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包”字当头

改革，又一次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

8 月底，辽宁抚顺市财政局局长田欣毅被匆匆召到北京，在全国工交工作座谈会上，田局长介绍了“给企业让利一小步，国家收入可进一大步”的经验。一时间，“一包就灵”的宣传铺天盖地：“办厂20 年，年年亏损；承包三个月，扭亏为盈”；“承包前，生意萧条住客少；承包后，车水马龙收入多”；“利润包干，一包就灵”等醒目标题在传媒上随处可见。

“包”字当头，厂长( 经理) 对更大权力的要求也得到满足，厂长( 经理) 负责制已在酝酿之中；走街串巷摆地摊的个体户出现了，国家出台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营若干政策规定》予以支持；更大程度的开放动作已做出来了――最大的岛屿海南岛全岛开放，享受特区的所有优惠政策。

放权与让利，需要财政配套改革，提供支持。

早在1 月6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铁公鸡” ――“一毛不拔”好》。文中强调，消灭财政赤字，就要提倡“铁公鸡”精神。1 月26 日，国务院《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3 月18 日，中行清远支行业务员沈渠写信给中央领导，对解决当时财政的困难、增收节支等问题提出七项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肯定。

果然，刚刚“分灶吃饭”才一年，中央便重申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要在八个方面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基建、财税、信贷等均在榜中。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代表中央宣布，向地方借款80 亿元以补中央财政赤字。

年中，财政部即召开专门会议，部署进一步开展清查偷漏欠税工作。与此同时，整治财经纪律的力度加大了。湖南衡阳、辽宁一些单位非法购买的小汽车被没收；牡丹江地区汽车配件公司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被查处；济南石化财务混乱等案件纷纷被曝光。

制度层面的改革开始实施。

1981 年开征了外国企业所得税。

1981 年，我国首次发行国库券。根据1981 年1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该年度财政部在全国发行了总金额40 亿元的国库券，实际认购46 亿多元。财政部预算司的马金铎用50 元换回国库券时，也只是想到领导干部应带头支援国家，决没有想到数年后有人通过它而成了百万富翁，更没想到日后会出现抢购国库券的场景。

年底，国务院总理宣布，在1979 年至1981 年的3 年里，国家用于农产品提价、减税、安置就业、增加职工工资奖金等提高人民生活的减收增支数达925 亿元，消费占GDP 比重上升到70%。

改革进程加快了，各项事业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财政占GDP 的比重也大幅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