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化判决书说理

判决书之所以需要说理，这是判断裁判是否正确和公正的重要标准和依据。

前几年的云南“李昌奎案件”中，被告李昌奎因杀害两人，经一审判决，其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二审改判为死缓，再审改判死刑。在二审后，针对社会公众对被告二审被改判死缓存在的疑问，云南省高级法院进行了相关的说明，针对二审改判理由过于简单的问题，该院某副院长表示，“这是由我国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法官不能自由发挥”。因而判决书不应详细阐述判决理由。

诚然，该副院长所讲述的情况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客观事实，不仅在刑事判决中，在民事判决中，判决不陈述理由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过去民事判决书不仅说理简单，而且对事实的陈述也十分简单，随着审判改革的推进，民事判决书对证据的认定和是否采信的分析和判断，相对更为详细，有的判决中对此甚至占用了数十页进行分析，这不能不说是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司法改革的重要成就和进步，也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中，有关判决说理仍十分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官在陈述案情之后，直接援引法条作出裁判，但为什么依据该条而不是依据其他法律条文、为什么依据该条就能够得出裁判结论，则常常语焉不详。二是有的判决根本不援引具体法律规则，而只是援引法律原则，如公平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等法律原则，从而得出判决结果。此种情况俗称“戴高帽”的裁判。意思就是说，判决的依据直接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来，看起来层次很高，但实际上，这种基本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说适用于任何案件。也就是说，这种裁判其实根本没有说理。许多判决书，不要说当事人看不懂理由，就是一般的法学专业人士，在浏览完判决书后也是一头雾水。三是不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依据来说理。可以说，民事判决书缺乏充分的说理论证，已经成为社会广为诟病的对象。

判决书之所以需要说理，是保障裁判公正的重要措施。因为要求判决书具有说理论证过程，可以保证法官在进行裁判时认真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具体法律规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判决需要强化说理，首先就是为了说服裁判者自己。其次是为了说服当事人。最后，是为了说服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现在越来越强化对司法的社会监督，但监督必须依法进行，如果裁判是依法充分说理的，社会一般人都信服判决的理由，对这样的判决有什么理由进行批评和指责呢？裁判结果不仅仅是要回应当事人的诉求，更应该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

判决书说理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官应尽的责任。一份判决书实际上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法官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判决理由，不仅是其应当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而且是其负担的一项法定义务。只有履行了这种义务，才能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判决书说理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规则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应当公开、明晰，内容包括行为规则内容和该规则背后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使公民对法律规范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掌握，以便有序安排自己的行为。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如果法官能够在司法判决中通过逻辑推理，详细说明判决的理由，则有利于公民及时便捷地了解法官裁判的理由，如果法官充分展示了裁判理由，当事人知道究竟赢在哪里、输在何处，我相信大多数当事人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样的判决也经得起社会的评价。

判决书说理是验证裁判结果是否妥当的重要措施。法官要在判决书中强化说理论证，就必须指出适用于待决案件的具体法律规定，为什么要根据待决案件的事实来援引该法条而不是其他法条？我国当前司法裁判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法官乐于在判决书中直接援引法律原则来判案。看起来是依法裁判，但实际上是法官在自由裁量，把法律规则抛开，以法官自己的认识来进行判案。如果法律确实存在漏洞，需要通过原则来进行填补，此时必须要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

司法裁判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引导人们正确行为的功能。社会生活关系纷繁复杂，而法律规范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中，大量的行为并不能完全通过制定法来规范，这就需要借助法官的裁判活动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正确的引导。但是，司法要发挥此种功能，使社会公众信服司法裁判，并将其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法官在裁判中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而不能简单地给出裁判的结论。总之，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我相信这种义务的履行不仅有效保证了判决书的质量，而且真正保证了依法公正裁判。（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