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妻自杀”是社会救助的伤疤

家住武汉市汉南区的七旬老人汪卫国因疾病落下三级伤残，平时由妻子叶爱珍照料生活。可今年春天，叶爱珍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并转移。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他艰难地将妻子一步步挪到江边，推进了江里……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汪卫国有期徒刑4年。

仅就目前来看，安乐死实在还只是一件“奢侈品”——虽然不少家境贫寒的重症患者有此意愿，但却很少能得偿所愿。分析这起案例的时候，很多法学界人士提出，“一些人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十分欠缺，普法工作仍任重而道远。”那么，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起案件——如果汪卫国的法律意识并不欠缺，会怎样？毫无疑问，叶爱珍将继续无止境忍受病痛的折磨，汪卫国仍将继续背负生活的重担，这难道就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下，临终关怀对有钱人来说也未必是能享受到的“奢侈品”，更何况诸多得不到医疗保障而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患者。基于这样的前提，安乐死合法化在国内屡屡碰壁其实不难理解——人们不仅担心患者的生命尊严无从体现，更有理由担心患者的家属会逃避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但太多类似的悲剧告诉我们，当那些正在承受不幸的人打定主意要逃避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

其实，多数提出安乐死的患者都和叶爱珍有着相同的心理——他们并不是向往死亡，只是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格外担心失去活着的尊严。而如果能改善他们的现实处境，重建其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事态的发展并非没有改变的可能。反之，如果医疗保障以及社会救助体系不能真正得以完善，谁又能保证类似的悲剧不会继续上演？与其争论能否“安乐死”，不如探讨怎样“安乐活”，反而更有现实意义。

叶爱珍老人之死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话题之沉重不在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而在于这些身处困境的重症患者能否讨回做人的尊严？一种制度的欠缺往往会以另一种制度的失守来作为代价，面对由此酿就的悲剧，真正的受害者究竟是逝者还是生者？

（摘自《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