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被的女性

摘要　《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娜塔莎对外表美孜孜追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自觉地以男权观念为准绳，历来备受人们的称赞，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完美的贤妻良母形象。然而，在女权主义理论的观照下，娜塔莎并非像传统评论所认为的那样完美。相反，其肉体被人为制造，其精神被刻意塑造，她只不过是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均被过的躯体而已，是一个丧失自我和个性的、缺乏灵魂的木偶。

关键词　娜塔莎　女权理论 贤妻良母　被的女性　父权社会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对于娜塔莎，研究者基本上认为，她是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是女性美的化身。如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等均持此观点。但是，在女性主义形象批评普遍兴起的语境中，笔者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娜塔莎，试图揭示出长久以来被笼罩在“贤妻良母”、“完美女性”这一神圣光环之下的娜塔莎的真实面目。

一、肉体上的人为制造

在《战争与和平》中，当娜塔莎第一次出现时，还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客厅一片安静的时候，“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跑进来……显然，她是跑滑了脚，无意中冲得这么远。”这个小姑娘“很活泼”，她就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娜塔莎。这时的娜塔莎身上显现着快乐、活泼、天真、纯洁的天性，激荡着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和青春的激情。正是这种活力，使我们看到了在伯爵家的花房里，发生在年幼的娜塔莎和鲍里斯之间极富浪漫情趣、而又天真无邪的青春萌动：我们也看到了在安德烈留宿罗斯托夫伯爵家的那个春意盎然的月夜，在娜塔莎身上时时洋溢着的“勃勃的生气与美丽”：我们还看到了在和阿纳托利预谋“私奔”的过程中，娜塔莎的兴奋、激动、紧张焦躁与惴惴不安。即就是后来，在曾经的至爱安德烈公爵死后不久、偶遇皮埃尔时，娜塔莎依然活力四射、魅力无限。可以说，在少女时期的娜塔莎身上时刻都激荡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并不时地表现出花季少女沁人心脾的青春美。

但是，这并没有中止娜塔莎对外表美的孜孜追求。在娜塔莎参加一场舞会的当天：“早晨八点她就起床，整天都处在忙乱的狂热状态中”，“她全部精力都用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要……打扮得再好不过。”为此，穿什么裙衫、衬裙、纱裙，梳什么发型，戴什么胸花，打什么样花结等等，都要经过慎重考虑，“脚、手、脖子、耳朵，都已经按照舞会的要求特别仔细地”处理过，另外，还有几个女仆在她衣服上用“大头针吱吱作响地别进”这样那样的东西，这种狂热状况从大清早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一刻。这哪儿是化妆，简直是对人的折磨!

其实，娜塔莎的这种心态古已有之。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使得女性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女性的身体必须符合男性的审美观，否则就是不美的。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女性越来越过分地注重外表，苛刻地对待肉体，以使之与男性的审美观相吻合。1970年，女权主义者格丽尔在其《被的女性》__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形象的卑视症”。格丽尔认为，这是男权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因为，“女性往往被教导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体格形象”，而女性将这种理想的体格形象和自己的身体加以比较，加上男性们对女性身体的态度的褒贬，就会使得女性逐渐地使自己的身体向男性的审美观靠拢。于是，人们发现，女性对身体的修饰，“反映了女子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不满，她们有一种热望要改变自己的自然特征。”三十年后，格丽尔再次指出：“科学家把这种不正常的过度关心外貌中自认的缺陷现象称为身体畸形恐惧症”。作者认为，正是男性文化的过度渲染，才使得“女人觉得她们身体的某些部分或整个身体有缺陷，应该加工，甚至动手术进行改造。”

可以说，在男权社会中，围绕着女性身体进行的是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战斗，而且，这种战斗存在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种类之繁多、手法之残酷不能不令人惊愕。在武斌所著的《美丽的战争――关于身体美学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作者坦言，在男权社会中，女人们在努力地“遮掩自身形体的不美的方面，修剪和改善自己的形体，使它达到人们的审美的需要”。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女性受到了男权文化明显的影响。基于此，作者认为：“人们以文化的名义对人的身体进行着热烈的修剪和装饰。以期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

这就说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过分关注外在美，对身体进行修剪的潜在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身体符合男性的审美需求。对此，格丽尔也指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必须按照男性的要求、爱好生长……男人们所赞美的一些生理优点。如羞涩、丰腴、倦慵、娇弱只表现其‘被’的特性”。

娜塔莎就是一个被的对象。娜塔莎的身材“非常苗条”，“脖颈和手臂瘦削”，腰肢是“纤细”的，肩膀是“瘦削的”，脚板是“瘦长的”，而表情多是“特别柔顺，特别温情”的。按上述描述，我们能想象到的只是一个弱不禁风，削瘦不堪的小姑娘，但她之所以被认定为美，是因为她的身体特征符合了当时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审美需求。同时，象其他女性一样，娜塔莎也希望通过自己身体的外在美吸引并取悦男性。在娜塔莎做了一整天狂热而忙碌的准备工作然后去参加的舞会上，一开始她没有引起男性们的注意，这使得她“难过得直想哭”：而当安德烈公爵对她的美予以承认时，娜塔莎原来“那副绝望的、屏息不动的面孔”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露出欣慰、感激的笑容。这仅仅是因为，娜塔莎感觉到舞会前十多个小时的忙乱终于没有白费，并逐渐地得到男性贵族的认可。此后不久，娜塔莎去剧院，再次体验到了因自己的美丽引起男性注意而产生的喜悦：“一种她久未体验到的感觉――无数双眼睛投向他那的手臂和脖颈的感觉”紧紧抓住了她，使她欣喜若狂。正是在男性追求女性的美貌、女性以外在美吸引并取悦男性的环境当中，娜塔莎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在歌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感觉到“她完全被她置身其间的那个环境所征服了。”

可见，在娜塔莎身上，男权文化对她的在一步步地进行，这在娜塔莎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也反映了出来。追求爱情，这是人的天性，但问题在于，当众男性因娜塔莎的美丽而对她竞相追求时，她却毫无例外地将她的身心全部奉献了出来，完全丧失了自我的独立。在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正式相识的舞会上。安德烈公爵非常欣赏她“纤细灵活的腰肢”和“翩翩的舞姿”，并因此向娜塔莎求婚。而娜塔莎的想法却是：“难道这个陌生人现在真的成为我的一切了?……是的，一切”。在与阿纳托利“私奔”的插曲中也一样。阿纳托利在偶遇娜塔莎之后，就为娜塔莎外在的美所倾倒，必欲得到她的身体而后快。而娜塔莎却说：“我刚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隶……是的。奴隶!”在这几次爱情 选择中，娜塔莎都毫不例外地奉献出了自己，并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这决定了，不管娜塔莎嫁给上述哪位男性，在以后的生活中，她都将处于不幸的地位。因为这艘满载着娜塔莎幸福与希望的爱情之舟，在刚刚起锚的时候，就已经严重地偏离了正确的航道，驶上了一条遍布暗礁的不归之路。

尽管如此，但总体说来，这时的娜塔莎，由于其年纪尚幼，受到男权社会的各种文化、观念等的熏染较少，因而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一定的鲜活的青春活力，基本上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在社会、文化对娜塔莎完成了肉体、精神的之后，她成了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原来精神生活出类拔萃、独立自由的娜塔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觉地处于依附和被支配地位的、没有灵魂的、被的女性――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别祖霍夫伯爵夫人。

二、精神上的刻意塑造

格丽尔指出：“女子是作为男子的享受和支配的对象来被认识的。”在严格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之中。在这里，“女性的传统观念永远是女子气的……她的价值是在别人身上激起需要时才得到证明，她必须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她的存在。”因此，在严格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要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以其外在美来吸引和取悦男性，而这就必然要求女性只能作为漂亮的花瓶或男性的私有财产而存在。于是，在男权社会中，“人们期待她们是‘女人味儿的’，也就是说微笑的、亲切的、殷勤的、服从的、谨慎的、克制的，甚至是平凡的……对别人的依赖关系倾向于变成她们存在的组成部分。”即女性应具有“女性特征”，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到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精神。这种富有“女性特征”的理想女性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灵魂的塑造过程”。正是这种男权制文化的教育和实践，逐渐产生了为男权社会所接受、也为生活于其中的女性所追求，同时其人为制造的肉体为男性所欣赏，其思想、行为自觉地以男权文化和观念为准则的“完美的”、“理想的”女性形象，至此，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塑造才最终完成。

毫无疑问。上述状况的产生是男权社会和文化作用的结果。格丽尔认为，两性在生命之初并无明显的区别，“任何方法都不能证明她们一开始就比构成男性天才的原料低一等。”同时，“生命活力是驱动一切人的力量”，而男权社会却扼杀了女性的生命活：力，因此，是社会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毁坏了妇女的形象。在男权文化语境中，女子从小就被教导要温柔可爱。驯服而知礼节，于是，逐渐地形成娇弱、被动、依附的性格特点。年龄稍长，男权文化又教育她要做贤妻良母，要相夫教子。“奉献，而非获取，才是她的荣耀”……这种观念的影响。加之妇女们的社会经历、亲身体验。使得妇女们只知道自己“天生”就是贤妻良母，生来就应该无私奉献、甘愿牺牲。但实际上。“她们牺牲的是从未得到的东西：自我”。正是在此过程中，男性把自己的审美标准告知女性，使女性的肉体合乎男性审美观、而不合乎进化规律地畸形生长；同时，把男性观念传输给女性，使女性精神合乎男性需要，而不合乎自由、独立天性地被加以塑造、定性。于是，女性的独立性和自我丧失了，女性的人格被扭曲了。女性的生命活力被剥夺了。这样，社会文化不断地塑造着温柔娇弱的女性偶像，“而她只不过是一个缺乏灵魂的木偶”。而且，“这种‘偶像’越是完美。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和效仿，妇女在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也就越是深重”。换言之，这种“偶像”的形成，有赖于对女性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

上述情况在后期的娜塔莎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婚后的娜塔莎彻底接受了妇女应做贤妻良母、要牺牲、讲奉献等男性文化教条，并忠实地执行着它。以至于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娜塔莎已与少女时期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相去甚远。简直判若两人!以前的她，热衷于交际：但现在，“年轻的别祖霍夫伯爵夫人很少在交际场中露面”，甚至已“不喜欢交际”了。结婚之后，娜塔莎并未将自己置于和皮埃尔平等的地位，她经常怀疑象皮埃尔“这么一个重要的，对社会有用的人，难道也能同时做我的丈夫吗?”正是为了留住丈夫，“娜塔莎在家里甘当丈夫的奴仆”，凡事都依丈夫的意见，而且，“她能准确地揣摩皮埃尔的意图，一旦猜透，她就坚决照办”：同时，娜塔莎“接二连三地怀孕，生孩子，喂奶，时时刻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可以说，“她一开始就将自己整个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了。现在，“娜塔莎所专心致志的，就是她的家庭，也就是她的丈夫……还有孩子们，她要养育他们。”这种贤妻良母的天职在娜塔莎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近乎完美。于是，在娜塔莎结婚七年之后。“她脸上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赋予她魅力的熊熊燃烧的青春活力了。现在只能看到她的躯体，再也看不到她的灵魂了……昔日的热情现在也很少燃烧了。”这种结局正如格丽尔所言，在男权社会中，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偶像是对妇女进行肉体和灵魂塑造的产物，这一过程的基本特点“是对女子‘生命活力’的压抑和扭曲……这个女性偶像越伟大，灵魂的价值就越小”，她身上的生命活力就越少。最终，虽然娜塔莎“修得正果”，成为男权文化下“完美”的女性，受到人们普遍的欣赏和赞誉，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肉体被人为制造，其精神被刻意塑造。现在，娜塔莎除了获得一个男权社会奖赏给她的贤妻良母的封号之外，在她身上已经不再有任何真正属于她自己或她的生命本身的东西了。

类似娜塔莎的这种生存方式，被女权主义者弗里丹称为“代替他人生活”，这实际上是在一种“理想化的概念，一种完美的标准”下“对自身性格的一贯否定和抑制”。而这种“概念”和“标准”实际上是男权文化给女性提出的、并不切合实际的“理想化”目标：贤妻良母。于是，女性的生活就被局限在家庭之内，慢慢地，把家庭“当作全部世界……由此，自己囚禁了自己。”与此相近。我国学者姜云飞也将这一类女性称作“失笼的囚徒”。我们发现，婚后的娜塔莎，表面上是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伯爵夫人，但是，在生活中，她丧失自我、缺乏个性：表面上忙忙碌碌、事务缠身，但她的所作所为却对于自己的存在本身没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娜塔莎不过是被男权社会中的男性们安置在家庭这个“舒适的”、“惬意的集中营”里的一名“失笼的囚徒”而已，也只不过是一个缺乏灵魂的木偶，是一个丧失自我和个性、在肉体和精神上均被过的躯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