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城市忧思录

新崛起的明星城市拔节成长，怅然滑落的省会便被推上了尴尬的排行榜，当一些新兴中心城市凭借市场和资源“自摸”超越省会，发展落差引发的思考，对中国城市建设蕴涵着多层面的意义。

省城尴尬与城市PK

“或许全世界都找不到像石家庄这般迷恋省会的地方：电视上说省会下午有轻微的浮尘，报纸上说省会又失踪了一只小猫，广播里说省会某某大街正在堵车，警车上的‘省会 110’光彩夺目。要是不天天提醒，省内的城市们谁还承认河北这个名义上的老大？”

――这是《中国城市的十大情结》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文章中，石家庄的省会情结恰恰凸显出了这座省会城市的尴尬。1968年2月，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往石家庄，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最年轻的省会城市，石家庄经济总量没有唐山强，民富程度远比廊坊差，历史文化被保定邯郸吊打，存在感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河北以及省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也许就注定了她的命运，京津冀原本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在空间上毗邻，在文化上相容，在经济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三地在资源富集能力以及对其他区域的影响力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

河北在形成聚合整合优势方面一直较弱，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发展快车道后，京津大都市迅速膨，位于冀中南地区的石家庄虽然是河北省行政中心，但只能辐射河北南部，并不能发挥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

有人断定说，如果进行一次“中国省会尴尬榜”的评选，石家庄肯定会名列榜首。与石家庄具有同样遭遇的，不止一个。

比如地处闽江口的福建省会福州。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厦门成立经济特区，此后的30多年间，厦门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闽南人心中的海上花园和生活天堂。据说一位福州人到上海出差坐出租车时自我介绍说：“是从福建福州来的。”司机师傅说道：“我知道，就是省会在厦门的那个福建吧。”

还有江苏，苏州经济领先南京也不是三年五年的事了。当南京提出“赶苏州”这3个字时，这个省会城市已经无比尴尬了。广州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危机感。“在珠三角区域中，一边是深圳、香港，一边是广州、佛山，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危机：如果稍不注意，人家就取代你了，中心就不在你这里了。”广州某市委领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与之相应的是2015年的一个数据，预算收入最高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中，深圳以2727亿元排名第一，广州一般预算收入仅为深圳的一半。

巴山蜀水双城记

中国城市里有很多对“欢喜冤家”，成都和重庆便是典型的一对。同是西南两颗唇齿相依的明珠，成渝这对巴山蜀水的双子城之间的明争暗斗，多年来从未停止过。

秦时云，“巴人出将，蜀人出相”，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禀赋造就了两座城市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文化气质。近年来，为争当“西南老大”，成渝争斗是全方位的：角力西部物流中心、争锋西部金融中心、布局相同的机械工业蓝图，甚至为外国领事机构的落户暗中使劲……

2003年6月，专家学者首次提出“西三角”经济区的概念，重庆立即出台规划，宣称自己将成为“西三角”的中心；成都则喊出了中国“第四城”口号，并在中央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之后，第一个提出了要做西部开发的一个支点的构想。

究竟是什么因素和力量引发了成渝纷争？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林凌称是“历史的积怨”。重庆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直辖，分别是在秦朝、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邓小平1980年代初期就有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想法，希望以此推动巴蜀地区的平衡发展。坊间流传着“重庆挣钱，成都花钱”的怨言，成渝两地矛盾由此突出。

尽管成渝两城纷争不断，但早在重庆直辖之际，两地高层和学者一致的看法是：成渝两地从产业结构来看更多的是互补。2007年，重庆和四川签署共建成渝经济区协议，实施重庆、成都“双核”战略。这之后，重庆再次获得重大发展机遇期：先是成为“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城市，然后“两江新区”成为部级新区，获得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带来了城市资金总量的爆发式增长，增速甚至远远超过北京上海。

在重庆成为舞台焦点的时候，成都一直像温吞水，不温不火。然而在重庆最风光的时期，成都竟然弯道超车，借助经济大省省会及西南片区中心的资源优势，从2008年起资金总量一跃超过重庆，并连续6年走在前面，成为仅次于北上深广的第五大城市。

2016年4月，国务院网站正式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一石激起千层浪。

规划强调“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格局”，是希望成渝城市群在未来可以解决发展的“哑铃形”结构：成都和重庆在整个城市群中GDP比重过大，挤压了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

新兴城市市场“自摸”背后

在区域发展中，我们曾经习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省会一城独大，城市面目雷同；在城市发展中，我们习惯追逐特殊政策，排斥市场规律；看重行政级别，忽视自在活力。但仍有一些城市凭借市场“自摸”成功超越省会。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城市角色定位转换的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时候。

在河北，首钢东迁唐山后，河北已经表示：“省会石家庄可以不做全省的经济中心，唐山市要做经济领头羊。”

“实际上，省会就是一个省的行政中心，其他并不是天然赋予的。现在的‘超越省会’只不过是还原一种常态，换句话说，除了行政中心之外，其他的什么中心城市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来取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刘彦平博士这样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城市化的理解简单化，走了一条“建制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只作为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发展，这种城市空间布局的误区，一直没有彻底摆脱。

的确，“还原常态”四个字，不仅对省会城市、新崛起的明星城市，都蕴涵着多层面的意义。

诚然，没有更高一级行政动力的城市，能更好地顺应市场的需求，赢得企业家的投票，所以，温州才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但不得不正视的是，新兴中心城市的发展，一般是得益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以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名目下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也就是说，它们的兴起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老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