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山:“拧干”垃圾的律师

因为家门口要建“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厂”，北京律师黄小山突然意识到，垃圾的存在打破了他惬意的生活。经过一次大型反对垃圾焚烧的抗议行动，黄小山受邀去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这之后，黄小山便彻底“沉迷”和垃圾较上了劲。“中国民用垃圾中一半是厨余垃圾，而这些‘湿垃圾’完全可以通过二次分拣减量，这样一来，中国垃圾处理厂的规模，至少可以缩减1/3。”

白框眼镜、花裤子、头发两边剃光，顶上一丛高高耸起，染得像一朵鸡冠花。初见黄小山，很难把眼前的这个潮人跟环保人士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脸上，没有愤世嫉俗和苦大仇深，反倒是整天嘻嘻哈哈的。

柴静采访黄小山后，在博客《混子公民》中写：“见面时还是被他鲜红的裤子给震了一下，上身是鹦哥绿的毛衣，外头套一件蜡黄色羽绒服，这个49岁的男人转了下身：怎么样？像红灯笼吗？”

他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有钱人，喜欢住别墅，开“林肯领航者”越野，喜欢打高尔夫、养狗、染发、穿成花蝴蝶。这样一位潮人，却在2009年7月和垃圾扯上了关系。

那段时间，他得知家附近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这个消息打破了他的惬意生活，他只觉焚烧垃圾会产生有害化学物质，他脑海里瞬间四个字：污染、贬值。当时仍是律师的他，联合众多业主熬了几个月，撰写出70页的《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共意愿》提案交给政府。或许是这份方案打动了政府官员。

2010年春节后，北京市政府市容委总工程师邀请黄小山参加政府组织的赴日本考察团。而那次行程，完完全全改变了他对垃圾处理的认识。在日本，黄小山看到成熟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本90%的垃圾依靠焚烧，焚烧厂有的就建在市中心。但是焚烧是以垃圾分类为前提的。

1988年，东京都政府实行了一套垃圾分类、回收为基础的垃圾减量化行动，到了2010年，垃圾产生量是1989年峰值的56%。可以砍掉一半垃圾处理厂。

回国后，黄小山不再反对垃圾焚烧，而是决心展开中国式的“垃圾减量”行动。

他荒废了律师工作，每天钻研国内外垃圾处理回收方案，在博客中调侃自己“为垃圾生，为垃圾死，为垃圾奋斗一辈子。”

他了解到，中国的厨余垃圾在垃圾中的比例高达65%-70%。在外国，老百姓垃圾分类投放，政府分类运输，而中国老百姓混合投放，政府混合运输。想要减垃圾总量，就是要把厨余“湿”垃圾分拣出来，提前“拧”干。

2010年10月，他在北京六环自己居住的别墅小区附近，建起了一座大约十多平米的“绿房子”，专门负责周围500户小区居民的垃圾“二次分拣”。

研发“厨余垃圾甩干机”

黄小山发现，全世界都没有处理大量厨余垃圾的技术。于是，在花费14万盖了“绿房子”后，他决定再掏一笔钱，邀请专家搞研发，弄个给垃圾脱水的设备。

研发的过程很纠结。他请来专家，说明设备想达到的效果。第一代设备研发，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因为垃圾的物料成分实在太复杂。“西瓜、白菜、这些都能挤出水来。但土豆呢，含水量百分之六十，韭菜含水量百分之七八十，偏偏一滴水都出不来。”黄小山回忆说，“机器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摩擦力不足，厨余垃圾湿湿滑滑，很快就把滚轴塞满了，垃圾在里头空转，出不来，也加不进去。”

此后，黄小山的团队又开发了后几代“垃圾甩干机”，增加凸点和糙面。他记得第三代机器研发完成后，他颇有信心，于是花了血本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印上“绿房子”的钢印。机器启动当天，他邀请了几十位好友摆上三桌。“原本打算开个庆功宴，后来弄得跟遗体告别似的。”这代机器又失败了。

2012年9月，黄小山把“绿房子”进行扩展，并搬入第五台“甩干机”。这台机器是他找到唐山一个做了一辈子机械的老师傅设计，3米多长，比第一代的长度增加了一倍。“整台机器十个单位，设计时必须把每个单位的压力都精算出来。”黄小山对师傅的严格要求，终于设计出一代行之有效的机器。

试运行当天，黄小山去市场买了160斤白菜、西瓜、土豆、胡萝卜等，共脱去水分95公斤，脱水率达到60%。

如今，这代机器开工一年，负责周围一小区500户居民的日常垃圾“脱水”。

每天上午，机器开工一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全部厨余垃圾的干湿分离，排出的污水，直接连通社区的污水处理厂，而脱水后犹如黑泥形状的厨余干垃圾，则被送到化肥厂。黄小山希望在不久将来，将附近一个小区2000户的厨余垃圾业务拿下。目前，项目正在洽淡中。

从第一代机器到第五代，黄小山花费了60多万，“多是朋友价。如果以后开了模具，批量生产，价格会便宜很多。”

黄小山说。目前，黄小山还没有给这台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机器申请专利。

他觉得“第五代”仍显娇贵。目前，黄小山邀请了五六个居民，在机器开工的同时，做前期的垃圾分拣工作，挑出电池、塑料、金属、纸等非厨余垃圾。“希望今后还能在技术上改进。比如第五代机器，在遇到钉子等异物时，会自动停止，未来的机器，将有更多空间对付异物。”

向政府推广“绿房子计划”

有了技术保障，黄小山也有了自信。他确定“绿房子”一定要商业化运营，一间绿房子可处理2000户居民的生活垃圾，未来北京大约需要5000个“绿房子”。他坚信它的价值会得到认同。无论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企业投资，它都会是一个有前景的项目。”为了推动“绿房子”环保项目，黄小山成立了北京绿诗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律师法》，律师不能经商，所以他打算放弃律师执照。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改变，黄小山认为值得。从一个反对政府建垃圾焚烧厂的普通市民，转而成为为政府垃圾减量的全职环保人，他乐在其中。他至今仍记得，2009年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时，他和小区四五十人站在全国环境博览会门口，举着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黄小山站在第一排，雨浇得浑身湿透。

后来，黄小山接到北京市政府市容委总工程师王维平的电话，邀请他跟政府考察团去日本。这通电话让黄小山十分兴奋，在绿房子研发过程中，最让他高兴的也是政府的介入。“没有阻力，而是更多支持。”

一开始，黄小山打算把“绿房子”盖好，试运行一段时间，把运营数据向社会公布，以证明“绿房子”的价值。

如果效果好再期待各方介入一起做；如果效果不好，就此销声匿迹。意外的是，政府很认可这个“绿房子计划”，提前介入和黄小山合作，垃圾箱、塑料袋等环节，均由当地政府操作，并最大程度提供各方面物质支持。黄小山住的小区500户，以及周边小区2000户的垃圾分类桶，全部由政府提供。每天上午10点左右，政府派运输车直接将垃圾运到“绿房子”。

对于政府的支持，黄小山认为难得，也顺利成章。黄小山算了一笔经济账：绿房子给政府一年减少多少垃圾清运费？挤出的污水重量多少？如果没有“绿房子”转化可排渗出液，政府处理这些液体需要花费多少钱？这些都将是“绿房子”给政府省下的钱。一些环保组织也看到“绿房子”的潜力。去年，阿拉善基金会提出，愿意出资110万，在北京万通某社区再造一个“绿房子”。

（转载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