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风怀想 第12期

有一位著名的京都老油画家曾深情地主张：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要北渡黄河去大西北才能完成。因为那里有健康、开阔、沉雄、博大的诗情。权威美术评论家认为，在历史上，对西部边疆风物的渴望或淡漠，往往是中国文化活力兴盛或衰退的标志。

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我国的著名留法油画家吕斯百先生时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1955年的春夏之交，他亲临中南区招收了一批美术专业的学生。在武汉有6名莘莘学子幸运地被他选中，其中4名是武昌艺师的毕业生，2名是武汉一师的毕业生，我和姜豪先生都名列其中，一同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我来自武昌艺师，姜豪来自武汉一师，我们都只有十七、八岁，风华正茂，对西部满怀热望和理想，在西行的列车上，我们临窗而坐，我发现姜豪深邃的目光一直凝望着西部的山山水水，任窗外丝路的风吹拂着我们神情的面庞，我直觉到，凭着神情的守望，他将是一位才智不凡的美术家。

在艺术系美术专业的两年学习中。姜豪果然始终刻苦埋头勤练基本功，假期也不回家。与众不同的是他那“左撇子”握笔的手，灵巧而熟练，速写、素描、色彩都名列前矛，成绩优异，显露着才华。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我分配到省报当了美术编辑，他被留校当了大学助教。接着在成立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时，他拜当时的院长常书鸿先生为师，入了常书鸿画室研习西画艺术。由于他的色彩技艺出众，颇得常书鸿的赏识，到了1962年，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欣然把他带到了敦煌，开始了敦煌艺术的寻梦之路。

1961年的冬天，甘肃日报社为了在报纸版面刊头设计上体现地方风格和特色，决定选择一批敦煌图案作题头底纹，总编辑叶滨派我去敦煌完成这一任务，兰州到敦煌相距2400多里路，虽时值隆冬腊月，因能去敦煌“朝圣”，乃异常高兴地前往。临行前，到常书鸿先生在兰州的寓所拿到他的亲笔信，他嘱文物研究所负责人给我一切方便，所有洞窟让我参观，所有图案资料供我选用。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土屋土炕留居了近一个月，在关友惠、史苇湘、欧阳琳、霍熙亮等艺术家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一批白描图案的复制。最让我激动的是，我了解到就在漫天黄沙、连年战火和帝国主义的探险家们即将一起把这些灿烂的洞窟毁灭时，一批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仁人志士、艺术圣徒站出来了，他们毅然来到死寂的大漠绝地，用热血和生命挽救了敦煌、保护了敦煌、研究了敦煌、发扬了敦煌，使莫高窟重放光华。

次年，我的同窗姜豪先生就投身到了这支艺术圣徒的行列，一呆就是近20年。按常书鸿先生1943年招第一批去敦煌的美术家算来，姜豪先生就是前仆后继第三批投身敦煌的美术家。

姜豪吃苦耐劳、埋手洞窟、默默奉献，他是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献身于敦煌艺术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完成着美的意识的升华，一代又一代可敬地点燃着艺术的圣火。是一位颇有创建心地的美术家，他的思维活跃、不墨守成规，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继承弘扬中华民族艺术传统精华时，努力进行艺术实践。姜豪练得一手精到的书法，尤以楷隶书为佳。有一次，他从敦煌来兰州，我请他为我在敦煌面壁临摹的一幅元代菩萨画像上题款，他欣然命笔。而且侃侃地谈到在长期临摹壁画中的体会：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是表现虚幻的极乐世界，由于古代画匠的杰出才华和非凡的想象力，采取了“以人写佛”和佛的世俗化的表现手法，因而与现实生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敦煌石窟艺术虽然是佛教产物，却不是佛教的图解，而是宗教题材的艺术创作，从较为单纯的北凉风格起，直至盛唐壁画的完美，敦煌壁画完成了从佛到人、从圣坛到世俗的轨迹，将虚幻的天堂和喧闹的人世巧妙地合为一体。基于这一认识，传统文化精神的遗传潜能，为他的艺术道路树起了路标，绵延到生命终止。

80年代姜豪回到武汉老家，我每逢节假省亲都要去他在民族路的工艺美术小店拜望他，我关注着他在将敦煌艺术和楚文化的结合上走出新路；期盼他为中原的工艺美术绘出佳作，决没想到他刚临古稀之年，被召回了天国。当我知悉他临终昏迷卧床时，还不停地喃喃梦呓着：敦煌，敦煌！我百感交集，那是敦煌圣洁的艺术之光始终在他心底燃烧。悬挂在9层楼上大佛殿的铁马风铃又在耳边响起，让我望风怀想，故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