年11月，内藤又发表了《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从“学术角度”逻辑严密地论证了为什么日本才有资格行使天职。在此文中，内藤湖南第一句就写道：“日本将被委以重任，有识之士早已清楚。”〔40〕随后从诗词、物语、小说戏曲、美术、陶瓷等各个角度论述了日本两千年文化的变迁，认为凡是所谓文明开化社会该有的日本都应有尽有。内藤用人的脾胃强弱来比喻国家的盛衰，批判中国由于过度沉浸在自己成就的物质文明中，对于其他异种文明采取排斥态度，最终导致了咀嚼能力下降及偏食的后果。而欧洲与中国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同样各自固守陈规难以互通有无。只有日本不同，不仅兼收了中华文明与欧美文化的精髓，而且凭借国粹主义的出现防止了滋养过度，故而日本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脾胃健壮”的国家。 内藤在文中骄傲地说：“我日本之威力将如日中天，南起于原田孙七郎、山田仁佐卫门的出使之地，北至间宫林藏跋涉之处，及至西丰公宏图中的大陆，蒙受我日本之教化，应在十年之内。实现东方新的繁荣，以此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中心，难道不是易如反掌吗？”〔41〕

对于内藤湖南的“天职论”，小野泰在《内藤湖南与同时代――围绕日本的天职论》中给出了正面评价，认为内藤思想的首要特色是坤舆（世界）文明论，第二个特色是“高度评价了坤舆文明之内的东方文明以及作为其中心的中国学术、文化。”第三个特色是“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并非停滞，而是发展的。”参见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等译，西安：三泰出版社，2005年， 102-103页。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并不能完全赞同。首先，笔者认为内藤思想的首要特色并非坤舆文明论，而是日本文明中心论。内藤通过《地势臆说》《日本的天职和学者》等多篇文章的反复论证，就想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文明无疑将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次，内藤确实高度评价了东方文明，但小野泰在论文中并未指出，内藤为实现东方新文明设定了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蒙受日本之教化”。最后，内藤湖南的确重视中国文化，否认中国文化的停滞性，而且特别强调日本履行天职“必须以中国为重要对象”。但正如钱婉约在著作中批判的，中国在内藤的概念中并不是一个拥有与国民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曾经产生过“中国文化”的承载体，并且可以随意任日本来尽其天职，来干预、支配中国。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2页。

综上所述，内藤湖南在论述“日本天职”之时，充分发挥了学者的优势，在每篇文章中都是旁征博引，举古论今，充满了浓浓的学术色彩。然而，从现实效果看，他的“天职论”同样为明治政府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结论

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内藤湖南等人都是终生在野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日本应该担负的“天职”。尽管三人在对待西洋文明与东洋文明的态度上存在众多分歧，但他们都信奉日本文明在亚洲的中心地位，都认为日本文明远远优于亚洲的其他文明。这种基于日本民族优越论的文明观，可以说构成了近代日本知识阶层对日本文明和亚洲其他文明定位的共同倾向。

由于福泽谕吉等人不约而同地将“为了履行日本的天职”作为甲午战争爆发的理由，这样便为这场战争罩上了“上天所赋职责”的亮丽光环，起到了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性质模糊化、暧昧化、正当化的作用。因此，甲午战争前后报章杂志上频繁出现的“天职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误导了当时日本读者对形势的判断，还会使许多日本人误认为对外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是为了向这些“野蛮”地区传播文明，是为了“拯救”这些国家，而这项伟大的工作是上天赋予的天职。换言之，普通日本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进了罩着“天职”、“文明”等各类光环的侵略思想与扩张意识，而这些全民意识与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相辅相成，并最终将日本拉向了对外扩张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所主张的各类“天职论”，在促进日本向东亚进行扩张侵略及文化殖民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思想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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