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勃拉姆斯说:作曲并不难,难的是把多余的音符扫落到桌下(下)

先生去世以后，克拉拉以舒曼的主题写了一首变奏曲，用来纪念亡夫不朽的精神。三十六岁的她，面对灰暗的未来，一点也不害怕、不沮丧。她婉拒了音乐界为她筹款的音乐会表演，说：“我不需要别人来为我安排演出，必要的时候，我会自己安排！”她关起门，收拾自己的心情，准备新的征程。

一年后，为了避开闲言蜚语以及日常生活中和克拉拉的口角，我决定离开。这个决定让克拉拉和她的孩子们都感到意外和不舍，但出生卑微的我在说话的艺术上十分鲁莽，常常会让克拉拉那颗异常敏感的心受到伤害。我不愿让距离破坏我们之间如此美好的感觉，所以执意离开。不久，深知我心的约阿希姆请克拉拉加盟，展开了他们在德国的巡演，足迹踏遍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慕尼黑。

三年前，在接到舒曼投河未遂的消息之前，我刚刚在利珀自由邦（Freistaat Lippe）的首都德特莫尔德（Detmold）拿到了一份宫廷钢琴师、乐队总监、合唱队指挥的工作，职责是每年秋天工作四个月。菲利普大公对我当时离职帮助舒曼老师的举动很是赞赏，现在，又请我回到那里继续工作。冬天，我回到老家汉堡，看望了已经分居的父母，重新走过童年的大街小巷，往事历历在目。

但是，我心中怀着使命，就是要实现舒曼老师对我的预言：“有一天，当勃拉姆斯把他的魔杖指向合唱和交响乐，那么大家需要储备足够的洞察力来领会精神世界的奥秘！”

合唱和交响乐，将是我近期努力的目标。于是，我组建了一个女子合唱团，为她们写了些作品并担任指挥。我一边积累经验，一边继续创作，演出并出版了两部管弦乐小夜曲Op. 11和Op. 16，获得了业界的好评。

1858年，克拉拉到柏林演出，我终止了在德特莫尔德的宫廷音乐家之职，和她在柏林相会。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分别时她祝我找到幸福。但究竟怎样才算找到幸福呢？结束对她的无望之爱？或许我应该尝试一段正常的恋爱，然后像所有正常人一样，娶妻生子。怀着沮丧的心情，我来到哥廷根，遇见了一位美人阿加莎・冯・西博尔德（Agathe von Siebold）。她解救了我饥渴而迷茫的灵魂，让我迅速堕入情网。我们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热恋、订婚。正当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终成正果之时，我突然害怕起来――难道我就要套上婚姻的枷锁，为小家庭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让我顺服地缴械自由――克拉拉。于是，我开始躲避和疏离，直到女方撤销了订婚协议。事后，我心存愧疚，写信给阿加莎说：“我爱你，还想见到你！但我无法戴上枷锁。如果允许我再次拥抱和亲吻你，告诉你我爱你，请给我写信。”但是，我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1864年，为了纪念这位被我辜负的美人，我把阿加莎的名字放进了《G大调第二六重奏》（Op. 36）。 位于德特莫尔德的勃拉姆斯音乐学校

1859年1月，我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首演日。这首凝结了我五年心血的作品，在上演时得到嘘声一片，莱比锡的乐评称它“无法带来愉悦”，因为从头到尾充斥着“刺耳的噪音”，无法和我之前的两首小夜曲相提并论。得到这样的评论，我对莱比锡的音乐风气十分失望。为什么一个曾经见证了贝多芬辉煌的城市居然不能识别我在这部作品中处处闪现的贝多芬精神？这些年来，李斯特、瓦格纳、柏辽兹开启的“新德国学派”运动以浪漫主义为旗号，挑战古典主义的完美结构和高尚、内敛的精神世界，宣扬感性、、爱和死亡。他们崇尚空洞的炫技、夸张的节奏、煽情的旋律与和声，而对我们德奥音乐的精华――巴赫的对位、莫扎特的童真和平衡、贝多芬根植传统的叛逆都弃之如敝履！而无辜的民众被他们的口号和音乐所洗脑，失去了判断能力，无法欣赏我这种在发展创新中继承古典传统的音乐。于是，我联合了坚持走古典路线的克拉拉、约阿希姆、乐评家汉斯立克等有识之士向“新德国学派”发起挑战，发表了一篇“反对过度宣扬瓦格纳式音乐”的宣言，由此挑起了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之战”。其实，凭心而论，我对瓦格纳的作曲才华和李斯特的钢琴演奏技术都非常欣赏，但严肃音乐的审美意识不允许我无底线地容忍他们浮夸的音乐风格。

1862年，我首次造访维也纳，到著名的中央公墓凭吊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回到故乡汉堡后，我努力地争取汉堡爱乐乐团的总监职位，没想到却输给了资历和我相差甚远的男低音、我的挚友斯托克豪森（Julius Stockhausen）。我并不因此而妒忌他，但汉堡的决定让我失去了一个急切盼望的机会――从一个指挥的角度了解交响乐队，写出舒曼先生所预言的交响乐！可能这就是我反对瓦格纳所付出的代价吧！但天不绝我，1863年，维也纳合唱团（Vienna Singakademie）向我伸出橄榄枝，让我继续为梦想努力。我再次来到维也纳，并首次遇见了理查德・瓦格纳本尊。见面时，我们彼此都很和气，仿佛消除了前嫌。

1865年，我三十五岁时，母亲去世了。母亲年长父亲十七岁，他们这段怪异的婚姻曾给我的童年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直到我爱上年长我十四岁的克拉拉，才突然理解了妈妈对爸爸付出的爱是多么勇敢和温暖。他们的结合并不幸福，而命运让我躲避了这种不幸福的结局。在对母亲和舒曼先生痛苦而又甜蜜的怀念中，我写下了一部《德意志安魂曲》。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安魂曲》都是以“为逝者祈福”的经文开场，而我的这部《安魂曲》则要为活着的人祈福！我采用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为经文：“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其实，我更愿意把这部安魂曲的前缀“德国”换做“人类”，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逝者离去后给亲人留下的不可治愈的伤痛！但愿世上所有正在遭受、曾经遭受这种伤痛的人都能从我的这部作品中得到安慰。 勃拉姆斯的手稿

186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六个乐章的《德意志安魂曲》在不来梅大教堂首演，由我本人指挥，男低音斯托克豪森担任主唱。演出大获成功，成为我名望的转折点。

9月12日，我带着父亲同登伯尔尼兹山脉（Bernese Alps）。在高高的山峰上，我给克拉拉寄了一张明信片，在正面画了几个小节的高山牧童号角，写下“今天，吹响牧童的号角”，又在反面写下“在高山深谷，我向你发送千万个问候！”远方的她一定能读懂我的意思，有了《德意志安魂曲》的成功，我终于有自信担负起舒曼先生对我的期许，决定重新拾起从二十三岁就开始起草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而这支画在明信片上的牧童号角将在它的终曲中如同阳光穿透乌云般翱翔在弦乐之上，照亮整个乐章！

当这部迟到了二十年的《第一交响曲》在1876年庄严首演后，立即得到了我们阵营最具权威的乐评人汉斯立克的好评，指挥家汉斯・冯・彪罗更是激动地称它为“贝多芬第十”！。更让我吃惊的是，《第一交响曲》在英国首演后，剑桥大学居然向我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可惜我晕船，害怕航海，所以礼貌地拒绝了来自英伦的美意。

在随后的十年里，我相继推出了第二、第三和第四交响曲。从1881年起，我有幸和汉斯・冯・彪罗再次合作，在他担任总监的迈宁根宫廷交响乐队上演我所有的交响曲。是他，把我的名字和伟大的巴赫、贝多芬并列为古典主义“3B”。

从1862年到1868年，我从维也纳出发，和约阿希姆、斯托克豪森一起到欧洲各大城市巡演，足迹遍布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丹麦、荷兰。1863年，克拉拉带着孩子们搬到巴登-巴登的列支滕塔尔（Lichtental）。两年后，我也在她们家附近购置了一座公寓，每年到那里度夏，和克拉拉弹琴，和孩子们快乐相伴。

1872年，我的父亲去世了。

正当我沉浸在对父亲的缅怀之中时，收到了克拉拉的来信。她在信中焦虑地向我诉说小女儿尤金妮（Eugenie，1851C1938）对她的钢琴指导十分抵抗，希望我能在夏天给她上一段时间的课。我欣然答应。记得第一次见到尤金妮的时候，她才两岁，刚学会走路。多年来，她跟我的感情非常融洽，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果然刚一见面，她就开始向我哭诉，说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逼迫她做出牺牲的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却总是不能让妈妈满意，她觉得妈妈总是把高难度的技巧练习强加于她，完全不顾及她的能力，说到激动之处，她甚至大声抽泣起来。我劝她不要焦虑，因为抱怨只能把问题无限扩大，我们要做的是静下心来，找到困难，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开始了每周两次的课程。从音阶、琶音到具体的针对手指的伸张和灵活度练习，从对大拇指的特殊训练到通过音乐作品来思考技巧的灵活运用，聪明的尤金妮渐入佳境，钢琴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冬天，克拉拉写信感谢我，说女儿告诉她，妈妈启迪了她的想象力和感觉，而勃拉姆斯则教会了她用头脑思考。

那一年，克拉拉的三女儿，年轻的朱丽叶（1845C1872）病逝了，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记得我刚到舒曼先生家时她才八岁，长着一张和妈妈一模一样的脸蛋儿，一双眼睛也和妈妈一样，温柔而坚定。在和克拉拉漫长而无望的爱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移情于朱丽叶，还曾经明显地暗示过她们，但母女俩都没有认真地对待我的“玩笑”，这不免让我有些尴尬和郁闷，只好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寻找共鸣。当读到诗人的《哈次山冬日游记》时，他那努力挣脱维特式烦恼的愿望和为此所经历的痛苦与无奈，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1869年，我在这本书的感动下写了一首《女低音狂想曲》（Alto Rhapsody，Op 53），献给步入婚姻殿堂的朱丽叶，作为对这个可爱女孩的祝福。当我把刚出炉的乐谱交给克拉拉审阅时，她又一次，如同以前的每一次，读懂了我的忧伤。我自己也深深地被诗歌和音符所碰撞出的那种由恨生爱、由痛生乐、由绝望生希望的美感所痴迷，以至于每到夜晚就把它垫在枕头下和我一起进入梦乡，让它做我永远的新娘。

今天，这首乐曲还在音乐厅上演，而伊人已逝。克拉拉接受了朱丽叶的两个孩子，带着他们一起搬到了柏林。除了默默地和她一起伤心，我又能用什么去安慰悲痛万分的克拉拉呢？

1878年，莱比锡布商大厦隆重举办了克拉拉演奏生涯五十周年庆典。九岁就在此登台的克拉拉，五十年来为这个时代的音乐会观众带来了优雅的风姿、如歌的触键和高超的技巧；她是第一个在台上背谱演奏的钢琴家，是她让背谱成为钢琴演奏家约定俗成的规范；她是音乐会曲目制定的改革者――和舒曼先生结婚之前，她的音乐会节目单由父亲兼老师维克安排，和同时代的钢琴家一样，她的曲目以炫技派大师塔尔贝格、赫尔茨、亨泽尔特（Henselt）执笔的歌剧唱段改编曲居多，这些作品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多以炫耀技巧为主，形式简单浮夸，内容空洞，但深得无知乐迷们的捧场。后来，克拉拉为了和舒曼的爱情与父亲决裂，她的音乐思想随之改变，音乐会曲目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往日的炫技乐曲一律让位给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舒曼以及后来我的作品。这些有内容、有深度、有内涵的乐曲成为克拉拉在舞台上通过钢琴向观众展示人文艺术之美的宝贵资源，而她也成为这些优秀作曲家的最佳代言人。克拉拉在这场纪念她演奏生涯五十周年的音乐会上的所有曲目都出自一个作曲家――她的亡夫罗伯特・舒曼。

同年，在我的好朋友、维也纳外科医生西奥多・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的陪伴下，我走访了意大利，这块曾经给莫扎特、门德尔松带来无限灵感的土地。我们来到罗马、拿波里和西西里，漫步在乡间，在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春风、遍地花开的熏陶下，我的乐思如泉涌。回到奥地利的珀特沙赫（Portschach），我立刻开始起草《第二钢琴协奏曲》，但突然觉得应该写一部像样的小提琴协奏曲，献给我忠实的老朋友约阿希姆。于是，我飞快地完成了《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我把草稿寄给约阿希姆，请求他像以往一样指出我的不足，并修改他觉得不符合小提琴演奏的部分时，他居然回应我说，这部作品近乎完美，无需修改，并在1879年的莱比锡新年音乐会上首演了此曲。尽管他固执地把我的这首新作和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起表演，让新年的第一场音乐会从D大调开始，在D大调结束，但我仍对他的美意十分感激――他这是在向莱比锡宣告：勃拉姆斯正是贝多芬音乐的继承人！在第一乐章结尾处的华彩乐段，我承袭传统，故意留白，让约阿希姆即兴演奏，充分地表现他身兼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无以伦比的音乐造诣！后来，他的华彩成为本曲的固定版本。

1879年，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y of Breslau）向我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这让我这个早出道、没上过大学的老头儿受宠若惊，立刻回寄了一张明信片以示感谢。然而，我的朋友、布雷斯劳大学音乐系主任伯纳德・舒尔茨（Bernhard Scholz）提醒我，校方可能更希望我以音乐的形式向他们表示感谢。于是，第二年，我在奥地利的温泉小镇巴德伊舍（Bad Ischl）度假期间写了一首管弦乐曲作为回馈。创作这首乐曲时，我这个五十七岁的老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岁时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的年轻时光，用四首当时在学生酒吧的歌曲构架出欢乐奔放的青春旋律，取名《学院节庆序曲》（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Op.80）。紧接着，我又写了一首和此曲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序曲》（Tragic Overture，Op.81），可能是因为我性格中无法承受纯粹的快乐吧，必须要用一个哭泣的声音来平衡那无忧的狂喜。

1881年，我再次造访意大利，游历了威尼斯、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和奥维多（Orvieto）。回到维也纳后，我完成了《第二钢琴协奏曲》（Op. 83）。11月9日，当我在布达佩斯的首演中担任独奏时，年迈的李斯特在台下观看，演出结束后他无论是对这部作品还是我的演奏都极尽赞美之词，这让我感觉非常羞愧。遥记二十八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美少年来到魏玛，居然在如日中天的大师演奏钢琴时入睡，那是何等的不敬啊！如今，美少年已蓄须发福，大师已老迈，他对我依然宽宏大量，而我却依然站在他音乐信仰的对面。我把这首乐曲献给我的启蒙老师马克森先生，那位保护我对音乐的热爱，鼓励我在钢琴学习时坚持自己的喜好――即兴演奏，而不是僵化地按照传统来塑造我成为炫技大师的恩人。

在维也纳，我的生活十分俭朴：一间平房、一个管家、一堆乐谱、一架钢琴。每天晨起煮杯浓咖啡，站在高高的桌子前作曲；午后着宽松衣裤出门到小餐馆用午餐；饭后，叼根雪茄，到丛林、小路、公园漫步，闻花香，听鸟鸣，呼吸充满灵感的空气，让乐思在脑中回响、构架、沉淀；晚间，进剧院或音乐厅汲取灵感；最后到我喜爱的客栈喝酒吃肉。散步的时候，我总会带些糖果分给路上的孩子们吃。我不喜欢被无端地奉承，但随着名声大涨，阿谀奉承者却是防不胜防。一次，有新贵请我到府上品酒，当他拿出一瓶珍贵佳酿时，对我说：“这是我酒庄里的勃拉姆斯！”我尝了一口，回敬道：“现在可以把您的贝多芬请出来了！”

从二十二岁到五十二岁，我写了四部交响曲，完成了舒曼先生赋予我的使命。在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四交响曲》中，我要向音乐史上的曲风和伟人致敬。在第一乐章，我以贝多芬的方式，把一个最简单的上下行音程作为动机，让它像一颗种子一样，在音乐的发展中星星点点、处处发芽，蜕变成一朵朵神采各异的花朵，在丰富的对位层次中绽放成一片灿烂的花海；第二乐章，我运用了中世纪弗里几亚调式谱写了一段伤感的冥想，虽然穿插了一个急促的乐段，却无法赶走宿命的阴影；第三乐章，我把贝多芬的谐谑曲发展成奏鸣曲式，让一个原本宁静的主题随着节奏无休止地飞驰；末乐章，我又回到了巴洛克时期的帕萨卡里亚舞曲形式，并赋予这老派的舞曲以生生不息的新生命！ 勃拉姆斯在维也纳的居所

1887年，为了修补和老朋友约阿希姆的关系，我写了一首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的协奏曲――双协奏曲。说到和老朋友的决裂，要回到1884年。一天，约阿希姆的妻子、女中音阿玛丽叶（Amalie）向我写信求助，说她多疑的丈夫怀疑她和出版商西姆洛克（Fritz Simrock）有染，提出要和她离婚。对这种指控我觉得荒诞至极，阿玛丽叶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歌唱家，能在最光辉的年纪嫁给约阿希姆，为他放弃了事业并生育了六个子女，还为他经营演出和出版事宜，怎么可能做出背叛丈夫的事情？！于是，我回了阿玛丽叶一封长信，表达了我对她的尊重和绝对的信任。没想到这封信后来成为他们离婚案的呈堂证供，让约阿希姆在诉讼上吃了亏。从此，他与我反目成仇，不相往来。

虽然觉得冤枉，但我怎能忘记约阿希姆几十年来和我惺惺相惜的友谊？二十岁的时候，我流落欧洲为江湖小提琴手伴奏，如果没有遇见他，我怎么可能到大学旁听，怎么会知遇舒曼夫妇？后来舒曼先生希望我写大型的交响乐作品，是约阿希姆热情地鼓励着我，无私地帮我提议、修改，才让我这个毫无交响乐概念的人写出第一部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我年轻时代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约阿希姆的痕迹，他是我创作的推动者，在我音乐生命中的地位仅次于克拉拉。9月，当作品完成之后，我请克拉拉约了约阿希姆和大提琴手豪斯曼（Robert Hausmann）来到巴登巴登的小镇一起排练。10月，我们一起登上了科隆居策尼希乐团（Gürzenich Orchestra）音乐会的舞台，由我挥棒指挥乐队，约阿希姆和豪斯曼担任重奏。曲终人散，两个好朋友之间的恩怨被这部幽默中带着苦涩、争斗中带着和谐的乐曲完全洗净。

1888年7月，我收到克拉拉的来信，说她打算卖掉现在的房子，换到更小的地方居住，用换购的钱支付孙子们的教育费。她在1879年又失去了小儿子菲利克斯（Felix，1854C1879），现在她已经年近七十，我怎忍心看她受苦！但她的自尊心极强，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善意伤害她敏感的心，于是给她写了一张便条：“如果我匿名把钱送给您，就需要请别人代劳写地址，但我不愿任何人对我们生疑。所以，请允许我将这1500马克奉献在您脚下。只烦请您写一张回卡，以示收到即可，除此别无所求。恭敬地向您致意！”

1889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人西奥・旺格曼（Theo Wangemann）到维也纳请我测试他们的新发明――录音机，说是这个机器能保存下我的声音，世代流传。我欣然接受，在自己的钢琴上弹了一段《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在维也纳，我的名声日益高涨，成为音乐界的权威、维也纳作曲大奖赛的评委。在这个比赛中，一位名叫德沃夏克的选手连续三年夺得本赛事的冠军。他的音乐中有一种原始的动感和美丽，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把他的钢琴四手联弹《斯拉夫舞曲集》（Slavonic Dances）介绍给我的出版商西姆洛克，德沃夏克听从了西姆洛克的建议，将它们改编为管弦乐，作品一经出版，立刻大卖脱销。他对我的感激正如当年我对舒曼的感激，我们迅速成为忘年之交。1892年，德沃夏克到纽约国家音乐学院出任院长，写出了具有美国元素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感恩赞》和《美国弦乐四重奏》等优秀作品，我为他的每一次成功感到骄傲。

1890年，我完成了《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Op. 111）。看着潮流的改变，我对调性和声的未来已经不存希望。既然无力挽回，我决定不再参与其中。我的一生都在悖逆潮流，对于李斯特之流的炫技之作向来嗤之以鼻。以钢琴曲为例，他的作品难，难在手指的跑动和身体的协调；我的作品也难，难在结构的复杂，钢琴家必须破译我编织在音符中对位的碎片、和声的四五度走向、动机在远近关系调中的游弋等等，才能完整地表达出乐曲的内容。表演李斯特的作品所赢得的掌声是对肢体表演的赞扬，演奏我的作品所赢得的掌声是对钢琴家智力和修养的表彰。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每一首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我要在有生之年把家里堆积如山的草稿和劣作清除干净，以免让后人翻出我所遗弃的败笔毁我名声。于是，我花了半年时间，把家里该清理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

本已立志不再作曲了，但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想法。1891年，我到迈宁根参加艺术节，听了一场韦伯的《单簧管协奏曲》和莫扎特《单簧管五重奏》的音乐会。单簧管独奏者是该乐队的新成员，他那鬼斧神工般的演奏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单簧管的魅力，有一种此生不为单簧管谱曲，将成为终身大憾的感觉。我和这位单簧管演奏家理查德・米尔弗尔德（Richard Mühlfeld）成为了忘年交，为他量身定制了几首作品――《单簧管三重奏》（Op. 114）、《单簧管五重奏》（Op. 115）和两首单簧管奏鸣曲（Op. 120）。

我晚年结交的朋友小约翰・施特劳斯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真羡慕他能够写出像《蓝色的多瑙河》那样简单、淳朴而动听的维也纳之声。他那高大健壮的身形和丰富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年轻，而我的长胡子、大肚子、不修边幅的打扮让自己十分见老。我们的合影就像一个风度优雅的年轻人和他的农民父亲，但实际上，他比我还年长八岁。一次，他年轻的太太阿黛尔（Adele）让我在她的扇子上签名，我画了《蓝色的多瑙河》的几个音符，在下面写了“可惜不是约翰・勃拉姆斯之作”。

作为音乐家，我背负着舒曼先生的预言，艰难地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音乐道路。回首望去，我感慨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知遇舒曼先生之前，我满足于自己在钢琴上的才华，从不奢望去触碰大型的交响乐，更不用说成为贝多芬式的继承人。是舒曼先生看到了我的潜力，向世人宣布了我的使命，让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的预言，成为了“德国音乐的救世主”！更有幸的是，在这漫长的路途中，我有克拉拉作陪。是她，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方向；是她，透过我写在琴谱上的音符解码我的孤独、忧伤、喜悦和迷茫，还有我那不变的痴情。她，是照亮我生命的明灯！

1896年3月36日，克拉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的世界瞬间漆黑一片。

1897年4月3日，经过一年零八天的漫长等待，我也走进了天堂的大门。在万丈光芒中，我开始寻找克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