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门”下到底谁的错?

“知恩图报”与“与人为善”历来都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底线和高品行的标尺。因此，中国人早就有“英雄第一开心事，撒手千金美德时”和“乐莫乐于好善”的美谈。然而，近期这个美谈似乎人为地变了味，暂且将这种变了味的美谈佳话称之为“感恩门”。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去搭车，但颠簸了6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在2006年8月中旬举行的活动，是襄樊十几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按道理讲，这种仪式对于城里长大的孩子，和众多受助孩子上台一起跳跳舞，甚至拿起麦克风高歌一曲，恐怕难度不是很大，但对于来自在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灰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来说不能说不是难度。他感触最多的是自己那颗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固住了一样。他的手脚，像被一桶糨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因为在他家，仅有4盏50瓦的灯泡。一年后，也就是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这个捐赠仪式。这一“结对”资助每次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一段文字，是《南方周末》报道的消息。

段东仁与其他4名大学生为何“缺席”呢?襄樊市总工会给出了如下理由：一年多来，受助的大学生中有2／3的没有给资助者写过信，一男生写过信，但只是想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是的，受别人“滴水之恩”，现在自己还没有条件“涌泉相报”，但起码应该说一声“谢谢”还是没问题的。假如受助者应该做到的而未做到，资助者自然有“失望和愤怒”的理由。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些，而是受助者应该做到“谢谢”的而真的没做吗?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段东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2007年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的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本科毕业。面对大学生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龙威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虽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确实为那些没再获助的同学抱不平，因为他太理解他们的心了。他说：“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有写信?”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龙威回忆2006年被资助的情形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他还说：“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则是尴尬、自卑、甚至屈辱。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的“恩”击得七零八落。曾经资助过段东仁的企业家称其没有终止资助，而是当时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况，之后匆匆挂了电话，就连襄樊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带头资助了5名大学生的宋爱洁也婉绝了采访。

当我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感恩如何如何”，并把“取消捐助资格”视作对“不感恩学生”的合情合理且有效的“惩罚”时，却忘记更低估了人对自尊的珍视，即使是一文不名的“贫贱者”也不会用它交换金钱，当5名贫困生及其家长表示“从此拒绝接受捐助”，而非我们想当然的“认错”并“乞求再次获得”时?我们该作何感想?当贫困学子说出“我要换回我的尊严，要让受助者有尊严地接过帮助”时，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少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少点毫无意义的高妙说词，多点来自心灵的真诚关爱，多点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再多点充满人性光辉的宽容与理解，笔者相信，不仅“5名不感恩的学生”会学会感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将真正学会感恩，我们的社会自然会更加和谐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