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安顺屯堡人主体的由来问题

摘要：安顺屯堡人特殊的服饰与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相似，其特殊的语音和食品亦具明显的北方特点。安顺屯堡人的主体，系源于洪武年间被带往西南的前元太尉纳哈出的部属，以及与之婚配的当地土著。

关键词：安顺屯堡人；蒙古人；纳哈出；服饰；语音

中图分类号：C951. 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157-06

The Third Essay on the Origin of the Anshun Tunpu Group

CHEN Xun-ming

(Guizhou Provincial Social Academy，Guiyang，Guizhou 550002，China)

Summary: The costumes of Anshun Tunpu Group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northern horde ethnicities. The features of their accent and food also represent typical Northern characters. Anshun Tumpu Group originated from the subordinates of Grand Marshal Nahucu (Tai Wei) of the Yuan Dynasty, who were assigned to the Southwest of China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Hong Wu, and the aboriginals domiciled there who married to the formers.

Key terms: Anshun Tunpu Group; the Mongols, Nahacu, Costumes, Accent.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就开始对安顺屯堡人问题感兴趣，进行了一些考察和研究，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安顺屯堡人主体的男性祖先主要是明初随军而来的北方民族。但是由于学疏识浅，很多问题还未完全弄清楚，迄今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安顺屯堡与蒙古屯军》（《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和《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一，安顺（包括今安顺市和平坝、普定等县）屯堡的设立，始于元代而不是明代。

二，安顺屯堡妇女长袍、大袖、粗腰带的装束和婚前蓄辫、婚后绾发的头饰，并不是凤阳装，而是北方民族的传统服饰。

三，安顺屯堡人强烈的卷舌音和儿化音与南方语音差别甚大。著名的俗语“得儿”（男阴）更为南方所无，而北京、天津、内蒙和辽宁等北方省市则有。

四，安顺屯堡人最具特色的糕粑与糍粑不同，与江南松糕差异更大，却与东北地区的粘米糕相似。

五，安顺屯堡迎汪公的习俗源于北方民族的翁衮崇拜与本地土著的祖神崇拜，地戏源于萨满跳神与本地巫师作法。

六，徐霞客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明代崇祯年间他游经平坝、安顺等地屯堡人居住地区时，皆谓当地人为“苗”或“熟苗”，并无他乡遇故知之感，可证明代的屯堡人即与江南人迥异。

七，民国《平坝县志》谓“明初以安徽凤阳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遂多为凤阳籍”，缺乏历史根据。

八，安顺屯堡人主体的男性祖先主要来自洪武二十年受降的前元太尉纳哈出的部属。由于纳哈出当时的管辖和活动范围包括今内蒙东部、辽宁东北部和吉林西北部，其中既有蒙古人，也有女真人乃至契丹后裔。他们在屯堡地区娶妻生子，成为最早的屯堡人。

蒋立松先生在《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一文（《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的观点：“屯堡人的主体来源是明初的江南移民，而非北方民族。”他在批驳笔者上述第五和第八点看法的基础上，根本反对笔者的观点。

应当承认，笔者在《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一文中说“安顺迎汪公的风俗在凤阳、南京等江南各地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找不到根据”，的确过于武断。蒋先生关于江南汪华崇拜的详尽论述使笔者大长见识。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笔者现在认为，安顺屯堡地区的迎汪公习俗乃是祖神和英雄崇拜的体现，因为除了汪公之外，屯堡地区不同的村寨、家族还崇拜各自的神灵。对此，民国《平坝县志》有翔实的记述和精到的分析：

“平邑正月十五前后，四乡多迎神。其所迎之神，或郭或张不同其姓，或官或将各异其衔，愚夫愚妇相沿不知所谓。而夷考其实，大约乃元明诸将领平定一方，一方之人蒙其捍卫，遂神而迎之。所以各乡之神不同，各神经过有一定路线。凡在线内人家，皆三牲酒醴，焚香叩拜至宽坪（各神之坪有一定）。主祭者又肃戎装，演传籍诸武剧以侑祭（惜当日诸将领姓名不传）。”[1](P34)

明初由北方民族带来的翁衮崇拜，以及后来由安徽商人引进的汪华崇拜，虽然衍化成比较广泛的迎汪公习俗，但始终未能取代各村寨、各家族迎奉自己的祖神或英雄的传统。

至于五显崇拜，中国南北皆有。单就贵州而言，除了安顺屯堡之外，遵义等地区也有，六广河边的五显台就因当地的五显庙而著名。因此，即使能证明五显崇拜是在明初直接从江南传到屯堡地区的，也无助于探索安顺屯堡人主体的来由。这牵涉到一个至关紧要的特异性问题。安顺屯堡文化之值得特别关注，乃是因为它具有一些周边其他地区所无的突出特点。只有从这些特点入手，无论是考察屯堡人主体的来由，还是研究其他相关问题，才会有意义。进行非特异性的类比，只会越弄越糊涂。例如有的作者以屯堡人和江南人做麻糖的习俗进行简单比较，试图以此说明屯堡人的祖先来自江南。殊不知不仅贵州其他地区，中国的许多省市都有类似的习俗，难道这些地方的人全都来自江南吗？

笔者在《安顺屯堡人主体来由新探》中认为安顺屯堡人主体的祖先来自北方民族的主要历史根据，是《明史》关于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奉命征金山（在今内蒙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谓在今辽宁省昌图县金山堡村一带），逼降前元太尉纳哈出，“尽将降众二十万人入关”的记载。蒋先生反对这一看法，认为纳哈出降众没有被大部分带到西南，甚至没有带进关内。只不过他没有自己论证，而是借用曹树基先生《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的有关引文和论述。其主要内容为：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记载：纳哈出投降后，朱元璋即谕令让其部属“各照原地方居住，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如北平潮河川，大宁、全宁、口南、口北旧居之人立成卫分，与汉军杂处，若沈阳崖头闾山，愿居者亦许辽东军参住，以便耕种。务令人心安乐，不致失所”。（据笔者查证，这段话似应出自《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而非卷一八一。）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又谓，洪武二十年八月丙辰，朱元璋遣使诏谕随纳哈出投降的蒙古人：“且闻尔等将人口、马匹来，远涉道途，甚为艰辛。朕初命辽阳、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崖头、大宁旧省口内之人，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书到迟，总兵官将尔等往程迂远。若已迁入民镇，可留彼暂住；若未入口，到瑞州、闾山左右，朕见命官运布一十七万匹给赐尔等，且就彼关领。”[2]（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