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如何减少反“扫荡”中的资材损失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百团大战中受到沉重打击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残酷的“扫荡”，并且把破坏八路军后方资材作为主要目的之一。

“稍为犹豫迟疑、打折扣，都可以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百团大战的第一、二阶段结束后，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晋东南、晋察冀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时间持续两个月左右。

日军这次“扫荡”的特点，在1940年10月19日到11月11日期间的电文中多次提及：“敌抽集各地兵力向我山岳地带大肆‘扫荡’，片山旅团长亲自指挥五六千人向太北‘扫荡’，与我一二九师主力作战周余，现已分头退返原地。……敌此次‘扫荡’太北教训之一，就是敌残酷的烧杀，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又由于我战斗动员之不深入，民众受害极大。”

“目前华北敌之‘扫荡’相当严重，尤其晋东区击退第一次‘扫荡’，19日又开始第二次‘扫荡’，由于军事上的分兵把口，不决心作战，已形成目前严重被动性，现在正设法摆脱这一被动争取主动。敌此次进攻较前更残酷，主要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我各后方机关及兵工厂受相当严重损失。”“目前敌向抗日根据地之‘扫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我们必须足够的估计此次大‘扫荡’之严重性、残酷性。”

在1940年冬的这次反“扫荡”中，一二九师后勤战线的大多数人员，忠于职守，不怕牺牲，既坚决完成了作战保障任务，又积极稳妥地转移和埋藏了部队资材。但也有少部分人员思想不够重视，准备不够充分，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情况处置不及时、不妥当，致使部队资材受到较大损失。

1940年12月的《一二九师供给部反“扫荡”中损失报告》，把资材损失的品种、数量、价值（市价及原价）、地点、责任人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着重从主观上，特别是干部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上，对造成资材损失的责任进行了严格、具体的追究。

在师供给部所属的几个单位中，资材损失最大的是军用经济处，共计29万余元。军用经济处的资材损失，包括本处自身损失2000余元，纺纱厂损失2000余元，第二采办处损失近4000元，土货委员会损失1.3万余元，下庄合作社损失27万余元。其中，下庄合作社的资材损失最为严重。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为便于军需品的采办及调剂物价，改善部队生活并与敌人经济封锁作斗争，在人力、物力、财力及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在旅（单独行动或驻防的团）以上设立合作社（或公营商店）。

下庄合作社在这次反“扫荡”中的资材损失，主要是棉花2万余斤，土布9000余匹，粗洋布96匹，羊毛100余斤，袜子近2000双，以及数量不等的粉连纸、复写纸、蜡纸、毛巾、手套、肥皂、钢板、油布、洋油、棉鞋等办公用品和日常用品。

《损失报告》中明确指出：“下庄合作社之损失，应由该社负责人陈日升负主要责任，分析其理由如下：一是违抗上级指示。当陈日升接到军用经济处转师供关于埋藏资材的指示后，根本未将合作社储存之资材重新考虑，移动分散。当师供派陈挽澜同志前往下庄时，陈挽澜见下庄合作社所存货物颇觉不妥，乃以敌人进攻梁沟之经验教训，告之陈日升：敌人到处烧房子，房内的地洞不能储存货物，货物应分散至山沟埋藏，不能留存下庄。不料陈日升置之不理，竟将货物送到龙潭（离下庄3里，离大路半里）存放于一个屋子内，结果全部被敌焚毁。”

“二是不接受下级建议。陈日升将布匹、洋油等存放于下庄合作社地窖、夹墙内，当时有支书宗丙贵及其他老同志（从中央苏区来的）向他提意见：夹墙、地窖存东西不妥当，陈日升拒绝接受……”

对于一些确实难以避免的损失，《损失报告》中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比如：“师供被服科在大岩村存的土布，在敌情紧急时，即搬往窝铺山上一个小房子，有914匹。敌人从西崖底翻山经过此处，被火烧了，遭受损失，但被服科确尽了搬运的责任。”

《损失报告》还从整个资材埋藏的组织领导、埋藏技术、保守秘密、通信联络以及干部的考察配备等方面，反思总结资材损失的原因和教训：“对上级的指示应详细研究，坚决执行，稍为犹豫迟疑、打折扣，都可以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储藏资材必须有计划，要派专员负责，紧急时必须派武装看守；加强后方机关的联系，经常互通消息，互通情报；储存的资材必须分类保存，尤以助燃材料须另择地方埋藏；储存的资材应详加登记，作出精确统计，登有地名的表册应妥为保存，以防遗失；健全经济部门的组织，加强经济部门的政治工作，加强干部的责任心。”

1940年12月，一二九师政治部、师党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检查师供给部工作的决议》：“师供给部工作自去年10月改变领导后，特别在去年五六月加强与整顿之后，一般说有了部分的进步，如内部机构较前健全，某些部门由于干部的调剂，新的成分的加入，工作有些进步。但由于师供给部工作存在下列弱点，使本师供给制度至今未能打下相当的基础。”

“在此次反‘扫荡’中，更由于某些干部政治责任心的缺乏，的领导，以及在整个敌人‘扫荡’中表现着单纯逃命现象，以致公家资材损失很重。这些严重损失，依照师首长指示及当时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着教育全体同志，特经师党务委员会决定，给下列同志应得的处分。”

师供给部的一名领导因为“在工作上向来缺乏检查，缺乏注意资材的安全，没有具体的布置……以致遭受很大的损失，师党务委员会特给以严重警告处分”。

“陈日升曾任军用经济处下庄合作社主任……由于他的不负责任，造成了最大损失恶果，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已送军法处。”

对在反“扫荡”中表现突出的人员，《关于检查师供给部工作的决议》给予了通报表扬，并号召“全体同志敢于同政治上不负责任、麻木不仁现象作严肃的斗争……号召全体供给部门的干部认识党所赋予的重大责任，克服过去某些同志政治落后的现象……各级党政首长对供给部门的工作尤须引起经常的注意与及时的检查帮助”。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和干部责任心问题”

1941年8月4日，一二九师、太行军区就埋藏物资、保护资材问题颁布命令，对如何减少资材损失作出了更为严肃的强调和明确、具体的规定：“在今天分散制造的情况下，各军分区都保存有大批资材。这些资材过去已经费了很大力量才保存下来。各军分区应特别珍重这些资材，要认清这是今后两年抗战中部队物质补充的仅有的来源，没有这批东西，部队今冬和明春会没有衣服穿，其他东西也无法补充。各单位应高度注意到保管工作的检查督促，不应简单认为是供给机关的一项工作（固然供给部门干部应负最大责任）。如何使其保存得当不遭受到战争的破坏与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和干部责任心问题。”

“重要物资的存放应由主管负责同志处理，普通的也要由政治坚定的干部或党员战士存取，时间最好在夜间。存放地点要编写号码，统计表填写号码不填真实地名。存放地点宜离村较远、人迹罕至，即悬崖石洞或乱石丛中。”

8月11日，八路军总部颁发《关于作好反“扫荡”中埋藏、保护资材，隐蔽工厂，处置伤病员等项工作的训令》，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埋藏资材、隐蔽工厂与处置伤病员的方法，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规范，并对干部的责任心问题着重进行了强调：“过去的错误与损失是不可重复的，一切太平观念、麻木不仁、马虎了事、掩耳盗铃，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应首先在党内党外，特别是干部中克服此种错误观念。”

8月27日，八路军总部作出了后方机关配发武器弹药的规定：“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特点，我各后方机关能有相当自卫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起见，特酌量各机关具体情形配发武器弹药。”

10月27日，八路军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通知各部：“一、敌寇此次‘扫荡’太岳，抢劫焚烧我们的粮食物资，差不多找遍了全部山地及每个山沟，凡藏在屋内的物质、资材、粮食等完全被烧焚，在离村庄五里以外或靠近敌占区的均得保存。二、据井陉县报告，敌此次‘扫荡’井陉路南区域，特别注意山庄之烧杀。所有山地内小村庄，一律烧毁，不留一个人，或者杀掉或者俘走。三、根据上面两个经验，我各部所藏资材、粮食应重新审查，不妥当的地点应即慎重搬移埋藏，不能行动的重伤病员的安置，亦应注意离医院驻地稍远的地方为好。”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二九师的后勤人员为保护资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部队资材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粮食的损失比较多。其中，第二纵队（第二纵队主力于1940年4月会合于濮阳清丰地区），损失粮食数万斤，还有数量不等的棉军衣、棉花、粗布军衣等，以及部分手枪、子弹、手榴弹等武器弹药。

从1941年一二九师资材损失的情况来看，原因固然方方面面，从主观上讲，埋藏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失误，少数人员依然有些麻痹大意；在恶劣的环境下，有些人员对敌斗争的决心不够坚定，意志不够顽强。从客观上讲，有些后方资材确实“没有绝对安全的荫蔽地区，同时因供给及工业物品之庞大，亦无绝对秘密之可保”。

“对一切公物资材，均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定期的检查制度”

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更为残酷的“扫荡”。一二九师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在资材保护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一二九师野供1942年行政工作总结》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一切准备比去年充分，所以整个部队人员资材得到了安全，避免了大损失。同时也有准备不充分，执行命令不坚决吃了亏的。”

“多数单位做了动员，采取了各种会议形式，讨论了战争的严重性和我们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条件，加强每个人员思想上的准备和实际工作的准备；资材储藏的认真负责，严守秘密，尽量分散，一般之三大注意均注意到，此外还顾及物资需用缓急而处理；悲观失望的动摇现象很少，比之去年是增强了坚定性；战斗中英勇果敢，表现了高度气节。”

一二九师所属的冀南军区在1942年后勤工作总结中写道：“由于冀南环境恶劣……同时我们对于敌人破坏没有更多的预防办法，所以我们1942年资材服装的损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勤部曾于4月间研究了对付敌人破坏我们后方的办法，并做出了后方机关对资材埋藏保守秘密的指示，这一方面是收到了不少成绩的。”

11月25日，一二九师《关于厉行节约管好资材装备的命令》：“敌后抗战已进入环境更加艰苦、斗争更加尖锐的空前困难阶段，财政经济的通盘筹划与积蓄节约，已成为我们坚持抗战，渡过难关，准备反攻的最迫切最主要的具体严重任务。”

“山岳根据地经济基础，本极薄弱，五年余的战争，又将民间固有积蓄，耗损几尽，加之今岁秋粮普遍歉收（且有颗粒未收地区），敌人五次‘治强’运动，复疯狂掠夺，破坏封锁，无微不至，而部队机关等不事生产的庞大开支，亦均不可或少，如全体同志不认真在财政经济上开源节流，杜绝浪费，则将使民众有不堪负担而离开我们的危险。”

“我军在艰苦奋斗中成长发展起来，有着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光荣的优良传统。但由于部队的扩大，管理制度的不严格，我们某些负责同志对于爱护公物与保管款项资材，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负责的精神、细致的作风，还没有养成将公物资材视同自己生命财产一样重要的态度，因而种种不应有的现象便不断发生。即以本年春夏两季反‘扫荡’中由于麻痹疏忽以及一年来由于潮湿、腐烂、被窃、水冲所损失的服装粮物等，按照现时物价计算已在一千万元以上，而过去埋藏资财之不秘密，不科学，不检查，如果总结起来，其损失之严重自当更属惊人。”

“对一切公物资材，均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定期的检查制度……一切款项资材、被服粮秣、武器弹药，凡因保管不慎而于战时或平时遭受损失者，除不准报销补充外，并须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