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镜花缘》作者之谜

现在谁都知道古典名著《镜花缘》的作者是李汝珍,然而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却对此产生了不小的争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笔战中,不能不提到一位作家孙佳讯。作为文史学者,孙佳讯名气不算大,但他却从20岁时就与现代文学大师胡适通信,坚持不懈60年破解这桩文坛疑案,为维护李汝珍的著作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个中学生的《镜花缘》情结

孙佳讯原名家训,1908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中正后滩(今宁海乡)。先后在江苏第八师范(灌云县板浦)、东海中学(连云港市海州)读书,1930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2年继承父业回乡任教,1938年出任县政府青年抗日工作队教官。此后在多所中学任教并担任校长。孙佳讯求学期间就爱好文学,努力写作。1927年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赵景深、陈伯吹共同主编《小朋友童话》(上、中、下),由北新书局出版。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娃娃石》,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了《小棉花》、《银白的花》,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了《神仙梨》等。建国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武松》,《民间故事丛书》,《现代儿童》杂志还推出他的多篇童话。他的作品曾得到老舍先生的赞赏。那时,孙佳讯以创作儿童文学为主,同时对产生于家乡灌云县板浦的古典小说《镜花缘》产生了极大兴趣。还在中学读书时,便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介绍这部古典名著的文章,称其为“罕有之奇书”,作者李汝珍是“清代突崛的奇才”。从此与这本书结下不解之缘。

古典小说《镜花缘》通过对海外幻想世界的浪漫主义描写,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尤其对“讨论妇女问题,主张男女平等”(胡适语)作了深刻的揭示。据考证,《镜花缘》除英、德、俄、日等译本外,目前共有25种中文版本,仅清代就有20种之多,而且最初一个时期刻行时并没有作者署名。因此究竟谁是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就是一笔糊涂账,成了近代文学史上一桩争论不休的疑案。而最早勾勒出李汝珍生平行状的是胡适。1923年5月,胡适发表了一篇长文《〈镜花缘〉的引论》,根据道光二十一年广州英德堂刻本《镜花缘》悔修居士的序和光绪十四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王韬序“《镜花缘》一书,悔修居士谓北平李子松石竭十余年之力,而成此书”,断定其书作者应为李松石。胡文说:“前几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后来我依他的指示,寻得了《李氏音鉴》,在那部书的本文和序里,钩出了一些事迹。”

胡适指出,李汝珍曾在江苏省海州(今连云港市古称)生活了23年,与这里的几个文人许桂林、许乔林、徐铨等关系密切,“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时作的”,书刻成时“李汝珍还活着”等。1927年春,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镜花缘》时,在书前放置了悔修居士(许乔林)、王韬(清末思想家)的序及胡适写的这篇《〈镜花缘〉的引论》。

最先对李汝珍的“著作权”提出质疑的,是成书之地海州《东海农报》的编辑吴鲁星。他概括此地关于《镜花缘》的民间传说,写成一篇文章《〈镜花缘〉考证》,认为该书作者是当地文化人许乔林、许桂林兄弟有一定依据,“不可断然持否”。他根据悔修居士石华(许乔林的号和字)的序提出两个疑点:“许和李同时之人,又姻而兼友,岂有李作一百回的大著,他不知道,用‘相传’二字轻轻地说过去呢?况且又未指李氏为何人?”这是疑点之一;另外,序文中又用“昔人称”,“同时之人所作的书,‘昔人’如何得而批评呢?”这是其二。据此吴认为,“《镜花缘》实在是许氏托名李氏以传其书。”

吴鲁星1924年10月写信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声称对胡适的论证不服,“这公案似乎终不能令人歉置!”并寄送了稿件《〈镜花缘〉考证》。1925年1月29日吴鲁星再次致函郑振铎,声称自己著有《许李年表》,并搜求到《镜花缘》的原刻本加以勘证,认为是“二许”写成《镜花缘》一书,因有身份方面的“隐痛”,“不得已才委托于李汝珍”。吴鲁星提供的理由是:

(一)《北堂永慕记》言许母吴氏不许儿子看小说,但他俩后来却写小说,违背母意,故隐名。

(二)当时文网甚密,乾隆末年禁书令尚严谕遵行;也许《镜花缘》骂遍七十二行,滑稽玩世,惧遭物忌,故隐名。传说此书曾劈过板的。

3月2日,郑振铎回信,要求吴鲁星将原刻本以及《许李年表》寄来,并说拟同意发表他的稿件。他们通信共有6封,吴鲁星在信中说:“胡适误于王韬序――先生(郑振铎)岂容再误?”但郑振铎最终还是没有发表吴鲁星的文章,《镜花缘》作者到底是谁成为一个悬案。

海州的中学生孙佳讯决心破解这个谜团。他与吴鲁星是同乡朋友,常从他那里借阅有关《镜花缘》的书籍资料,对吴所持观点颇不以为然。此时孙佳讯又读到了胡适发表的《〈镜花缘〉的引论》,觉得“胡文之考辨,李汝珍一生行迹多得坐实。然限于资料不足,胡文之论亦颇多疏漏。”于是写了一篇《〈镜花缘〉补考――呈正于胡适之先生》,发表在1928年10月上海由章衣萍、汪静之主编的《秋野》第二卷第五期上。这篇文章赞同胡适关于李汝珍是《镜花缘》作者的结论,同时列出了胡适所不知道的一些材料,补正了胡文中若干讹误。指出所说李汝珍“晚年著书”等均不准确。

孙佳讯据《海州志・职官表》考得,李汝珍之兄李汝璜(原直隶大兴县监生)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接任板浦(属今连云港市)盐课司大使,负责这一带的盐业。16年后直至嘉庆四年己未(1799)卸任,仍居板浦。李汝珍与弟弟李汝琮是跟随哥哥前来定居的。另据许乔林《榆山房诗略》,嘉庆辛酉年中有《送李松石县丞汝珍之官河南》诗,纠正了胡文李汝珍“不曾到河南做官”的说法,并得出如下结论:

(一)李汝珍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六年,皆在板浦一带。(二)李汝珍确于嘉庆六年,到河南做过官的。(三)《镜花缘》三十五回唐敖谈治河一段,确是李汝珍的经验,许乔林颇期“他年谈河事,阅历得确验”,可算得确验了。

孙佳讯考证,嘉庆六年(1801),李汝珍赴豫做治水县丞时,李汝璜复调任淮南草埝场(今江苏大丰)盐课司大使。嘉庆八年,李汝珍从河南回来后携妻小到淮南兄长处继续写作《镜花缘》,并结识了后来为他评书的蔬庵老人。此时李汝珍30多岁,并非“晚年著书”。

对《镜花缘》之作期,孙文据栖云野客(许桂林)《七嬉》中《洗炭桥》开首所云:“顷见松石道人作《镜花缘》演义,初稿已成,将付剞劂。”许并为《镜花缘》作过圈点,而许死于道光元年(1821),故胡适“约1825年成书”的推测是不确的。另据许乔林的序和李汝珍于该书结尾云“消磨了十余年层层心血”,从道光元年上推十年,即为嘉庆十六年;“十余年”为嘉庆十四五年。故孙文推论:“《镜花缘》著作时期,自嘉庆十四五年,至嘉庆末年(1820)止,约十余年。”

至于李汝珍的卒年,孙文据许乔林道光十一年(1831)所编《朐海诗存・凡例》,知李于道光十一年前已逝世,因而认为胡适之推论“大概是不错的”。

孙佳讯在文中还谈道:“因海属多传说此书为许乔林、许桂林兄弟所作,与李汝珍毫无关系。吾友吴鲁星遂本此广收证据,成《〈镜花缘〉考证》一篇,确证《镜花缘》作者为许氏兄弟。他将所有与《镜花缘》有关的书借给我看,我也继续得到许氏兄弟的几本书,研究的结果,颇不以吴君之论为然。”

胡适说“修正了我的许多错误”

孙佳讯将这期《秋野》首先送给了朋友吴鲁星,并在封面写上“吴鲁星君,此刊载有我《镜花缘》文章,请斧正。”吴碍于同乡关系并没有作出反应;而这篇“呈正”文章的发表,却引起了胡适先生的高度重视。

一个多月后,即民国17年(1928)11月21日,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的胡适给孙佳讯亲笔写了一封信:

佳讯先生:

今天在《秋野》第二卷第五期里得读你的《镜花缘补考》,我很高兴,又很感谢。高兴的是你寻得了许多海州学者的遗著,把这位有革新思想的李松石的历史考的(得)更详细了;感谢的是你修正了我的许多错误。但我还有两个小请求:

一、你的《补考》,将来可否许我收到《镜花缘的引论》的后面作个附录?倘蒙你允许,请将《秋野》所登之稿中的排印错误代为校正,以便将来照改本付印。

二、吴鲁星先生的《考证》,不知载在什么杂志里,你能代索一份赐寄吗?

匆匆道谢,并祝

你好。

胡适(民国)十七,十一,二十一

孙佳讯按照胡适的要求,寄去了校正后的《〈镜花缘〉的补考――呈正于胡适之先生》一文。并复信同意和感谢胡适先生附录自己的文章,他在信中说:

吴鲁星君的考证,郑西谛(振铎)先生曾允许登入《中国文学研究》,叫他重抄一遍,迨寄去时,《中国文学研究》已出版了。现原稿存在我处,我虽不满意他的证据和结论,但材料甚丰富,可供参考处极多。当与之函商,能否寄给先生一阅!

海属传说中《镜花缘》的作者,有数种说法:1.二许兄弟所作;2.二许二乔与李氏凑趣而作;3.李氏有一书,与李氏交换而署名的;4.二许卖版权与李氏的;5.被李氏诈去的;6.二许匿名籍李氏以传;7.系一无名人所作,为二许兄弟所改正者。这些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

孙佳讯与胡适的通信连同他的《〈镜花缘〉补考――呈正于胡适之先生》一文,以《关于〈镜花缘〉的通信》为题,收入了1930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七卷。胡适文集收入的都是致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徐志摩等大家的书信,而将一个年仅20岁的无名中学生的信件和文章也同时印出,并称他为“先生”,可见对孙佳讯学术见解的重视。胡适考证中国古典名著曾引出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者,他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或许是感念文学大师胡适的青睐之情,孙佳讯对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产生了良好印象。所以这年(1930年)东海中学毕业后,便投考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文史系读书。不过,胡校长此时已离开上海去了北平。

拨开传说中的种种谜团

孙佳讯得到著名学者胡适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但他没有飘飘然。他认为围绕《镜花缘》作者的谜团远没有揭开,特别是成书之地――家乡海州地区的奇谈怪论应该加以澄清。

1933年4月1日,已经毕业回乡的孙佳讯,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第四卷第四期“中国文学特辑”发表《海属〈镜花缘〉传说辩》,对海州有关《镜花缘》作者的诸传说一一批驳。文章着力分析了吴鲁星的“许作说”,认为吴文所举诸证据均“不可靠”,并举出4个“不了的铁证”,以证明《镜花缘》的作者是李汝珍。并不因为李汝珍是“外乡人”而否定他的创作,“吾爱吾乡,却不赞成给吾乡人士贴金的假说。唯有真实,才是吾乡的荣耀。”这体现出一种学术良心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同年7月,海州《连云报》副刊连载许桂林(许桂林乃许乔林胞弟)嫡孙许绍蘧(时任海属灌云县县志局采访专员)《读〈镜花缘传说辩〉的反响》,这篇文章对孙文提出反驳,声称:“海州传说《镜花缘》为许乔林所作,固然不对,但断定《镜花缘》完全为李汝珍所作,李汝珍的鬼魂也是不承认、不承情的。”他认为,该书系李汝珍与“先桂林公”凑趣而成,“原为许桂林所作”――他否定了李汝珍和自己的大爷爷(许乔林),却肯定了亲爷爷(许桂林)。这么一来,《镜花缘》作者究竟是谁,就更显得扑朔迷离了。

对许绍蘧之说,孙佳讯没有立即反驳,而是深入当地民间进行寻访调查,多方求证。7年后在1940年4月1日的上海《学术》第三期上发表《再辩〈镜花缘〉传说――附李汝珍杂考》一文。此文以民间传说“众说不一”、“倏忽多变”、“无所同者”等随意的现象为依据,证明许氏之说“乃系臆断,不足置信”。李汝珍原是一个造诣极深的旷世奇才!

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市)。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20岁的李汝珍随兄南迁,住在板浦盐运分司衙门内,耳闻目睹了盐商大贾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官场勾心斗角的图景。板浦位于海州东南,是海州府管理盐务的政府机构所在地,淮北原盐的主要集散地,也是个开放的商埠海口。扬州等地的盐商船只来来往往,带来大量信息和奇趣传闻,使李汝珍增添了不少见识。也曾跟随兄长到淮北、淮南盐场及扬州一带游历,听到不少官场腐败、奇异风俗方面的故事。而海州地区的古迹史乘、乡土俚语更是烂熟于心。

李汝珍曾受业于回乡省亲的板浦籍清代著名经学家凌廷堪,学习音韵和经史百家。“少而颖异,不屑章句帖括之学”,是个“穷探野史”、“于学无所不窥”的饱学之士。他精通文学、诗词、音韵、经学、字学、棋谱等多方面的学问,因而《镜花缘》中“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书法,无一不备”。嘉庆九年(1804),41岁的李汝珍著成音韵乐理集大成的《李氏音鉴》一书,许桂林在序中谈道:“松石姐夫,博学多能,方在朐(海州)时,与余契好尤笃;尝纵谈音理,上下其说,座客目瞪舌挢,而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李汝珍善弈,许乔林称他是“博于弃理”;蔬庵在《镜花缘》七十三回眉批中也说作者“系高手,谈棋自得其微”。乾隆六十年,李汝珍曾组织有1078人参加的“公弈”(象棋比赛),之后辑录了高手对弈的200余局棋谱《受子谱》刊行。

李汝珍曾在原籍大兴订过亲,但未完婚女方即去世。来海州府板浦后,娶了板浦许乔林、许桂林的堂姐为妻,与二许成了姻亲挚友。许乔林曾任山东平阴县知县、郁州书院山长,著述颇多;其胞弟许桂林亦是秀才,精通数学天文。他们皆工诗词歌赋,为海属名士,人称“东海二宝”、“板浦才子二许”。李汝珍是个爽直坦荡的人,石文在《音鉴序》中说他“爽遇物,肝胆照人,花间月下,对酒征歌”。李汝珍曾与二许乘船出海飘洋,他们谈诗论文,叙奇说异,有可能涉及小说创作,这大概就是“凑趣说”、“许作说”、“藉名说”等传说的由来。

孙佳讯指出,“李汝珍与二许相处,既这样密切,怎能翻脸不认人,硬占亲友的著作为己有?再说,凭着二许在海属地区的很高名望,无权无势的李汝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强占名人之作吗?”他进一步论证说,李汝珍初稿写成后的确曾给二许看过,甚至圈点过,但与他们直接参与创作并无关系。李汝珍饿着肚皮写书谁也不能代替。他引证李的同代好友萧荣修的诗文:“闻说成书二十年,穷愁兀兀剧堪怜。镜中莫叹头颅白,亦使青莲姓氏传(李如珍曾自喻青莲)。”他的另一个好友孙吉昌写得更深一层:“可怜十数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惟孽孽。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可见李汝珍著书的辛苦。

另据许乔林(悔修居士)的序,也可窥见“北平李氏”的身份和这部书的价值:

……《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十余年之力成之,观者咸谓有益风化。惜向无镌本,传抄既久,鲁鱼滋甚。近有同志辑而付之梨枣。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昔人称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知言哉!辄述此语,以质之天下真才子、喜读是书者。悔修居士石华撰。

但为什么《镜花缘》初刻时既无作者署名,序文又不点出作者之名呢?孙佳讯认为,许乔林写此序时,鉴于文禁尚严,思想上不无顾虑,用“相传”可给人留下序文作者与书著者素昧平生的印象,又用“昔人”以给人隔世之感,全在于保持距离,这是为万一“劈版禁书”追查责任留有回旋余地。这和李汝珍既亲自出马到苏州监刻《镜花缘》,却又不署姓名,同出一种“文禁尚严,动笔墨岂有不小心”的心理。正如李汝珍明明是清人,却以唐代武则天时期为背景写书一样,都惧怕当时的文字狱。其实,李汝珍借书中人物之口,曾数次提及《镜花缘》故事系“士人李某”、“老子后裔”所编。

民间觅得李汝珍亲笔信

孙佳讯自与胡适通信起,几年内在上海等地的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考证《镜花缘》的文章,补充和匡正了有关李汝珍生平行踪的许多珍贵资料,他作为“家乡人”的见解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关注。然而孙佳讯深信,像李汝珍这样的伟大作家在他生活和创作的几十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远不止这些。于是,带着干粮,走乡串户调查,成为他教书之余的主要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5年冬天,他终于在李汝珍的居住地板浦一个叫韩子通(京剧票友,曾搭建一“醒民舞台”戏园,自任老板――笔者注)的家中,发现了李汝珍写给许乔林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使孙佳讯喜出望外:

乔林贤弟,致意如握:

昨奉手函,备悉一切。所谕之书,此间遍觅俱无。兹于芷江处,借来《隶辨》一部,祈检收。

《镜花缘》虽已脱稿,因书中酒令,有双声叠韵一门,即如掣得花木双声者,长春、合欢之类是也;掣得古人叠韵者,王祥、张良之类是也。本人报过名类之后,仍飞一句经史子集,以本题之字落处接令;所飞之句,亦要双声叠韵在内,错者罚。如报张良,其所飞之句,或云,“吉日兮良辰”,方能令归下手;盖书中“吉日”二字,乃叠韵也。其中以大书小曲点染,亦雅俗共赏之令。日前虽已完稿,因所飞之句,皆眼前之书,不足动人。令拟所飞之句,一百人要一百部书,不准雷同,庶与才女二字,方觉名实相符,方能壮观。

第次间书不应手,颇为费事。刻下本已敷衍三卷,现在赶紧收拾,大约月初方能誊清,一俟抄完,当即专人送呈斧正。匆匆,一切不及细节,即候文祉不一。

愚兄李汝珍顿首

上石华老弟明府大人阁下

七月望后二日叩

据考证,这封信写于嘉庆十六年(1811)左右,李汝珍约48岁时。信中反映了对“酒令叠韵”推敲的严谨态度,特别是透露了“《镜花缘》已脱稿”、“月初方能誊清”、“专人送呈斧正”等重要信息。显然,这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李汝珍著书的铁证。许乔林正是接读了李汝珍的这封信,又看了嗣后送去的二稿,才撰写了《镜花缘》序。

孙佳讯搜集到《镜花缘》道光元年本附“题辞”14家,这些题辞人都和作者同时,并与之关系密切,他们或明或暗地点出了《镜花缘》的作者。如孙吉昌的《绘图镜花缘题辞・松石歌》:“是书初成,手香行者曾题《百韵诗》记其事,附刊卷首,故同人咸有题辞盛举。兹以是书出自松石道人之手,复作《松石歌》一首,洵称双璧。爰复二十八字,以志钦佩:镜花水月是前身,松石青莲不染尘。笑我漆园蝴蝶梦,廿年劳苦作书人。”

由于接下来的抗战形势,孙佳讯辗转迁徙,教书糊口,再没有机会发表有关《镜花缘》的文章,他发现的李汝珍的这封重要信件也就石沉大海。1941年冬,孙佳讯回家乡过春节,因他参加过抗日工作队,又时常作抗日宣传,敌伪闻讯赶来追捕,用排枪对他瞄准射击,孙佳讯临危不惧,几经周旋,终得脱险。他80岁时曾作《八十回顾》诗,记述这段惊险的经历:“一顾昂然八十身,此身犹在不须惊。排枪跪射茅草地,沙土枯蓬四面迸。”表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1945年在李汝珍居住地担任板浦中学校长。解放后,任苏北行政公署文教处编审室编委、苏北工农(速成)中学副教导主任。1959年10月调入南京任《江苏教育》中学版编辑。上世纪60年代末于江苏省教委离休。

或许是海州一带过于偏爱家乡的文人,许氏后裔钟情自己的祖先,有关《镜花缘》的“许作说”、“许凑说”一直在流行着。1960年在安徽安庆一中担任语文教员的许辕新(许桂林重孙),于学报上发表文章《高祖许桂林和板浦镜花缘》,在分析为什么《镜花缘》署名李汝珍时说:因二许是大家,而那时写小说是不入流的,所以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就冠以李汝珍之名;作品中讽刺“两面人”、“长舌妇”等,可能招致本地人的攻击,所以署名李汝珍,有让其当“替罪羊”之意。1961年9月19日的江苏《灌云县报》仍刊出吴兴亚等人的文章《也谈〈镜花缘〉作者的传说》,云此书是由“二许”主持,和几个朋友“集体创作”的,“在一起研学之余,凑趣儿,凑成功的”。因要送北京审查,二许怕惹祸遭殃,遂让“在板浦做什么盐务官”的李汝珍署名。故书出版后,“书上作者虽是李汝珍,但读者仍说是二许写的”。可见人们的“口碑”根深蒂固。

针对再次掀起的“非李”风潮,孙佳讯又披战袍,于1962年第4期《江苏教育》上刊出文章,重申自己的主张,说这个公案何时能了。孙佳讯认为,他们一再用以“佐证”《镜花缘》非李所作的依据,还有一点,就是李汝珍小说与许氏著作内容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小说中用到的关于“打灯谜”,似与许氏所著有关。其实这些知识性的资料,并非自成一家之言。说不定许氏“灯谜”也是搜集而来的。况且,这些内容李汝珍并非门外,他“枕经菔史,子秀集华,兼冠九流,旁涉百戏”,创作相似灯谜完全有条件;再说李、许关系密切,相与为引也是完全可能、完全允许的,很难说谁“凑”谁。即便是李汝珍引用些他人著作,也不能剥夺其著作权。《镜花缘》的创作主旨和整体框架才是最重要的。

中,孙佳讯因与胡适通信被打成“胡适的孝子贤孙”,无休止地批判使他抬不起头来。他的妻子因受株连被迫返乡,患有精神病的次子也因抗拒造反派抄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沉重的打击使孙佳讯欲哭无泪,度过了十多年艰难岁月。

生命之火点亮的最后一搏

1980年为“订正旧作,补充材料”,孙佳讯写了《〈镜花缘〉作者的疑案》,在该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第三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他千辛万苦觅得的李汝珍当年写给许乔林的亲笔信也随之面世。他将这篇论文寄送给海州一带的文化人士,“征求意见,听取回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有人竟仍说即使这封信,也“不能证明《镜花缘》就是李汝珍一个人写的”!

1983年夏天,为“意在了此一桩公案”,孙佳讯开始将自己历年所写有关《镜花缘》考论的文章“加以综合,并作些订正补充”,准备出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镜花缘〉公案辩疑》。这时他已经离休多年,75岁了,前往南京高云岭17号他家中看望的朋友见他满头白发,伏案疾书,挥汗如雨,不由得为这位顽强拼搏的老人感动不已,老人说:“这事没完,我还要争论下去,不弄个明白绝不罢休。争取能在告别人世之前看到书稿成书,为研究确立李汝珍起到点儿作用。”1984年5月,这部浸透孙先生心血的书稿终于由济南齐鲁书社出版了。

在这部书中,孙佳讯对《镜花缘》的创作过程进行了更加凿实的考证。考证称,李汝珍在板浦“久作寓公”期间,自嘉庆二年(1797)始写《镜花缘》,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板浦最后定稿,次年在苏州刊刻问世。是李汝珍亲自带着书稿到苏州一刻坊监刻的。但这个由李汝珍亲自监刻的初刻本印刷成书之际,苏州的书坊市场上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刻本,它是江宁桃红镇书坊根据《镜花缘》传抄稿本抢先私刻的。这个“盗版”直接影响了正版《镜花缘》的销售,于是李汝珍“遂愤而禀官”,一纸诉状投到苏州衙门。据诉状称,《镜花缘》一书在苏州“甫刻成,而江宁桃红镇已有人翻板,以致耽住吴门半月,书不能销”。此案如何判定不得而知,李汝珍在苏州彷徨终日深受其苦。

江宁桃红镇刻本,人们称之为“私刻本”或“传抄二稿抢刻本”。虽未经李汝珍认可,但已有蔬庵(即许祥龄,乾隆间进士、评论家――笔者注)的评批。蔬庵是历史上《镜花缘》评批中内容最多的一家。道光元年(1821),经李汝珍至少两次修改的《镜花缘》在苏州再版,不仅有许乔林的序,书末还增刻了孙吉昌等14名家的“题辞”《松石歌》等。道光八年再次修订,由广州芥子园书坊刻版。先后印行了7次。

刻本一经问世,立即不胫而走,轰动朝野。当时文人萧荣修评论说“上超往古下超今,创格奇文意趣深”;邱祥生则说:“百花璀璨阳光笔,万丈光芒少于书”。这部被称为“花样全翻、异境天开”的奇书,在江南和全国产生影响,也引起了成书之地海州地区的震荡。

李汝珍生性负才使气,“最好诙谐”。他一生不得志,对当时现实极为不满,嫉恶如仇,著书讥时讽世,言论指斥时弊,甚为达官贵人、奸商腐儒乃至地痞光棍所忌恨。他们“对号入座”,诬称《镜花缘》“骂遍海州七十二行”,说李汝珍骂板浦人是贪馋好吃的“犬封国”,海州是爱穿华而不实的“白民国”,南城是吝啬可鄙的“无肠国”。并挑拨李汝珍与许家的关系,说李在书中含沙射影地骂许乔林是“小婆子生的”、“一只眼”(据考证,许乔林确系庶出,生母吴氏小其父22岁。许乔林嘉庆五年时“病目逾月,左目竟盲”)。自李汝珍妻子许氏和与他“契好尤笃”的内弟许桂林二人亡故后,便与许家的关系日渐疏远,现加之小人挑拨,许氏族人更对其心生芥蒂。那些地主盐商、奸吏腐儒乃至三姑六婆一等人也个个心怀怨恨,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正应了“人言可畏”、“流言杀人”之语。许李两家密友与姻亲的关系终归破裂。

地方“文化领袖”许乔林开始排挤他这个“外乡”姐夫。在他编纂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文献录》、《朐海诗存》等所有志书、文集中,竟以“不借才异地”为由,坚决封杀李汝珍,不收入他的片言只字,更绝口不提《镜花缘》及他亲自作序的事实。他武断地说:“(李汝珍)虽久作寓公,诗名藉甚,概所不录”,但对只来过海州一两次的江苏巡抚陶澍、漕运总督杨锡绂等“异地”外籍官宦的诗文,却照单全收,岂不令人奇怪和不平!

李汝珍身陷困窘潦倒的绝境,以至“耕无负廓田,老大仍驱饥”。他原打算将《镜花缘》百回本“先付梨枣,再撰续编”,预告“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但眼前处境使得他黯然神伤,不得不放弃拟写《镜花缘》二百回的计划,只刻印了前一百回就再也无法续写下去了。不久,他便离开这个使他成名又叫他伤心的小镇,一说回了大兴,一说去了扬州。十几年后,大约在道光十年(1830),贫困潦倒的李汝珍客死他乡,终年67岁。可谓霜刀雪剑严相逼,壮志未酬身先死。世间过早去世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奇人,也失去一部完璧无憾的奇书,怎不叫人扼腕叹息!

这个流传最广、再版最多的苏州原刻的版片,直到日军侵占板浦时,还保存在李汝珍的姻亲许氏家的阁楼上;然而住在许宅的日本兵践踏文明,竟以版片生火,终致这部“与《万宝全书》相邻比”(鲁迅语)的《镜花缘》原刻版片化作了烟尘。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还有人看到过苏刻原版《镜花缘》的残篇零页出现在板浦街卖虾皮的地摊上,作为包装纸,也随着四乡的买客而散失殆尽。

《镜花缘》及其作者的遭际,反映了那个久远年代的动荡和沉沦。

而这一切引起的愤懑和不平,成为孙佳讯“挺李”和仗义执言的不竭动力。《镜花缘公案辩疑》一书出版后,他依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1986年5月又撰写了《〈镜花缘公案辩疑〉补说》、《谈大村有无李汝珍墓》两篇文章,提交给连云港市举办的首届《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后在《江苏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如果这是孙先生“辩疑”的最后“封笔”,那么距当年他在《大公报》的文章相隔了整整60年!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磨炼了他的人生,也考验其治学的忠诚态度――他在论文中说:“拙作《镜花缘公案辩疑》主要是考辨作者是谁的问题,但有的地方证据不足,有的地方说得不够充分,有的地方存在着错误,因再作几点补充。”

首先,关于成书时限,孙先生最初曾据某版本推断为“约十余年”。及看到《镜花缘》苏刻本结尾处云:“消磨了三十余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孙佳讯修正说:“李汝珍作《镜花缘》之期限,据苏州原刻本,为时三十余年。”并指出,李氏撰书期间,曾请许乔林参阅,二稿成时,为之作序。许桂林阅读此书,于其起伏照应处为之标出。但他同时引用许桂林的话说,李氏备有一夹袋,遇有可用资料,即抄入夹袋中,日积月累,受之不穷。“我们能说此书,如无二许帮助,就难以完成吗?”

其次,据《两淮盐志》和许氏后人“口碑”,对“李汝珍晚年去向”作了陈述:李汝珍与夫人许氏生有二子,并曾娶妾。许氏母子一度回大兴,因生活艰窘,李汝珍曾写信要求许氏娘家资助。当年李汝珍任河南县丞时,妾小仍留住板浦岳家。嘉庆二十二年,他再度从河南治水后回板浦,定稿《镜花缘》。此时妻子许氏已去世,乃兄李汝璜也卸任移家扬州。李汝珍完成定稿后,即赴苏州刻印,并携妾小去了扬州。李氏兄弟均死于扬州。后来李汝璜之子李兆翱(清末举人)遂将其父灵柩迁回了大兴。但李汝珍之柩是否也随之迁回?孙佳讯认为“断无把其叔遗骨留在扬州的道理”。他还在“补说”中例证了《镜花缘》所使用的海州方言俗语和地理风貌特征,断定“云台山(位于连云港东部沿海)是《镜花缘》中小蓬莱的背影”。篆体“小蓬莱”刻石至今犹在山中。

孙文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如无二许之帮助,《镜花缘》即不易成书;如无云台山,作书中小蓬莱的背景,势难有这部奇书出现。但这两点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此外,孙佳讯还撰写过《李汝珍在板浦》、《我在龙王荡》、《我对生平的回顾》、《孙佳讯诗词选》等著作。

孙佳讯先生对李汝珍的生平考证,虽然只记录了29年,但提供了李汝珍一生最重要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所编《李汝珍生平年表》成为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权威性版本。在长达60年的《镜花缘》辩疑中,孙佳讯先生锲而不舍,孤军作战,历经战争、和家庭变故等磨难,自顾不暇还要为古人正名。这种苦斗精神和独有贡献堪称中华史笔,也算得上现代文坛的一道奇观――如此为一本书搭上一辈子的学者世所罕见!

孙佳讯晚年中风,行动艰难,后期一系列著作实际上都是在病痛缠身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倾生命之火点亮漫漫征程,于无奈和悲壮中实现了自己的学术理想。1990年12月4日,孙佳讯先生走完82年的“辩疑”人生。家乡人民十分怀念这位不求功名但求真理的学者,在他曾担任过校长的板浦中学为他建立陈列室;在政府编撰出版的《海州名人大辞典》中,不仅全面介绍了孙佳讯,还收录了在此度过30余载宝贵年华的李汝珍,并在板浦镇修建了纪念馆。他们跨越时空,因书结缘,都作为故乡人民的骄傲而炳铭史册。

(孙佳讯长子、离休干部孙映通先生曾为本文热心提供图片并审阅校正,作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