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这个时候的坚持才真的是坚持

这个时候的珍重才真的是珍重地震一周年，这里面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去年可能折射出更多人性中善的一面，现在，这个时候的坚持才真的是坚持，这个时候的珍重才真的是珍重。

刚去北川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意外，大家都特平静，只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不觉得像是去一个墓地，但是期间随便拉一个人采访，说出来的事儿都特别让人震惊。

北川老县城原来有一条沟还是一条河(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河的一边曾经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我们看见一个模样像中学生的小女孩，坐在河边，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我上去跟她聊了几句，她的哥哥和弟弟都死了，她说：“你看那个山上面一道一道的，那是山哭了，是泪痕。”一会儿又说：“不是泪痕，是刀痕。”

地震发生过之后又经过一次泄洪，一次泥石流，整个地方已经冲得变样了，去年我们把陈坚从山上运下来的时候，他在路上去世了’我们想给他放一个好点的地方，放在一棵大树下面，现在已经根本找不见那棵树了，只好在大概的方向给他搁了一束花。

他们精神是没有得到缓解的

我们以农业局干部董玉飞自杀为线索，拍了他们农业局一群人的精神状态。半年前他们是40多个人住在一个两层的小楼里，一间屋子住8个人。大男人就睡在很窄的床上，睡塌了好几张，白天掀开被角当办公桌，他们自嘲说：“一下子回到50年代。”

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精神是没有得到缓解的，刚有点缓过劲来，9月24日的泥石流对他们来说是比5月12日更严重的打击。那之后，董玉飞就自杀了，干部里自杀的有好几个；董玉飞对于儿子死去的那种愧疚；当想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查出来得了前列腺炎；加上泥石流，从“5・12”，之后挺过的那根筋就绷坏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这些人还不像普通老百姓，得下乡。翻山越岭去给农民做工作，农民有时候还不太领情，董玉飞死其实也有工作的上下夹击，两头都有不理解的地方，他死了之后局里人才有了双休日。

这次我们去，陆续有人在外面租房子了，虽然贵，但也不能一直过这种非正常生活。有一个女的怀孕了，能感觉到这一年里，重组家庭、生小孩的特别多，他们强行让自己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原来我们做过唐山地震的纪录片，那次之后也是这样的一股热潮，后来80％的人都离婚了。现在就是谁闲着，赶快凑对，互相支撑着往下走，还是祝福他们吧，希望能成，

这次回去觉得他们心里敞亮了一些，北川县城的选址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当时所有人表达的漂泊感很强烈，没有归属感，他们是在安昌镇办公，等于借了别人一块地方，北川新县城虽说盖起来还要很长时间，但对他们来说是颗定心丸。虽然还不知道将来能不能买得起房子什么的，但总算能看到块地儿了。

我们半年前采过农业局的一个副局长，那时快到羌族新年，他说我们每年都大碗喝酒，在街上跳舞唱歌，几天几夜，全国的旅游者都爱来看，这个新年这些肯定漫有了“早晚要请你们回来，喝酒，唱歌!”这些都是普通的小公务员，但真是扎扎实实的责任感。

谁也不希望自己被当做一个灾难秀吧

老师的清贫和超时工作外界都还不太了解，我打算把真实的状况讲出来，有情有理，北川中学属于比较复杂的情况。

校长刘亚春其实有很多尴尬和矛盾的地方，给校长可用的捐款没有那么多，外传两亿的捐款是硬件上的，完全不由他们来支配。刘亚春问我：“你猜得着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捐款吗?一共加起来就1000万。”刘亚春说他从去年地震到春节就一直没给老师发课时费，欠着这个钱，老师们也有意见，说有那么多捐款，刘亚春说：“我不能动那些钱，那是指定给学生的。”到春节刘亚春实在顶不住了，就向上头反映，总算是给补上了(课时费)，但春节以后到4月份的两个月又没给上。

外界给刘亚春的压力其实特别太，他跟老师们说：“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但也不能下，只能往前走。”现在给了这么大的排场，必须重建一个特别好的中学，老师没有心理康复的阶段，地震过后刚一个月，他就让那些老师开始培训，“那时候老师肯定恨死我了，可我也没办法。”因为压力都是他顶着，我还是能感觉到其中有很大的矛盾，不是私人之间的矛盾，是外界给的，和他们自身要克服的东西。

还有媒体一次又一次地让学生像小演员似的站出来，残疾的孩子一次又一次推出来，对孩子心理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而且老师为什么这么大的工作量?就是上面不断来人，媒体轰炸的时候身心肯定也是疲惫的，谁也不希望自己被当做一个灾难秀吧。

地震一周年，这里面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志愿站，有两个人在那儿待了一年。其中有一个女的，她本来是做生意的，当时她正要去南方签一个约，正在过一座轿的时候发生了地震，她就回到九洲体育馆，成为那里志愿团体的总指挥。当人被放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以后就下不来了，只能往前走，她的合同一推再推，最后近100万合同的生意就不做了。3个月以后不少志愿者退了，家里就跟她说：“你总得有个期限吧。”可她还是把回家的时间一次一次往后拖。因为不断有新任务交给她，9月份的时候她丈夫说：“如果你再不回来，咱们就离婚。”

就在她想回家的时候来了泥石流。她说有干部给她别了一个团徽，给了她两面旗子，拍拍她的肩说：“走吧!”结果她40多岁一人了，别着个团徽，带领小分队就去抢险。抢了十几天，特别辛苦，回来以后她丈夫已经把茶楼变卖，不见踪影了，她的生活整个成零。当时她差点自杀，后来是女儿给她发了个短信，说：“妈妈，我真为你感到骄傲。”现在只有在志愿者的道路上往前走，这是她唯一的信念。

另外一个站长是个男孩，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别人说他们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太神奇了，把自己的钱全捐了，家也不要了，在那儿留了一年的时间，而且打算一直做下去了,通常人们会觉得这挺违反常规思维的，可跟他们聊完了我就能明白。这个男孩还比较理性，他想探索志愿者的新方式，确实不能无谓地投入，他现在想在当地找一些商机，拨出一些钱来做公益。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好的志愿者体系，地震的时候，他们办的志愿站呼啦啦一下来了好多人，最壮大的时候有1000个，最后哗一下又走了，剩9个人，到现在剩他们两个。现在其实灾区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做的，包括很多孤儿和孤残老人的照顾。

地震一周年，这里面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去年可能折射出更多人性中善的一面，大家有很多共鸣和震撼，但还是很平面。慢慢的人性中不一定是恶的，而是更多复杂的东西开始出来了，这个时候的坚持才真的是坚持，这个时候的珍重才真的是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