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现代时髦

魏晋风度，飘逸、洒脱、放荡不羁，还有些近于癫狂。现在社会上好像也流行起了这种风流飘逸近于癫狂的时尚流行色，并将它称之为“魏晋风度回归”，其实，这与魏晋风度大相径庭。

一个社会的风度是由社会造成的，而个人的风度往往是一个社会风度的体现。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王、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

构成魏晋风度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

鲁迅曾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而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

现在有些人，着超短裙衣、大幅暴露、男人女性化打扮，甚至为“追求回归大自然”而学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裸奔……这些东西，决不能与魏晋风度相提并论。

三国和两晋是一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汉末到魏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这些混乱而痛苦的现实，让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的传统的力量在无形中消失，很多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不愿意叛逆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就佯狂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遨游，在痛苦与癫狂中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度”。

这种“风度”其实是与整个封建统治时期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

书中有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渐成了一种风气，“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文化史上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能称得上真风流的，只有“魏晋人物晚唐诗”。的确，魏晋名士所给予我们的，是另一个人格天地。庸碌如我者，即使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自己的平庸。洒脱的阮籍身处乱世，内心的沧桑无以言说。他喜欢一个人驾着牛车，没有方向地向前游荡，车上放着酒，他边走边喝。直到车子无法再走了，仔细一看，原来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已经无路可走。于是，他饮尽了最后一杯酒，放声大哭。哭过之后，他再驾着车向另一条道走去。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哭似乎是软弱的表现，但阮籍的放声大哭，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性情。因为他不想随波逐流，成为一个昏君的附庸。

陶渊明是魏晋风度中的另一代表人物。他秉持的是老庄的玄学。老庄思想可以让人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而儒家思想在当时已陷入了矛盾之中――它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已经实在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人们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庄子自然纯朴的审美观，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恬淡纯朴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渊明追求的就是这种陶然于尘世的自然人文美学的生存观。这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魏晋时期很多名士所选择和追求的，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既表露了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又比较安全。他们也向往着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无君无臣，自耕自织，无忧无虑。这也更符合老庄思想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