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中产阶级”

“虚拟中产阶级”

这次去印度，我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一个全新的政治群体，即印度的“近中产阶级”。这是地球上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历史上，我们将民主革命同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中产阶级的年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比如1万美元（约合6.2万元人民币）后，他们就不太担心基本的食物和住房，可以多关心自己是否被当做公民来对待、是否拥有权利、是否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十年里，强大而廉价的计算能力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得到了大规模扩散，这种扩散已经显著降低了联系和教育的成本，因此，在印度、中国和埃及，更多的人如今虽然每天仍只挣几美元，但却能接触到此前只有中产阶级才享有的技术和知识。

——弗里德曼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如今有一个3亿人规模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3亿人规模的近中产阶级。这些近中产阶级尽管依然很穷，但他们却日渐要求权利、公路、电、不腐败的警察，以及像样的政府。“由于技术和教育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掌握了自，他们的人数之多和收入水平之低都前所未有，他们把自己当作中产阶级那样思考和行动，他们要求享有人身安全、尊严和公民权利，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马和励说。

Facebook的坏基因

Facebook是社交网络的杰作，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广告媒体平台。它的缺陷是深植于DNA中无法修复的。这里要引入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来进行分析——可被打断性（interruptability）。传统媒体——电视、广播、平面媒体——已经把人们训练得可以接受这样的广告营销模式：打断一下，为您带来我们的广告客户的重要消息。

我们都已经进化得与这种模式完美地生活在一起了，比如，电视广告时间去趟厕所。人们早已习惯了多线程式的工作和生活，也适应了不停地主动中断和被动打断——但是这种适应性的可被打断性是有选择的。Facebook的基因决定了它是另外一种互联网动物。在心理学上，它建立在人类的“自恋”情结上——“我”要在这里和“我”的朋友谈论“我自己”。当我在谈我自己的时候，我不想被“你”打断。我不仅不想听你的广告商、赞助商谈论“他们”，哪怕在我和写自己的内容中间弹出来一条消息也是令人生厌的。这就是在Facebook和谷歌做展示广告的不同之处，也是为什么Facebook公司的广告会破坏良好的用户体验。要知道，当我在书写关于我的消息，和我在搜索关于我想要的消息时，可被打断性是完全不同的。

——“定位”理论创始人杰克.特劳特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称从营销心理学层面，看到了Facebook的根本问题所在。

“酷”的背面

酷是叛逆的；酷是年青和时尚的；酷就是在新旧势力对决时，永远支持新势力。这意味着让人们觉得老牌大公司酷是件很难的事。对于面向消费者的公司来讲，酷这个标签很好，但对于面向企业的公司，“酷”是死刑。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和 Google 在企业市场这块业绩不是很好，而那些不酷的甲骨文、微软、思科、IBM 等占据大部分此块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你不可以与众不同，而需要去合群。看一下财富500公司的前十几名，哪家公司算是酷的？——前微软工程师Balaji Viswanathan回答“为什么我们觉得微软不是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