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华夷”观念

西周统治阶层逃离关中

周平王东迁，开始了春秋时期。那时西周的疆域之内发生了许多问题，西周的封建社会面临了严重的变化。一些本来是在封建体系以外的人民，可以通过累积财富逐渐进入社会的上层。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封建体系已经无法应付结构性的改变。封建上层之内分崩离析，最接近王权的一些近亲独占了权力，许多封建体系之内的人物都面临着无所归属的危机。

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气候的改变，西周西边和北面的干旱地区有一些族群开始向西周的本土迁移。为了抵抗这些侵入的外族，王室又从东边调动了一些部落兵团，协助王室防卫疆土。一时之间，现在的关中地区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纠缠、聚集在一起。人口压力本身使关中无法维持。各种武装力量和本来的封君都各自割据一方，不受西周的号令。而西周统治阶层的族群有鉴于情势恶劣，也逃离关中，迁移到东方的平原。例如，和王室非常亲近的郑国，就搬迁到河南的东部，在河南列国之中，找了个空隙，建立国家。

周幽王妃褒姒与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平王，争夺权力。引起犬戎和太子外家申侯联合侵犯首都。西周覆亡，平王东迁成周（今日的洛阳），从此王室号令一蹶不振，只有依靠东方诸侯：晋、郑、鲁和卫诸国的支持；从此，东方封国纷纷自作主张，争夺霸权。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开始。

王权转变成一个文化系统的象征

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战争不断，东方诸侯各自扩张，有的是吞灭弱小的邻国，有的则向各自的后方发展，将权力伸展到原本周人封建系统不及的外族地区。“中原”的涵盖地区，因此扩大了；同时，版图的重整，也将中原的区块，从小国林立，转变成几个大集团。

争夺霸权的过程中，由齐桓公开始，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夺，晋国长期据有中原霸主的地位，一直到晋国分裂为韩、赵、魏。尊王是尊重周王的地位，虽然周王已经没有真实的王权了。但是王权，却从封建顶端的地位，转变成一个文化系统的象征。攘夷，则是抵抗外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即说明相对于王室代表的“华夏”是“我者”，相对于“他者”，则是华夏以外的所谓“外族”，例如楚国代表的南方，以及北方许多所谓“戎狄”。《孟子・滕文公上》认为：华夏文化应是那些外族学习的表率，夷人接受了夏文化，夷即被认为是夏人；反之，夏人不该同化于夷人的文化。如此自我中心的内、外之分，开启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人傲慢的世界观。

“华夏”这两个字的来源，自古没有具体的解释。传统的说法，“华”是华美，“夏”是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乃是当时中原自以为是优越文化的宣传。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观点来看，并不能完全从字面上解释。傅斯年先生提出“夷、夏，东、西”的理论，认为“夏”代表的是山东西方的夏后氏。在前面已经说过，夏后氏如何在尧舜禹三代，建立了一个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权力中心。而东方则是以渤海地区和山东半岛族群代表的五帝之后。傅先生也指出，周人是偏居西方的小国，挑战中原的商人，他们攀附商代以前的夏后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从我们前文讨论的发展，傅先生的解释有相当的依据。至于“华”字，究竟代表什么？也只有从“华美”这个词下手。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则提出，“华山玫瑰、红山龙”的口号，指出关中地区发展的仰韶文化，对中原新石器文化而言是个相当重要的源流。“华山”高耸在中原和关中的交界处，据说山形如一朵花朵，苏先生称为玫瑰；相对而言，红山文化是渤海地区古代文明重要成分：红山文化的玉龙，代表了东边一系列的古代文明。因此，苏先生的说法和傅先生的说法，可以相对互证：从关中边缘的华山，延伸到黄河中游进入下游三角洲的顶点，也就是豫西和晋南的夏后氏故居，这一段黄河中游的黄土平原，乃是春秋时代周代封建列国的主要地区。

“中国”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的界定

与“华夏”名词相当，则是“中国”一词。此处的“国”字，指的乃是“范围”，范围之内的地区，就是“国之中”，简化就称为“中国”。先秦时代，“中国”一词使用的定义，大致而言，以“中央地区”的意义远比“中心国家”为常见。西周初年的何尊，其铸造的时期，离西周取商而代之的时间不太远。何尊的铭文，就用了“中国”一词，以说明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带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

先秦典籍之中，《周书・武成》、《诗经》“雅”“颂”中的若干篇，以及《左传》的不少段落，大致都以“中国”或是“华夏”，与其他的族群并举对立。例如前面说过：“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一类的词句常常出现。此处的“夷”，可能只是泛称，并不完全有确定指涉的对象。《诗经・鲁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指明了南边的楚国，东边的徐、舒，西边的戎和北边的狄，乃是以这四种所谓“外夷”，对照“中国”。

儒家学说，《春秋》褒贬的标准，就是“内诸侯”和“外夷狄”作为我者和他者的界线。《春秋・公羊传》，代表一套当时的演化观念：在最古老的时候，是内中国而外诸夏；第二个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到最后达到大同，则是没有边界的天下，从夷狄到中国，都是在一个和谐的次序之中。因此，春秋时代逐渐形成的内外界线，乃是反映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外面的“夷狄”并不永远在外面，“夷”可以变“夏”，反过来，“夏”也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沦落为“夷”。“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的界定。因此，这一段时期的扰扰攘攘，竟是在无秩序之中，孕育了中国特有的天下秩序观。当然，对这一套观念进一步的落实，还是在真正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才根深蒂固地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