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容量成为物权客体的合理性

摘要：自然资源性是环境容量成为法律客体的条件，环境容量进入物权法调整的必要性在于物权的生态化趋势以及调整环境容量载体的法律同样是物权法，环境容量成为物权客体的可行性在于对物权客体所需的条件进行观念更新和技术改进。

关键词：环境容量；物权客体；生态价值；可支配性；有体物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1-0036-03

法律对物的界定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期，环境容量则是工业革命之后才为人类认识到的事物；传统物权法的追求的是最大化的经济价值，环境容量则是典型的生态价值的代表。然而差异性的背后是紧密的包容性：经过物权法体系的适当扩展，环境容量能够成为物权客体。那么，是什么理由能让物权客体接纳环境容量，又是什么性质使得环境容量符合成为物权客体的条件？

一、环境容量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容量的概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气、森林、土壤和水体等环境要素对污染物所发生的稀释、吸附、降解以及溶解等现象被称作环境的自净能力，它的降解转化功能可以减小甚至消除污染物的毒性，但是具有一定限量。当污染物的侵入量低于一定限量时，这种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并能被人们循环永续地利用，但当污染物的侵入量高于这一定限量时，这种功能就会急剧地受到损害，甚至被彻底破坏，这里的“一定限量”就是“环境容量”。[1]

环境容量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环境科学上的一个专有名称，1838年，比利时数学生物学家P.E.弗胡斯特（P.E.Forest）在研究种群增长率时，使用“环境容量”来界定增长极限值。1920年两位美国学者应用这一概念到人口研究中，得到了逻辑斯蒂方程，1972年米都斯（D.H.Meadows）等人完成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TheLimitsofGrowth）实质内容就是关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斯蒂动态过程及环境容量过程。[2]可以看出，环境容量自身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将这一环境科学的概念运用到人口问题、土地利用和旅游管理等多个领域”。[3]一般认为，其应用于环境保护工作中并成为污染物治理的理论基础开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日本为了改善水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提出把一定区域的大气或水体中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这个“限度”即是以日本学者1968年提出的环境容量为依据，此后日本环境厅委托日本卫生工学小组提出了《1975年环境容量计量化调查研究报告》。[4]经过多年研究总结，环境容量在国内外的通说指：“在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5]

（二）环境容量的特征

1.载体依附性

环境容量对污染物进行净化处理依托于整个环境，其本身无法从环境要素中剥离出来，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环境载体，具有载体的依附性。[6]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以系统形式存在的环境容量不能被人类所亲近，实际上，环境容量所表征的自净能力是我们用感官器官就能感受到的生态过程。[7]比如森林里的空气比城市里的空气清新湿润，河流上游流入纳污能力以内的污水量，到了下游就会恢复洁净清澈，但若排放过量污水，水质就会发黑发臭，这些都是人类能感知的。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环境要素在物理、化学、生物属性上存在很大差异，相同环境要素受地带性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域也会表现出很大差异，所以对依附不同环境要素的环境容量，需要分类、分别地展开研究。

2.相对独立性

虽然环境容量所依附的环境要素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交换，在整个地球范围组成了一个闭合的生态系统，从而令环境容量之间也具有一定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属性。但是，各环境要素自身也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使得各环境容量也具有独立性，为分别研究奠定了条件。同时，地球表面由于太阳辐射量存在的差异以及海陆分布和地貌条件的明显不同，造成全球的光照、热量和水等能量的分布极不均匀，[8]据此人类可划出相对独立的区域，进行区域性的环境容量研究。当然，具体对某一种类或某一区域的环境容量进行确定时，其容量还与该环境的空间、自然背景值以及该环境各种要素特性、社会功能、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该环境的自净能力等因素有关，[9]想要准确计算出一定环境的环境容量是繁琐复杂的。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其进行的量化研究愈加深入，方法愈加科学，结果也就越来越精确。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已经探索出一套与我国环境系统相适应的环境容量确定方法，其原理为：某一特定地域、特定环境要素对某种污染物质的绝对容量[10]为特定环境要素的体积乘以每立方米该污染物的极限密度；某一特定地域、特定环境要素对某种污染物质的可利用容量[11]为特定环境要素的体积乘以（每立方米污染物的极限密度减去每立方米环境要素自含污染物的平均密度之差）。[12]可以说，环境容量的相对独立性从理论上的成立步入了实践上的成立。

3.自然资源性

自然资源性包括两方面含义：客观性、资源性。首先，环境容量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工业革命前，资源、生态、环境的供给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是无限的，人类社会对环境容量和生态平衡的干扰都没有超过其突变的阈值，所以人类对环境容量的发现和研究晚于其他具有实体形态的环境要素。但是，不论人类是否关注到它，环境容量都是客观存在的，其先于法律的存在而存在，进入法律调整范围只是法律对它既存事实的认定。其次，环境容量是一种资源，具有有用性和稀缺性。环境容量的有用性表现为其不仅能满足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存与健康需求，还以维持生态系统正常功能的方式来辅助生产过程，促进经济价值的实现。环境容量的稀缺性体现为它的功能性的稀缺：其一，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重复利用，但超过一定容量限度和使用频率，其功能性就会降低、退化甚至彻底丧失，[13]所以环境容量也被称作可拥挤物品[14]。其二，这种功能所依附的载体――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难以同时体现，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不能同时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也不能同时满足一些人的某种生产需要与满足另一些人的另一种生产需要，[15]以致出现环境容量的稀缺。由此可见，环境容量是一种自然资源。

二、环境容量成为物权客体的必要性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环境容量兼具自然属性和资源属性，是一种先于法律而客观存在的财产。赋予环境容量法律属性，不仅是对既存事实的认定，也是对法律价值的追求。环境容量如果不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其价值有用性和容量有限性必然会引发秩序上的混乱，出现“公地的悲剧”，因此对环境容量进行法律规定具有必要性。

进而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定位环境容量，首先可分为公法――行政法规制和私法――民法规制两种主张。反对运用私法进行调整的观点认为私法崇尚个人本位，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私法主体享有权利的目的仅仅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能调整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和社会生态价值的环境容量，而应该运用行政强制手段予以调整。这个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其视角传统、僵硬，私法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并不是一个困境。第一，考察大陆法系民法的典型制度――物权制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它一直处于发展演变中，以适应社会需求。传统物权理论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但很多原有的概念系统在现代社会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挑战下，不断做出了相应调整，并且显示出了新的生命力，如对“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在“物权法定”主义之外于特别法和法律解释中不断承认新的物权类型等。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生态价值观作为最具当展特色的理论势必要容纳到现有法律体制中，因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完全封闭停滞不前，必随社会情势改变而不断完善发展，物权理论也应如此”[16]。在物权制度中关注物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对物的概念进行重构，改变对物的属性的描述，被称作“立法论”的思路。[17]第二，生态价值的长期性、隐蔽性与经济价值的现实性、直接性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生态价值的经济化”不仅是另一种支持环境容量物化思路――即“解释论”的理论，在实践上也已经有学者对环境生态功能进行“经济化”改造，将其嵌套于价格机制中。“解释论”认为“真正理性”的“理性经济人”为自身生存与长久利益考虑下，会对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进行权衡，这个过程也就将其改造为“生态经济人”。基于上述两个理由，通过私法――民法调整环境容量并无不妥。

其次，采用哪种形式进行私法――民法调整也有不同观点，可以分为“物权法说”和“单行法说”。“单行法说”的理由是：对环境容量进行单行立法，第一不必触动物权法，避免了对物进行价值判断；第二立法工作简化；第三符合国际立法潮流。[18]其三条理由均不成立的。由于环境容量的载体同时是物权的客体，单行立法不可避免要考虑到物权法中的原有规定，以协调两者同时对同一环境要素所做的规定，否则容易出现法律适用冲突，因此立法工作并没有简化。物权法只关注物的经济价值囿于历史原因而具有片面性，如今人类已经认识到物的价值多元性，就应当及时修改传统理论的漏洞，而不应该消极避免。若今后人类认识到其他新的价值功能，无限的单行法还会割裂民法自身的体系性。环境容量是新兴事物，其他国家对其进行立法调整也处于探索阶段，潮流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所以符合国际立法潮流的合理性不足。与之相对应的“物权法说”认为环境容量应该通过物权法予以调整，其必要性在于：第一，法律的生态化已经不是物权法的个别现象，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贯彻已经深及各个法律部门，这是时代的形势与要求；第二，人类认识到环境容量之前，一直都是用物权的手段调整其载体，而环境容量离不开环境要素这一载体，所以沿用物权方法调整环境容量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的优势。

三、环境容量成为物权客体的可行性

环境容量成为物权客体的条件是具备“物”的基本特征，其必须是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有体物、独立物、特定物。[19]依据前文所述，环境容量所依附的载体是环境要素而非人身，是一种自然资源，具有有用性，所以环境容量能否成为物权客体的关键在于考察其是否具备可支配性、独立性、特定性和有体性。

1.环境容量的可支配性

上文环境容量的特征中分析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能测定某一区域、某一种类的环境容量。也就是说，环境容量是可以量化的。作为整体的环境容量经过技术化“分割”后确定给私人，形成环境容量使用权，权利人可以在合法取得的环境容量范围内排放一定数量、一定性质的污染物，也可以在国家监督下进行转让，进行环境容量交易。[20]所以，具体份额的环境容量进入市场产生一定价格，就获得了相对的可支配性。

2.环境容量的独立性

物权客体的独立性属于观念的问题，正如建筑物、树木在被认为是独立物之前一直是土地的一部分。建筑物本身就其物理属性而言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法律可以从观念上将其区分为若干部分，分别设定物权。[21]在对环境容量进行量化并划分份额，之后借助法律规定凭证公示，就具有了独立性。

3.环境容量的特定性

客体特定性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类型的物权中不尽相同，并且特定性并非物权的初始要求，它来自于物权人支配客体的需要，来自于实现物权目的的需要，所以界定物权客体的特定性，主要应从支配客体的要求与物权实现需要的方面着眼，同时兼顾登记等公示的技术要求。[22]环境容量物权化的目的在于限制人类对其超限量的使用，这种特定化只要求在交易时确定，具体表现为每次交易的环境容量都有数量上的限定，[23]所以也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特定而非物本身的特定。

4.环境容量的有体性――对有体物、无体物的再认识

将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乃罗马法的传统。罗马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认识能力有限，实体性是有体物的特性之一，认为物的有体即意味着有外在形体，同时将无体物界定为法律拟制的关系即权利。[24]罗马人用这一标准来区分有体物和无体物，无论是否抓住了二者本质区别，起码在形式上可以将它们区分开来。但随着生产发展，许多没有外在实体形态，却能像有体物一样被人们开发利用的事物层出不穷，可见罗马法以没有外在形态的标准区分有体物、无体物的方式已不适应时展。德国民法典否认了罗马法以来的物的分类方法，提出“物必有体”的观念，界定为狭义的具体可见的物品，之后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将自然力扩张解释为有体物，理由在于：其一，自然力具有物的客观实在性。有体物是独立于民事主体之外，不依赖于人们感觉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其二，自然力具有确定性。运用现代技术对其进行数量质量以及价值上的衡量。有体物之“体”即表现为能为人所感知与支配。[25]这两条理由同时也是环境容量成为有体物的条件。环境容量产生于物权法产生之前，是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客观存在，能为人类的感官所感知、亲近，通过技术的量化配额处理进入市场便能获得可支配性，满足扩张解释的要求。所以，环境容量可以扩张解释为有体物。基于此，不妨再将有体物划分为有形物和无形物[26]，有形物指的是传统物权理论上的有体物，无形物指的是像环境容量这样适应科技发展、具有经济价值且能为有形载体所承载的物质。

综上四方面的分析，物权客体的特征是能够根据观念的更新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相应调整的，经过扩展性解释的物权客体能够接纳环境容量，从而使得环境容量的物化具有可行性。

结论

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姆斯大法官在他1880年出版的巨著《普通法》开篇就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三段论。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不能被当作由公理和推论组成的数学书。”第一句话中的“经验”，即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活水”，要求法官们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下，推陈出新，赋予先例以新的生命。[27]尽管这是普通法系的大法官的观点，但在两大法系不断借鉴与趋同的趋势下，它对于大陆法系学者界定物权客体范围、承认环境容量是物权客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物”是一个观念的概念，对物的界定应该感知时代的需要，只注重逻辑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容易导致法律严重脱离经验世界而日渐封闭，其活力日渐枯萎，最后蜕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28]，要使法律具有生命力，还要关心法律的拓展性和灵活性。人类对环境容量的认知姗姗来迟，需要法律及时做出回应和调整。通过对环境容量和物权客体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容量具备物权客体的条件，环境容量成为物权客体并不是对物权制度大厦的冲击，而是对它构建时遗留的残缺进行填补，以使之更加稳固。

注释：

[1]鞠建林.“浅谈环境容量资源之配置”[J].环境污染与防治.1997（04）：10-13.

[2][3][9][15][23]王小龙.排污权交易研究――一个环境法学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4-45；49-54.

[4][7]邓海峰.排污权――一种基于私法语境下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4-79

[5]曲格平.“环境科学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4：41.

[6][18]王超，姜瑞云.环境容量的民法进程[J].河北法学.2010，（09）：138-141.

[8]周密，王华东，张义生.环境容量[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4-8.

[10]“绝对容量”指环境容量所栖生的物质载体在自然状态下所能提供的最大污染物容纳能力。它与人们的意愿无关，不受人为社会因素影响，反映的是特定物质载体纳污能力的客观性。绝对容量所彰显出的超然于人类意志的品质使其具有自然科学的意义。参见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见：《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61页。

[11]“可利用容量”指环境容量所栖生的物质载体在满足生态和人类健康最低需求以及符合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所能提供的最大污染物容纳能力。它是特定环境要素的自然规律参数与社会效益参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与特定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以满足人为规定的环境标准（总量控制原则）为约束条件，因而这种意义的环境容量已具有了社会性。可利用容量融入人类价值判断与经验法则，为其脱俗入法奠定了基础。参见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61页.

[12][17]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J].中国法学.2005，（04）：61-68.

[13]吴邦灿.“资源有价，环境容量也有价――浅谈排污收费标准定价问题”[J].环境保护.1998，（10）45-46.

[14]“可拥挤物品”指当使用者的数目从零增加到某一个可能相当大的正数时，它的表现很像纯粹的公共物品，即在此范围内不存在消费的可分性和排他性。当使用者的拥挤达到一定程度（超过容量限制）后，增加更多的使用者，将减少所有使用者的效用，甚至会产生负效用。参见黄江莺：“环境容量――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J].政策望.2006，（02）：36.

[16]张璐.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105-108.

[19]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29.

[20]吕忠梅，刘长兴.试论环境合同制度[J].现代法学.2003，（03）：102-110.

[21]高利红，余耀军.论排污权的法律性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84-86.

[22]崔建远.我国物权立法难点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8-69.

[24][意]彼德罗・彭梵得. 罗马法教科书[M].黄凤，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85.

[25]范怀娟.“论物权客体”[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02）：107.

[26]屈茂辉.关于物权客体的两个基础性问题[J].时代法学.2005，（02）：19-25.

[27][28]冯玉军，邱婷.“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N].人民法院报，2010-8-13（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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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密，王华东，张义生.环境容量[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吕忠梅，刘长兴.试论环境合同制度[J].现代法学.2003，（03）：102-110.

[9]高利红，余耀军.“论排污权的法律性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

[10]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J].中国法学.2005，（04）：61-68.

[11]屈茂辉.关于物权客体的两个基础性问题[J].时代法学.2005，（02）：19-25.

[12]鞠建林.浅谈环境容量资源之配置[Ⅰ][J].环境污染与防治.1997，（04）：10-13.

[13]吴邦灿.资源有价，环境容量也有价──浅谈排污收费标准定价问题[J].环境保护.1998，（10）：45-46.

[14]黄江莺.“环境容量――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J].政策望.2006（02）.

[15]王超，姜瑞云.环境容量的民法进程[J].河北法学.2010，（09）：138-141.

[16]范怀娟.论物权客体[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111-115.

[17]张璐.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105-108.

[18]冯玉军，邱婷.“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N].人民法院报，2010-8-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