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之镜 9期

之所以为本文取名为《途中之镜》，渊源有自。作家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曾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小说是携带着上路的一面镜子。”有学者曾把这一说法看作是机械反映论的罪证，美国批评家迪克斯坦在其名著《途中的镜子》一书中却认为司汤达的镜子意象大有深意，“司汤达的镜子意象绝不是机械的：它所指向的不是简单的观察，而是透过若真若幻的各种艺术手法进行观察。”“小说不仅仅是反映世界的镜子，而且是折射世界、分解世界的三棱镜……小说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客观真理和多重视角之间的哲学矛盾，通过刷新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而重新塑造世界。”①迪克斯坦关于小说和现实世界的关系论，有其合理之处。因此，我尝试以“途中之境”作为方法，以细读《香蕉林密室》为中心，兼及其它作品，借此讨论陈崇正小说的叙事美学，折射“80后”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香蕉林密室与叙事的迷宫

《香蕉林密室》的命名，和小说的主要人物陈大同有很大关系。陈大同是叙述者“我”的二叔，生活在一个名字叫半步村的地方。他年轻时参加过高考，失利后当了两年的阉猪匠，接着改行捕蛇。和一个名叫米小年的少女相遇以后，“我二叔”不再捕蛇，而是拿了积蓄从别人手中盘下了栖霞山脚下一大片的丘陵地。他想建造一个地下宫殿，迎娶米小年。他所构想的宫殿，就是后来的香蕉林密室。为了让宫殿的设计能赚取到更多的惊喜，我二叔一度不让米小年到田地里来。悖谬的是，米小年那位大学生男朋友的意外出现证明了一点：米小年并不爱我二叔，她不过是为了躲避家里的说媒，而寄居二叔篱下。

谎言被识穿后，米小年和这位大学生如琼瑶剧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夺门而出，私奔去了。我二叔则开始更加勤奋、更为专注地打造香蕉林密室。密室是建成了，却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之前我二叔只想布置一间曲径通幽、造型奇特的婚房；失恋后，他却制造了一台迷宫样的机器。后来，这一密室成了一个考量人性的重要舞台。

这一围绕着香蕉林密室而展开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崇正写作这篇小说的过程，和“我二叔”建造香蕉林密室的过程具有同步性。我二叔建立的，是香蕉林密室；陈崇正所建立的，是一个叙事的迷宫。香蕉林密室和叙事迷宫互为参照，或者说，互为隐喻。

这一叙事迷宫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故事的主要线索；二、精心设置的伏笔；三、语言、情节的重复与变奏；四、细腻的语言肌理。

小说里香蕉林密室从无到有、复归为无的过程，陈大同和铁如意围绕着夜光壶而展开的交往，铁如意的预言，陈大同和彭细花的感情纠葛，米小年与大学生男朋友围绕着香蕉林密室而形成的情感纠纷……这些故事线索互相交织，形成一张叙事之网。

《香蕉林密室》里的一些伏笔，也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小说的第1节，写到陈大同当了两年的阉猪匠；而在小说的第24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又写到陈大同可能“直接用劁猪刀，把肖虎给阉了”。从阉猪到阉人，这里面的内心风暴和起承转合值得重视。另外，小说里的肖虎，是一个为了执行政策而不惜心狠手辣的人。他刚出场时，陈崇正就通过陈大同为他找到了父亲的尸骸、他却无动于衷地继续打牌来对他的性格有所交待。当时肖虎说了一句话：“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烦不烦人”，接着使唤两名手下，来到香蕉林，收走尸骸在栖霞山随便找个地方便埋了。小说里的麻阿婆对此的反应是：“没人教养，畜生不如。” 后来，麻阿婆和肖虎之间有一场大的冲突，却也早早就埋下了伏笔。诸如此类的伏笔，在小说里还有不少。

语言、情节的重复与变奏，也是陈崇正设计、建造叙事迷宫的一大方式。在此不妨略作举例。小说的第3、4节写到，米小年曾以向陈大同借鉴高考经验为由，到陈大同家里暂住。此后不久，米小年的男朋友出现了，还告诉陈大同一个事实：“住你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她家里那些说媒的，而且听说你被银环蛇咬过，据说这种蛇咬过的人下面是不行的，比较安全，所以住你这。”在小说的第10节，米小年的男朋友已经疯掉了，误以为自己是皇帝，并把陈大同看作是“小桂子”，让陈大同给朕上茶，“我二叔只得应了一声：‘喳！’心想奶奶个臀，当年说我下面不行，现在还真把我当太监。”这里的“下面不行”到“真把我当太监”，在情节的推进中构成变奏。

作为一篇小说，《香蕉林密室》十分注重叙事、状物、写人的精确。小说开篇时写陈大同阉猪的场景就是一例。后面写二叔杀蛇的场景，亦具有表演性。细腻、准确、不动声色的语言，在小说里随处可见。尽管小说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小说的语言却一路都是波澜不惊，略带黑色幽默，在冷静的叙事中融入适度的抒情。这也保证了小说始终有统一的氛围与气场。

《香蕉林密室》这一文本，在叙事上是花了心思和气力的，有一个宏大的、复杂的、框架式的结构（structure），又特别重视小的、绵密的、细部组织的结构（texture），或者说肌理。如同建造一个香蕉林密室需要付出巨大的心思和精力，创造一个叙事的迷宫，也需要殚精竭虑。以上这些分析，都可以说是技术性的。在一篇中篇小说里如此密集地使用这么多的技巧，比较少见。虽然技术含量的多少，并不能成为衡量一篇小说好坏的绝对标准，但在《香蕉林密室》里，这些成分确实为小说增色不少。

江弱水曾经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出自人工而宛若天成，也即所谓自然。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只一味推崇那体现了道的浑然的形象，却忘了艺术活动本身就含有许多技的成分。”②对于现代小说而言，“技的成分”，或者说叙事学的巧妙运用，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在写作《香蕉林密室》之前，陈崇正也有过建造叙事迷宫的意图——《半步村叙事》就是一例，但总会留下一些不尽人意的遗憾。《香蕉林密室》是陈崇正迄今为止做得最好的一次。

二、“80后”的历史与现实

《香蕉林密室》并非只是一部技巧娴熟而意义缺席的作品。它以叙事迷宫作为基础，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意义之网。尤其是它对现实、历史问题的重视，除了为小说增色许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照见当下“80后”小说创作的一些缺失。

最近几年，有关“80后”的谈论比较多。有不少批评家，甚至包括一些“80后”的批评家都认为，这一代小说家最大的困境在于，许多写作是非历史化的。这的确是一种切中要害的观察。

现在许多当红的“80后”作家都是从校园文学或青春文学起步的，有些已近而立之年的虽然早已结束了校园生活，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甚至已成为公司的老板，却仍旧在写和校园生活有关的题材。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中国从政治社会朝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越来越明显，在这样一个以市场份额论英雄的年代，只要他们仍能在市场中获利，那么他们就仍旧有写下去的理由，仍旧有写下去的动力。除了校园青春文学这一块水草肥美的宝地，玄幻、穿越等类型小说的兴起，也使得他们可以继续在写作的跑道上滑行。即便没有丝毫的历史意识，他们也不会遇到太多技术上的难度，并因此滑倒，伤及筋骨。可是有待追问的是，如果整个“80后”群体都是取这样一种写作策略，那么这一代人的存在，是否会过于轻飘了一些？等到这一代人垂垂老矣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写作，我们是否会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

在这样的背景中审视《香蕉林密室》的书写，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面：它在尝试面对“80后”一代人的历史和现实。这篇小说所提及的琼瑶小说热、计划生育、大学生就业难、土地的非法征用等现象，都是和“80后”一代人有关的。《香蕉林密室》也将这一些现象纳入到自己的观察范围，把故事时间定位为1990年代前后的中国乡村。它并没有深究这一政策何以形成，而是直接写一些人在国家行政机关为落实这些政策时的遭遇和命运，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文化意识在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所出现的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变化。小说里围绕着计划生育而展开的种种事件，也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并非单纯是一种想象、虚构。虽然在具体的行文中，也存在一些细小的硬伤，比如小说里出现的尔康、紫薇这些《还珠格格》里面的人物符号，就和小说的故事时间并不吻合，后者应该是1997年前后才出现的，但是这种面向历史和现实而写作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

在《香蕉林密室》里，陈崇正既试图直接面对历史，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又试图把历史“陌生化”。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历史的‘陌生化’”，也就是把历史给诗化、文学化。《香蕉林密室》里具有普遍性的、当代的“大历史”，在小说里大多是在半步村这个地方展开的，陈崇正将这样一种“大历史”和半步村这个地方的“小历史”对接起来。由此，“大历史”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起源”，也获得了另一种参照。半步村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具有独特的人文风习，例如“在半步村，所有的拜祭活动都离不开蛇的身影。从青花瓷碗上的蛇纹图案也可以推知，对半步村的人们来说，蛇是恐怖的，也是神圣的。”蛇这一诡异的意象，给半步村笼罩上了一丝诡异的历史气息，有些魔幻的味道。这些风习，还有半步村的空间诗学，是有陈崇正的个人记忆，甚至是个人的想象成分在内的。因此，小说中的历史，是陌生化了的历史，也是诗化了的历史。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反映，而是包含着迪克斯坦所说的折射、分解这样的过程。陌生化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刷新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而重新塑造世界！”

三、叙事伦理学和“家族-地域小说”

《香蕉林密室》所展现的叙事伦理也值得我们重视。在这部小说里，陈崇正直接面对“80后”一代人的历史和现实发言。它有“介入”的意愿，这种介入，又始终保持在文学的维度之内，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判断。它着力于书写人们在现实遭遇中的种种心灵冲突，也试图理解每种价值立场合理的一面。因此，这是一种介入的写作，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的写作。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陈崇正一方面注意到，它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是必须的，又注意到它在执行的过程中也确实造成了许多问题。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对于国家的发展远景而言，是合乎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对于许多有浓厚宗法意识的普通百姓来说，传宗接代不只是一种生理层面的需求，更是一种文化、伦理层面的需求。伦理、文化层面上的存在，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弭为“无”的，更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确证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甚至关乎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面对这样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争辩，陈崇正站在了相对超越的立场，并不急于评判，而意在呈现，试图写出事件复杂的一面。这种既介入、又超越的立场，使得陈崇正在对人性的发掘和把握上，比他以往的小说要成功许多。

在《香蕉林密室》里，麻阿婆、关多宝、肖虎、陈大同几个人，形成了一个有参差、有比较的形象序列。麻阿婆作为一个乡村世界的长者，半步村的多少婴儿，都是经过她的双手才得以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她不太看重外在世界的变化，而是固守着这样一种观念：对原有的伦理秩序的认同，对生命的敬惜。当肖虎这样的乡土世界的权力执行者本着维护国家政策之名而做出了许多和伦理悖谬的事情时，麻阿婆也在对生命的维护中闪现了她人格的光辉。陈大同以香蕉林密室作为根据地而和“小虎队”之间的“战争”，也让陈大同身上那庄严的一面得以挺立起来。这场“战争”，实际上没有胜利者。陈大同和肖虎的结怨，使得陈大同最终失去了儿子，肖虎则被陈大同惩罚而变得“神情呆滞”。最终，两人似乎都为这种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争辩而困惑。陈大同是一个英雄，但也只是悲剧英雄。

陈崇正曾经过，“我相信我自己对小说存在一种抱负。”他所说的抱负，按我的理解，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对于‘人生’，保持辽阔而热诚的观照，但将此‘观照’转化为‘艺术’之时，则虔诚服从艺术自身的律令。”③也就是说，他把小说写作变成了“综合的艺术”：既是叙事的艺术，也是诗的艺术；既是面对现实和历史发言，自身也是一个相对超越的、自足的世界；小说的写作，既是关怀社会的方式，也是一种智力游戏。

这种抱负，似乎还体现在，他也在试图完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地域小说系列，或者说，建立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小说世界。

如果借用文学史的方法和视野对《香蕉林密室》进行定位的话，那么它首先让我想起的，是马尔克斯、福克纳、莫言这些作家的“家族-地域小说”。就像马尔克斯创造了马孔多，福克纳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一样，陈崇正似乎也有意创造一个属于他的文学王国。《香蕉林密室》里出现的碧河、半步村等具有地标色彩的文学空间，在他更早的写作中早已出现——他同样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中篇小说，就干脆命名为《半步村叙事》。而《香蕉林密室》里的二叔、铁如意、李校长、何数学、施老大、关多宝、麻阿婆等人物，在《半步村叙事》、《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梅花黑手镯》等小说中也早已露面。

在陈崇正的小说中，“我二叔”陈大同、铁如意、李校长、何数学、施老大、关多宝、麻阿婆等人物的曝光率很高，甚至穿梭在不同的时空当中。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和陈崇正对小说人物功能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他多多少少倾向于把人物理解为一种符号，这些人物虽然有着同样的名称，却不是截然对应的。如他所言，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的塑造，跟另一部小说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同质异构。比方说，《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中的陈大同，就跟《香蕉林密室》中的陈大同不一样。若是借镜诸多的后现论，这种做法，也不失精彩。

除了能从后现论那里得到支撑以外，“同名异人”的作法，确实不太明智。站在读者的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的读者，其实对人物的形象还是有期待的。他们希望看到不一样的形象，希望在作家笔下看到的个人是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小说虽然是一种虚构，但读者还是希望能得到一种拟真的效果。“同名异人”所导致的，却是相反的效果。比方说，陈崇正的《梅花黑手镯》里曾经写道一个名字叫铁如意的冷血江湖杀手。“矮胖子铁如意”是雍正皇帝身边的人，在吕四娘身边卧底三年，围而不杀，最终取得了吕四娘的信任，成功地为皇帝铲除异己。而在《香蕉林密室》里，“铁如意”的形象再次出现，他还是一个“矮胖子”，却不再是杀手，而是一个古董佬。形象上虽然有差异，但是读者读起来还是难免有些纠结，不知道该记住哪个铁如意。一旦人物形象在读者的心里互相消解，互相争斗，结果很可能是你死我亡。

着力于塑造不一样的人物形象，也正是考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艺术创造力的重要指标。比如在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我们依然会为书里如此强大的造型能力感到惊奇，它们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方法，也依然是一笔非常珍贵的叙事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对于有意写作家族-地域小说的陈崇正来说，小说的时间与空间，还有人物形象的规划，更是值得重视。有整体的规划，并在写作实践中加以调整，这样创造出来的，才会是一个地形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可信、可亲的世界。也只有当他能进一步洞察到人性更幽微的角落，不把人物看作是一个符号，他的写作，才能触动并赢得更多的读者。

注释：

① [美]迪克斯坦著，刘玉宇译：《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16页。

②江弱水：《秾艳一枝细看取——试论董桥的散文》，《抽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③李静：《捕风记：九评中国作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