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摘要】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关键词】清廷；义和团；聂士成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236-02

庚子年间，义和团在直隶迅猛发展，作为执行清廷命令的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队，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采取敌视和镇压，其矛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表现

庚子春夏间，直隶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逐渐汇聚到京津附近。义和团运动的风起云使清廷不断派遣军队前去镇压。时任直隶提督的聂士成军与义和团的矛盾最深。在天津附近的黄村，聂军与拳民发生了动乱以来最大的冲突。聂士成五月初十给荣禄和裕禄的电报中说：“目下匪众猖獗，连毁黄村至廊坊各站。迭次示谕，乃该匪恃众抗拒，愍不畏法，阻隔京津铁道，非捕击不能了结。士成奉命保护，责有攸归，大局所关，实深悚疚。今该匪如此抗拒，亲督马步队沿铁道迎头痛击。不及请示，俟大局底定，应如何责备之处，所不敢辞。”聂军一小队兵马驰至黄村，突然被埋伏的义和团迎击伤数十人，到落垡，义和团三千人，正在毁坏廊坊铁轨。聂士成谕禁而不止，仍然袭击聂军，“士成命击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义和团与聂士成部队的矛盾已在此时加深。

五月下旬清廷对义和团态度转变，想要利用义和团与清军共同抵御八国联军。当聂军急攻租界时，义和团开始还能出阵应敌，几度受创后，就不敢出来，常常作壁上观，甚至四处焚掠，只有官兵与敌人作战。有记载说“六月初一日洋兵由租界迳西扑城南海光寺机器局……我兵奔而御之，拳匪惧洋兵之阻其归路也，间道而出，适在我军之前。拳匪叱官军让路，其时胜负存亡间不容发。官兵始犹慰之，语拳匪勿回，与我军协力堵击。拳匪以为速其亡也，又与官兵哄，欲夺路而归。洋人已尾至矣，拳匪奔，官军不复能成队，乃随之奔。而南局又失矣”这使聂士成颇为愤慨，他认为是义和团倡灭洋而导致酿祸开战，“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颅折肢体者至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不重惩之，无以慰军人，谢百姓。”下令日：“今日尽力攻团匪！”于是派军四处，所击杀者千余人。因此，义和团更加痛恨聂士成，趁其与洋兵苦战时，将聂士成的八十老母和妻子劫去。当时的练军因为地缘关系与义和团联系密切，见聂军追杀义和团，大喊：“聂军反矣！”练军与义和团共同开枪横击聂军，聂士成遂战败。聂军与义和团的矛盾仇恨因为外患的加剧有增无减。

二、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产生原因

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原因首先应归咎于清廷游移不定的政策，先剿后抚使出于镇压义和团第一线的官兵必然与义和团矛盾重重。义和团高潮开始时，从皇帝、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到直隶总督、湖广总督、铁路督办等的电报不断，都敕令、请命和要求聂士成等“认真弹压”、“毋任再有疏虞”，因而聂军秉承命令，立即部署镇压义和团、保护铁路。聂的认真弹压自然使聂部官兵为义和团所深恨。义和团在天津看见聂军弁勇即擒杀，甚至文武员亦有房屋被焚，全家被害之事。全军都极为愤慨，向聂请命，要与义和团开战，官兵认为朝廷养兵是为了诛乱，落岱之战是为朝廷除乱，却使得义和团现在独与聂军为仇，“弁勇、委员出营即被杀，治军（即裕禄）任其所为，绝不禁阻，尚有王法乎？正是先剿后抚的政策使聂军与义和团仇恨很深。

主抚派的偏袒也是造成义和团与聂军的矛盾之一。1900年5月底6月初，数万义和团占据涿州，给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以巨大压力，导致400余名列强开进北京。清廷急于弥平事态，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遂派顺天府尚书赵舒翘、府尹何乃莹、刚毅前去涿州尝试变换手法来平息义和团的斗争。正是这次涿州之行，使聂士成成为刚毅等抚拳派痛恨的主剿派地方将领。因为刚毅在涿州接见义和团拳首时被要求将聂部杨慕时军撤去，但杨不服从刚毅命令，使刚毅大怒，回京奏清廷，将聂军与义和团的结怨原因指为聂军的责任，并密电裕禄“请图聂士成”。由于主抚派的不实上报，五月初十朝廷降旨痛斥直隶派出各军骚扰地方，“倘有不肖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勇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荣禄担心聂士成及其所统率的“久练节制之师”因朝廷的严斥而与义和团的仇怨加深而致电聂士成，希望他不要对义和团“肆行剿戮”。聂回信说：“‘团匪病国害民，必误大局，且士成本任直隶提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创，非所逃死！”’由于清政府主抚派的袒护，义和团与聂士成等官军的矛盾更深了。

尽管义和团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下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其反帝活动带有盲目排外性，凡是他们认为与洋人有关的东西都要消灭。义和团虽勇猛，但在列强枪炮下，所谓的神术不堪一击，常作鸟兽散，躲避到村庄，不敢出来迎战，因此官兵对其恨之刺骨。

聂士成对义和团的认识也是造成两者矛盾的重要原因。聂统领的武卫前军是晚清军界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之一。聂奉命编练武毅军，用近代军事知识教育军官，训练士兵，收效显著。而且，聂还任用俄国御林军骠骑兵团的沃罗诺夫上校为军事顾问，与洋人也常有往来。因聂军穿西式军服，故义和团称之为“二毛”。聂曾命幕僚起草的剿匪檄中说：“该匪以愁教为名，练拳聚众，传习咒符，托名鬼神，此后汉五斗米之支派，即国朝白莲、八卦诸教之余孽也。乃敢毁铁路、斫电杆，戕害官长，焚掠民居，天理之所不容，王法断难稍宥。”484可见，聂士成对义和团的认识是受劳乃宣的《义和团源流考》的影响，认为义和团与一般的祸国匪徒无异，并不是什么有神术能助清灭洋的赤子、义民，而是破坏地方，扰民造乱，毁坏铁路、电线的乌合之众，聂曾痛斥义和团“汝等乱抢乱抓，乃是土匪！”152而且认为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洋人的行为必然会引起与列强的战争，而后果必是不堪设想的。面对逐渐增兵并拥有新式装备的八国联军，义和团的神术也并未起到先前所鼓吹的作用，洋兵洋炮还是照样摧毁着中国的土地。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义和团与直隶的清军尤其是聂士成部的矛盾与仇恨。

三、结束语

清廷对汹涌发展的义和团采取了先剿后抚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作为在抗击第一线的直隶官兵来说，彼一时还在剿杀义和团，此一时又要联合其共同作战，这必然使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化解。而一部分接受过西方先进知识的将领，对义和团盲目排外的破坏行为十分厌恶，于是造成聂士成部与义和团极深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