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文事 第10期

目前是进行利率改革的最好时期

刘明康在9月18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投资基金高级论坛”上发表题为“谈创业投资体系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主题讲演。刘明康认为，可从建立中外合作创业投资基金开始。设立该种基金同时需要外汇、税收等各项政策的配合才能顺利进行。目前，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利率也不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基金收益就有因没有外汇交易避险工具而有被汇率风险抵消的可能。刘明康特别指出，目前是进行利率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利率只会被拉高，利率改革只有在通货紧缩时进行才是现实的。

规模合理的大中型城市将带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

9月23至24日，在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课题成果论证暨学术研讨会”上，王小鲁、夏小林指出，由于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市场已经相对饱和，乡镇企业增长已显著放慢，今后不大可能继续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但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展较快，有取代农村工业化的趋势。而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不足，城市的规模效益远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今后建设合理规模的大中型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今后10至20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主要带动因素。

激励与约束缺一不可

旅美学者钱颖一在1999年第5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撰文指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其资源配置的功能，市场经济更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激励与约束的机制。我国20年来经济搞得好，一要归功于稳定，二要归功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规范化和制度化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为了人对其经济行为负责，而不能本末倒置去限制竞争，扼杀积极性。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应关注激励问题。市场经济有运行得好的，也有运行得糟的。重要的是看那个经济有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是不是有竞争的环境。这就牵扯到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诸如经济决策过程是分散的还是集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等等。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使我们必须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加以思索，以提高对市场体制的较为完整准确的理解。

政府不应插手风险投资

9月17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施祖麟、韩岱峰的文章“中国风险资本来源问题分析”。文章指出，将政府财政作为我国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既不合理也不可行。首先，风险资本风险很高，财政资金无力承受。其次，风险资本的运作过程应该是融资与投资的结合。正是由于融资过程的艰难才使风险投资家面临压力和约束。如果政府财政提供了全部资金来源，就相当于跨越了融资过程而直接进入投资，没有了约束机制，便为渎职和腐败提供了可能。再次，政府人事的变动往往会带来资金流的不稳定，而地区政府为振兴地方经济组织的风险基金，自然会与风险资本的自由性、国际化的特性矛盾。

治理失业要避开误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近日撰文指出当前失业治理中的几点误区：第一，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作是城镇职工的竞争对手，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外来人口的就业政策。而事实上外来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就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第二，许多人主张通过降低劳动程度来减轻就业压力。但是让有经验的职工腾出岗位给新手，也会提高企业的平均劳动力成本。第三，还有一些人建议迅速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传统就业体制。从长期看，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在选择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时，要特别防止选择我们目前根本承受不起的高福利制度。

人民币汇率应择机下调

近日《经济学消息报》发表了文川的文章“我们已经尽到义务”。文章指出，企望单靠投资和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很困难的。当前，我国国内市场相对为买方市场，有效需求受到国企改革力度加大、下岗人数增加、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民间投资低迷等影响，近几年内很难出现高增长。所以必须考虑如何扩大外贸出口，以求内需、外需形成合力。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外贸出口的措施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偏高。连续几次降息将压迫汇率下调，而东南亚各国经济全面复苏，为我国择机下调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可能性，应抓住目前的好时机。

银行其实没那么多钱

针对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银行体系存在巨额存差使银行体系的资金十分充裕、发放贷款过于谨慎的判断，中国银行总行巴曙松近日撰文指出，“银行其实没那么多钱”。巴曙松认为，在银行负债多元化和资产多元化的条件下，“存差”已经很难完整地反映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流动状况。而且，银行不良资产余额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大量贷款在企业的低效率消耗中固化为滞销库存品或者形成亏损。尽管这一部分资产依然保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实际上并不能正常周转和循环。银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便会从社会上吸收更多的资金来维持账面平衡，存款的快速增长常常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手段，这就必然导致银行存差的放大。但这并非是贷款过于谨慎所致，应从存差的扩大看到商业银行面临的深层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