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轨迹与展望

[摘要]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内在发展论”是一种关于韩国历史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其源于对殖民主义史学的克服和确立“国民国家”的韩国历史体系的需要。“内在发展论”在韩国的发展分为两个主要流派：其一是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二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分析“内在发展论”在韩国的形成、分化和进化的轨迹，并对其在韩国历史体系构建作用进行评价，对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内在发展论”；历史认识；轨迹；展望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6012

[收稿日期]2016-07-14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得到仁荷大学科研项目的资助（42420）。

[作者简介]1.李荣昊，男，文学博士，韩国仁荷大学史学科教授，研究方向为韩国近代史、韩国社会经济史、韩国民众运动史；2. 金锦子，女，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东亚关系史。（延吉133002）

一、 序言

“内在发展论”是指20世纪60至70年代朝鲜半岛、日本关于韩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和新认识，是在建立“国民国家”的过程中，是用历史的观点重新建构殖民主义史学、确立韩国历史体系而形成的历史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在发展论”虽然以多种方式被继承，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使民族主义史学研究陷入低潮，对“内在发展论”的批判也日益高涨。纵观目前的研究，在一些韩国学者指出“内在发展论”具有一国史和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狭隘性的同时，有一些韩国学者认为在消除隔阂的当下应当对其予以摒弃，也有一些韩国学者则认为在东亚历史纷争持续不断的情况下，还不能放弃“内在发展论”的基本目标，还有一些韩国学者尝试将两者加以折中。各学者之间的观点之所以如此纠结，首先是源于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理解的偏差以及由此引出的不同解释和评判。其次是批判论者、继承论者、折中论者对“内在发展论”的后续发展准备不足，没有提出明确的应对方案。

以往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内在发展论”，其作为对殖民主义史学他律论、停滞论的反批判，不是以他律、停滞而是以内在能力和发展为内容来重新建构韩国历史。这主要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主义史学，以“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为目标；二是在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经济的内在变化中寻求自主近代化的可能性，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论”。前者在时间上贯穿整个韩国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方面，而后者则以朝鲜王朝后期以来的近代和现代为中心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此，日本学界显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但韩国学界则将其内化。

韩国学者对于“内在发展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已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整理和评论，关于“内在发展论”的论著众多，其中从史学史角度对“内在发展论”的形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论述的有：金仁杰，《20世纪60-70年代“内在发展论”与韩国史学》，《韩国史认识与历史理论》《金容燮教授退休纪年论丛1》，知识产业社，1997年；李宪昶，《韩国史认识中“内在发展论”的问题点》，《韩国史市民讲座40》，一潮阁，2007年；朴赞胜，《围绕韩国学研究模式的争议――以“内在发展论”为中心》，《韩国学论丛35》，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2007年；金贞仁，《“内在发展论”与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77》，韩国历史研究会，2010年。本文主要以解放后的韩国为背景来分析“内在发展论”形成、分化和进化的轨迹，并探讨近期关于应对方案的评价。笔者将“内在发展论”的流派分为两个，即“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笔者在以往研究中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内容加以区分，划分为批判殖民主义史学他律论的民族文化论和批判停滞论的“内在发展论”，认为“内在发展论”具有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倾向（李荣昊，《解放后南韩史学界的韩国史认识》，《韩国史23》，韩吉社，1994年），本文则按照形成的流派将“内在发展论”的概念涵盖韩国史体系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来运用。随之继承与批判、评价策略也呈现出两种态势，同时本人也关注两个流派所持历史认识的共性和差异。在借鉴中国和朝鲜学界观点探讨“内在发展论”问题的同时，还将涉及与韩国学界存在交流的日本学界的动向。对于美国学界从近代化论视角对民族主义史学和“内在发展论”进行批判的观点，美国学界的观点可参看：郑斗熙，《美国的韩国史研究》，国学资料院，1999年；郑斗熙，《儒教、传统、交融――美国历史学家们眼中的韩国史发展》，国学资料院，2005年；申基煜、马尔克斯，《Clonnial Modernity in Korea》（都敏熙 g，《韩国殖民地的近代性―超越“内在发展论”与殖民地近代化论》，三仁，2006年）。由于评论的基础不同，在此不予涉及。

二、 起源与背景

“内在发展论”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殖民主义史学关于朝鲜历史发展“停滞论”进行猛烈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白南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质上属于“内在发展论”，白南云将唯物史观的“内在发展论”运用于韩国历史。他对朝鲜经济史的认识如下：

朝鲜经济史是对各时代朝鲜民族社会经济组织的内在关联、内部矛盾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划时代转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进行科学论证。[1]（10～11）

朝鲜经济史展现的是依据各时代生产关系和“内在矛盾发展”的划时代转变的规律性所体现的历史。白南云运用朝鲜经济史的方法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2]并通过对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亚洲封建社会的实证性研究以及对朝鲜王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可能性、殖民地移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个方面阐释了内在规律。虽然白南云没有完成“内在发展论”视角下的韩国史体系，但却最早提出了韩国史的“内在发展论”问题。关于白南云的历史认识和“内在发展论”的形式可参看方基中的《韩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20世纪30到40年代白南云的文化与政治经济思想》，第二章《日帝的历史思想与政治经济思想》，历史批评社，1992年。

与白南云史学观不同是以四方博为代表的具有消极背景的殖民主义史学。四方博从两个层面探讨了韩国历史的特点，其一是以韩国历史中的半岛性质、事大思想、停滞性、党争、封建制缺乏、儒教主义弊端等阴暗面作为其特点。四方博，《关于历史上朝鲜社会的历史性质》，《朝鲜学报1・2・3》，朝鲜学会，1951年、1952年；该论文虽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发表在会刊中，但此前以《历史上朝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性质》为题被收录于日本大藏省编撰的、肯定殖民地时代的非公开资料《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第二卷朝鲜篇（1947年）中。他所谈到的韩国历史的阴暗面后来被确定为他律论和停滞论，[3]可见他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开始就对韩国历史予以了全面否定。

其二，他J为韩国不可能完成自发的近代化，其核心观点如下：

开港时，朝鲜无资本积累可言，既没有具有产业精神的阶级，也没有能够进行大生产的机器和技术，甚至连奢望这些存在的情况和必然条件都不具备。这里只有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从事闲暇劳动的手工业者、作为剩余生产物和无用之物流通者的商人和居于这些人之上享有一切权力和利益的官僚两班，除了与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相对立的因素外别无其他。[4]（4）这段论述在1947年的《历史上朝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性质》和1952年的《关于历史上朝鲜社会的历史性质》中作为结论反复出现。序言和结论都体现了朝鲜近代化需要经历日本殖民地的必然性。

四方博认为开港时朝鲜完全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有的只是阻碍其发生的因素，并由此得出了除了以日本资本和技术为主导在韩国确立资本主义外别无选择的结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肇始。

四方博认为历史是“复线”和“延续”的，民族精神以“复活”或变换“衣装”的形式出现，当前的责任在于能否重新发现韩国历史的不足以及能否成为扬弃的样式。[5]（194）在见证南北分裂和战争爆发的同时，四方博认为由于重新被发现的历史因果必然会使韩国国民国家的形成遭遇难关。

通过总结殖民主义史观，四方博所表现的对韩国历史和韩国人命运的“关爱”受到日本学界旗田巍和|村秀树的猛烈批判，他们的批判性学术活动对韩国学界和“内在发展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6]（99～103）

三、 “内在发展论”的两个流派

（一）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以1960年“4・1生运动”为契机，韩国学者对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观进行了批判，积极尝试从发展论视角寻求对策。批判殖民主义史学和继承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活动开始活跃，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建构韩国史体系化的宏观发展；另一个则是以近代转型为中心的探讨。

作为对殖民主义史学的总体性批判，韩国史的体系化在韩国史各时代和诸领域中得到深入开展。李基白在《国史新论》（1961年）中自称他第一次对殖民主义史学进行了正面批判。[7]（8）他对当时学界的情况描述如下：

到1961年，解放已经15年了，但对殖民主义史观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理论批判，而只是代之以悲愤慷慨的情感，或予以回避，亦或很糟糕地只是改变表现而重复其理论。因此，只是在言语上标榜民族的自主独立，但却没能找到支撑这些主张的历史依据。这种倾向在谈到我们的历史时容易导致民族自嘲心理表面化，从而无法意识到殖民主义史观设置的陷阱。[8]（253）

在《国史新论・绪论》中，李基白不余遗力地批判了四方博提出的半岛性质、事大主义、党派性、文化模仿性、停滞性等韩国历史的阴暗面。李基白对殖民主义史观的批判继而结集成为史论集《民族与历史》（一潮阁，1971年），在《韩国史学的方向》（一潮阁，1978年）中提出了与此相对的韩国史观。他对殖民统治御用理论的批判成为了建构新的韩国史学的起点。他的韩国社会发展史观“将韩民族的历史基于人类普遍性基础上”，“其普遍性所依据的不是一元准则而是多元准则，每个民族的历史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特殊性”。[9]（245）对于韩国史的体系化，他以“社会支配势力的变迁”作为时代划分的基准，立足发展论来论述其盛衰。[10]如果将其观点视为“民族主义与‘内在发展论’的融合”，[11]（86～102）那么“内在发展论”概念的涵盖面可谓极其广泛。

率先对殖民主义史学进行批判并积极寻求对策的历史学家是金容燮。他把日本御用学者的殖民主义史学概括为“他律论”、“停滞论”，称取而代之的新韩国史观“既能展现韩国史特殊性又可将世界史发展过程普遍化的理论予以体系化”。[12]

大致从1955年开始，金容燮对19世纪后半期农民阶层的动向以及“东学乱”进行了考察，以朝鲜王朝后期农业史研究为核心来确立韩国历史的基本体系。“站在农业、农村、农民内在发展过程的立场来探寻中世纪社会的解体过程”，换言之，就是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如果站在主体立场的中世纪社会的解体过程得到解释，那么停滞性理论和他律性理论就都能被克服”。[13]（3～4）为确立农业史研究体系，他指出“首先要慎重选择利用史料，必须通过实证性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本国历史，并由此再建构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体系……必须从内在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历史”。在此框架下，他确立了17世纪以来从开港到殖民地直至朝鲜半岛南北农业改革时期的农业史体系，从农业史层面来探讨现代韩国悲剧性的制度分裂与战争，并试图使之体系化。[14]虽然他的研究被看作是“对韩国史内在发展的不懈追踪”，[15]（763、780）但他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论、“内在发展论”的概念和术语，只使用了“内在发展过程”或“内在性”、“发展性”、“主体性”等术语。

李基白通过编著通史、金容燮通过对朝鲜王朝后期以来的农业史研究开创了取代殖民主义史学的韩国史体系化先河。可以说，虽然他们都认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但李基白以多元的普遍性为前提强调特殊性，而金容燮则以特殊性为前提更加偏重普遍性。

韩国史的体系化在1967-1968年举行的韩国史时代划分研讨会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会议主持者、经济史学家金泳镐指出了进行时代划分研讨的背景，即“随着对以往所谓非韩国人的韩国史观乃至非发展历史观（停滞论）的克服，以及从主体、发展角度再建构韩国史所进行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求新的时代划分论”。[16]（307）虽然此次参会者们未能就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多种时代划分方法达成共识，但以韩国历史为对象进行时代划分本身就体现了将韩国历史发展过程予以体系化的努力。

1967年12月，韩国史研究会的创立意味着韩国史体系化研究正式起步。韩国史研究会在发刊词中指出，其任务是“科学研究韩国史进而确立韩国史的正确体系，使韩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确立其合理地位”。学会章程中也指出，“旨在科W研究韩国史并使之体系化，为民族文化发展做出贡献”。[17]可以说其目的是运用科学方法确立韩国史体系进而体现世界史的普遍性。韩国史研究会的目标虽然可以表现为“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但学者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有学者认为“科学”是实证性的研究，也有学者将社会主义展望内化的情况。

凭借着对殖民主义史学批判10余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当时韩国史学界的自信达到了试图对韩国史予以体系化的程度。1969年末，韩佑场⒗罨白、李佑成、金容燮等人就“为培养第二代国民的民族主体意识，为进行正确的国史教育，理应编修新国史教科书的提案”而进行了共同研究，并将之称为“改善中高等学校国史教育的基本方向”。[18]（371～372）这是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并集中当时国史教科书目录而提出的，作为“提案制定基本原则”提出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整体国史来体现民族主体性；

第二，从世界史视角揭示民族史各时代的性质；

第三，从内在发展方向把握民族史的全过程；

第四，避免制度史的罗列而记述以人为中心的生动历史；

第五，增加有关各时代民众社会活动的内容。

为了实现这一原则，他们对各时代的具体史实进行了新的阐述并致力于确定时代划分和各时代的特点。虽然上述四人的观点以不同方式表现，但可概括为“站在主体立场，用发展的眼光兼世界史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史，并使之体系化”。[19]（138）以韩国史学界批判殖民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来建构国民国家的本国史体系，并把它作为国民教育的标准。

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为国史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史》编纂计划，到1979年共出版《韩国史》25卷。《韩国史编纂纲要》与前述国史教科书“提案制定基本原则”有很多共同点，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1・序》，1973年。“韩国史编纂纲要”内容如下：（1）树立正确史观编纂民族文化体系化的集大成的韩国史；（2）着眼民族主体性编纂韩国史；（3）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成长发展为中心的韩国史；（4）编纂认识到民族内在发展方向的韩国史；（5）编纂关注各时代民众活动的韩国史。“韩国史刊行宗旨”提到的韩国史编纂目标是：（1）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为基础来编纂韩国史；（2）着眼民族主体性编纂体现内在发展的韩国史；（3）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并将之体系化来编纂新的韩国史。主体性、内在发展方向、关注民众活动等都是一致的。具有民族性、主体性和自主发展观点的韩国史体系成为此后韩国高等学校国史教科书编纂的基本方向。

20世纪60到70年代，韩国史体系化的研究成果汇集为韩国史研究会出版的《韩国史研究入门》，该著将“韩国史体系化”作为最主要的课题，同时对时代划分予以了特别关注。此时的韩国史接受并认同了“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进行的时代划分”的观点，从而将“民族史的主体发展过程”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Ⅰ、中世社会Ⅱ、近代社会。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史研究入门》，知识产业社，1981年。在各章开端未署名的两页序言中明确体现了力求揭示以韩国史发展体系化进行时代划分的意义以及各时代特征的目的。这样的时代划分，对于摆脱王朝史观或停滞论以及确立自己的时代划分和时代性质的基本框架具有一定意义。在这一时期，韩国史的体系化发展有时被称为“内在发展理论”，但却没有被命名为“内在发展论”。

对“内在发展论”的正式命名和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首先由日本学界发起，即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出现的不将韩国视为日本的侵略对象而从韩国人的立场进行研究的方法称为“内在发展论”。[20]韩国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的认识和普及的契机源于对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介绍。[21]（9～16）但最初仅是作为修辞被提及并没有被确定为史学史的概念，[22（436）]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接纳。20世纪60到70年代“内在发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整理如下：

殖民史观诸理论，特别是他律论和停滞论受到了集中批判，从而赋予了韩国史主体性和发展性质。旧石器、青铜器时代的确定、前近代社会土地国有批判论、朝鲜王朝后期封建制解体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实学研究、韩国史时代划分论等都是在这种史学史反省基础上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对克服殖民史观进而普及发展的韩国史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重视和探究韩国史主体发展过程的研究倾向后来被称为“内在发展论”，并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新的韩国史认识的一般方法论。[23]（38～39）

20世纪60到70年代韩国史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独有的，在日本研究高丽史的旗田巍很早就提出了韩国史的主体发展。这对于20世纪50到60年代盛行殖民主义史学观的日本学界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认识。旗田巍指出，殖民主义史学观的问题在于“依据外部力量来阐释朝鲜史而无视朝鲜的内在发展”，“朝鲜史研究的课题不是以朝鲜人为主体发展的历史”。他还认为，不能只从朝鲜史内部来看朝鲜的历史发展，还要认识到朝鲜史主体立场上的外来压力及外来文化，从而界定了内在主体发展的一般性。同时指出，“朝鲜史在具有特殊性的同时也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性，阐明其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就可以明确朝鲜史的特殊性”。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以朝鲜史“主体内在发展”为基础的时代划分来达到对朝鲜史的体系认识。[24]由于他的观点与当时韩国史学界以“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所建构的自主发展史观几乎一致，因而相互都产生了积极影响。[25]

（二）资本主义萌芽论

如前所述，20世纪60到70年代对韩国史内在发展的探讨集中于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其中最受关注的则是近代转型问题。

1958年韩国史学会创立，旨在研究社会经济史以探索新史学。[26]（166～167）1963年6月该学会召开了以“朝鲜王朝后期的社会变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朝鲜王朝后期身份制度、经济、思想及实学等领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27]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学术会从经济层面能动性地探讨了朝鲜王朝社会后期的变动，而且还认为这是朝鲜社会内部出现的发展形式。其中金容燮通过分析土地丈量簿和户籍，认为两班阶层的增加是以经济力增长为基础的，小农通过耕种租佃地成为“经营型富农”。同时，他指出在社会变动中，发展层面与局限性并存，它们是通过发展与调和的过程成长的，从而批驳了直线发展论。[28]

当时千宽宇把阐明“自身内部中世纪要素是否解体并产生近代要素，或者是否与自身内部条件无关，从外部涌入近代要素”作为研究课题。[29]由此，对近代的展望和转型问题成为了探讨的焦点。

将这种研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对东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展开情况可参看：吴星：《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以初期研究为中心》，《韩国史市民讲座9》，一潮阁，1991年；朴基水：《韩国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史林28》，首善史学会，2007年；李宪昶：《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论及其应对方案》，《韩国史学史学报》17，韩国史学史学会，2008年。并积极向学界推介的是经济史学家金泳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和朝鲜就开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了历史的再建构，其结果是引发了时代划分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激烈争论，而且这种情况被广泛介绍到日本学界。权宁旭：《朝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以北朝鲜历史学会的动向为中心》，《思想510号》，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村秀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封建末期农民斗争》，《朝鲜史入门》，1970年。朝鲜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被正式确定为朝鲜王朝后期资本主义关系已经产生并发展，到开港时期被阻断。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许宗浩的《朝鲜封建末期的小农制研究》（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年）、全锡淡、许宗浩、洪熙俞（音译）的《朝鲜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1970年）、金光镇、郑永淳、孙镇厚（音译）的《朝鲜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年）。金泳镐通过日本学界了解到资本主义萌芽论，指出，“随着对黑格尔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以及韦伯理论的援引，诸经济史学家们集中探讨了韩国经济史的停滞性，使事态进一步陷入僵局”，从而对当时学界进行了批判。[30]（181）他提出“对于韩国资本主义确立过程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阐明朝鲜王朝后期经济变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认为18世纪在手工业、矿业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30]（183）在1967和1968年举行的韩国史时代划分研讨会上，金泳镐指出，“承认开港前资本主义萌芽或许能够自行转向近代化，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深化的努力”已经出现在近代转型的探讨中，从而将史学界的论题有意识地转向为资本主义萌芽论。[31]（315）由于日本人提出的停滞论内含封建制的缺乏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因此停滞性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予以克服，进而可以解决从“发展的内部层面”进行“韩国史体系化再建构”的时代划分问题。[32]（89～91）可以说，由于金泳镐的指引，使得以确立韩国史科学体系化为目标的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经济研究转向了“资本主义萌芽论”。

实学研究者李佑成也在了解日本学界动态后[33]（213）对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行了积极探讨。同金泳镐一样，他对解放后左派和的“认为亚洲社会的特点具有停滞性，对亚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研究目的是将停滞性构造和必然性理论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34]（451）作为对此予以克服的一部分，他在1969年末发起了对19世纪前半期韩国社会的共同研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开港后朝鲜社会的状况、发展阶段以及朝鲜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程度”。李佑成从农业、手工业、矿业、商业、社会身份关系、思想关系等领域对此进行了讨论和研究。金容燮等：《19世纪的韩国社会》，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会，1972年。收录的共同研究成果有金容燮的《18、19世纪农业状况与新农业经营论》，金泳镐的《朝鲜后期手工业的发展与新的经营形态》，姜万吉的《都贾商业体制的形成与解体》，郑锡宗的《朝鲜后期社会身份制的解体》。李佑成虽然试图研究实学问题，但却没有收录进来。李佑成追述当时的研究时指出，“亚洲地区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不仅仅是揭示内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学术问题，而且对当今亚洲各民族的主体觉醒以及与世界的对话都是巨大的精神源泉”。[34]（453）在出版共同研究成果时，李佑成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研究做了如下评述：

作为对迄今为止殖民主义史观过度否定歪曲的回应，我们致力于呈现民族历史的积极面。本书即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当然，我们的这种努力并不是对现实的廉价阐释，也不是站在乐观论观点上的，另外也不是试图仅以资本主义萌芽论来确定韩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努力对于揭示韩国历史内在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作用。[35]

李佑成指出，这是为了批判殖民主义史学而有意呈现的积极面，同时将资本主义萌芽论作为阐明内在发展规律的核心课题。这一时期进行的研究可谓是韩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研究的顶峰。尤其金容燮虽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却主张将具有资本家性质的借地农指称为“经营型富农”，这种观点虽然受到了将朝鲜王朝后期农业中的变化过度阐释为近代性的批判，[36]但也被认为是向学界阐明“实证性地探讨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代表性成果。[37]（41）不过笔者认为将金容燮确立的从朝鲜朝后期到开港和殖民地时期南北农业政策问题的农业史体系限定为资本主义萌芽是难以成立的。积极参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研究的姜万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研究被认为是超越日帝强占时期v史学方法论的纯实证主义史学，并被作为反殖民史学的民族主义史学或社会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而被继承，进一步而言就是为了摆脱殖民史学强加于韩国历史的停滞落后论或他律论”。[38]（172）

[7][韩]李基白：《韩国思想的再构成》，一潮阁，1991年。

[8][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的启示》，《研史随录》，首尔：一潮阁，1994年。

[9][韩]李基白：《学问苦斗的延续》，《研史随录》，1994年。

[10][韩]李基白：《韩国社会发展史论》，《韩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首尔：一潮阁，1978年。

[11][韩]郑杜熙：《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民族主义与“内在发展论”的融合》，《一部历史，两种历史学》，松树，2001年。

[12][韩]金容燮：《日本、韩国的韩国史记述》，《历史学报》31，1966年。

[13][韩]金容燮：《朝鲜后期农业史研究（1）》，首尔：一潮阁，1970年。

[14][韩]金容燮：《我的农业史研究》，《历史学报》180，2003年；《直至以农业史来确定前进道路》，《历史学家的诞生》国际历史学韩国委员会、日本委员会编，首尔：知识产业社，2008年。

[15][韩]郑昌烈：《跋文》，《韩国近代化的民族问题与新国家建设》（金容燮教授停年纪念韩国史学论丛3），首尔：知识产业社，1997年。

[16]n国经济史学会编：《韩国史时代划分论》，首尔：乙酉文化社，1970年。

[17]《韩国史研究》第一辑“会报”，1968年；李泰镇，《学会介绍：韩国史研究会》，《梨花史学研究（13、14辑）》，1983年。

[18][韩]李佑成：《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69-1970年》，《韩国的历史像》，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2年。

[19][韩]金仁杰：《20世纪60-70年代“内在发展论”与韩国史学》，《韩国史认识与历史理论》（金容燮教授退休纪年论丛1），首尔：知识产业社，1997年。

[20][日]中冢明：《“内在发展论”与帝国主义研究》，《新朝鲜史入门》（朝鲜史研究会编，旗田巍监修），东京：龙溪书舍，1981年。

[21][韩]方基中：《推进“内在发展论”的方法论考察―与吸收日本的韩国史研究相关联》，《封建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经济构造：近来日本的韩国史研究成果》，首尔：青雅出版社，1982年。

[22][韩]郑昌烈、郑锡宗、赵光：《讨论：朝鲜后期的社会的变动》，《韩国史研究（2）》，韩吉社，1984年2月。

[23][韩]方基中：《韩国史认识的方法与课题》，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史讲义》，1989年2月。

[24][日]旗田巍：《朝鲜史研究课题》，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入门》，东京：太平出版社，1970年。

[25][日]旗田巍：《朝鲜史像诸问题》，《新朝鲜史入门》，1981年。

[26][韩]姜万吉：《历史学家的时间》，创评，2010年。

[27]韩国史学会：《史学研究16》，1963年12月。

[28][韩]金容燮：《朝鲜后期的社会变动：经济―农村经济》，《史学研究（16）》，1963年。

[29][韩]千宽宇：《韩国史问题点之我见――史观、考证与时代划分》，《思想界》，1963年2月号。

[30][韩]金泳镐：《资本主义确立过程是怎样的？》，《新东亚》，1966年8月号（后收录于《韩国资本主义形成问题》，《韩国史的反省》（历史学会编），首尔：新旧文化社，1973）。

[31]韩国经济史学会编，《韩国史时代划分论》，乙酉文化社，1970年。

[32][韩]金泳镐：《克服韩国史停滞论的方向―时代划分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亚细亚》，1969年3月号。

[33][韩]郑载成：《安秉植――从民族主义到经济成长主义》，《历史批评59》，2002年夏；金容燮等：《19世纪的韩国社会》序言，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会，1972年。

[34][韩]李佑成：《东亚地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实是学舍散稿》，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95年。

[35][韩]金容燮等：《19世纪的韩国社会》序言，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会，1972年。

[36][韩]安秉植：《农业史研究的问题点》，《创作与批评》，1976年夏季号。

[37]近代史研究会：《韩国近代历史学与朝鲜后期史研究》，《韩国中世社会解体期诸问题上》，韩院，1987年。

[38][韩]姜万吉：《都贾商业体制的形成与解体》，2010年。

[39][韩]宋赞植：《李朝后期手工业研究》，首尔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1973年。

[40]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历史研究入门》，1981年。

[41]近代史研究会：《韩国近代历史学与朝鲜后期史研究》，《韩国中世社会解体期的诸问题》上，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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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日]|村秀树：《朝鲜史若干问题》，1964年；《朝鲜社会的过渡法则》，1976年；《东亚地区帝国主义体制的过渡》，1981年；《朝鲜近代史研究内在发展的视角》，1986年。

[47][韩]安秉植：《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韩国学研究入门》，首尔：知识产业社，1981年。

[48][韩]李荣薰：《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成立论”批判》，《大学》创刊号，1985年。

[49][韩]李荣薰：《关于韩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韩国社会经济史（5）》，首尔：韩吉社，1987年。

[50]郑载成：《安秉植―从民族主义到经济成长主义》，《历史批评（59）》，2002年夏。

[51][日]p木真人：《战后日本的朝鲜近代史研究现状――“内在发展论”再考》，《历史评论（6）》，1990年。

[52][韩]李荣昊：《“内在发展论”争议》，《韩国前近代史主要争论问题》，首尔：历史批评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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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日]中冢明：《“内在发展论”与帝国主义研究》，《新朝鲜史入门》，1981年。

[55][韩]李宪昌：《韩国史认识上的“内在发展论”的问题点》，《韩国史市民讲座（40）》，2007年。

[56][韩]金仁杰：《现代韩国史学的课题》，《20世纪历史学，21世纪历史学》（韩国历史研究会编），首尔：历史批评社，2000年。

[57][韩]李宪昶：《韩国史认识上的“内在发展论”问题点》，《韩国市民史讲座（40）》，2007年。

[58][韩]朴赞胜：《围绕韩国学研究模式的探讨――以“内在发展论”为中心》，《韩国学论集（35）》，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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