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里斯

贫富悬殊，历来是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不少富翁家财万贯，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很多穷人则四壁萧然，缺衣少食，依赖救济、施舍度日。大批来自他洲的新移民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蛰居贫民窟，外出打工做苦力，筚路蓝缕地挣扎在生存线上。

穷人中的一员

1870年的一天，一个21岁的丹麦青年飘洋过海来到纽约。他是他家15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家境贫寒，日子过得很清苦。有个弟弟不幸溺水身亡，他一生都记得弟弟的模样，记得全家吃饭时母亲总是盯视弟弟的空位时的失落神情。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可女孩的父亲嫌他家穷，反对这桩婚事，这个贫苦而又失恋的小伙子便决定到美国来寻找机会和好运。其实，当时他对美国知之甚少。他后来在自传中说，他们丹麦人根本弄不清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有何差别，以为在纽约百老汇大街可以遇见大群野牛：为了防止印第安人的袭击，他还在项链上挂过一支小手枪。

他曾在哥本哈根学过些木工，想在纽约当木匠，可很难找到工作，不得不干各种报酬极低的零工杂活来维持生计时常在警察局的临时收容所过夜；无活可干身无分文时他挨过饿，讨过饭，露宿过贫民区街头。他永远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教堂街警察局的收容所过夜，带着他在流浪中捡到的一条狗，一名警察不容分说就把他推出收容所，还抓住狗把它的头往街沿上猛撞，直至把它弄死。

那些苦日子终于使他意识到，他从一个穷苦的家庭来到了又一个穷苦的环境，他是他们这些穷人中的一员，他要摆脱这种苦难的境遇，并暗自发誓最终要帮助下层社会的人们摆脱贫穷。他那扶危济困的抱负当时就确立下来了。他常说：“穷人并不是他们的命运的制造者，而是他们的命运的牺牲者。”也即不是他们自己导致了贫穷，而是命运迫使他们受苦，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穷人也可以过上好日子。

这个丹麦青年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新闻和摄影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他爱文学，爱读书，最爱狄更斯和美国第一个重要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库珀的作品，后者笔下外号为“皮袜子”的猎人纳蒂・邦波及其拓荒精神给了他很大鼓舞。他在文字方面的才能终于使他在移居纽约3年后进入了新闻机构，先受雇于《南布鲁克林新闻报》，后于1877年当上《纽约论坛报》的警察部门专访记者。在多年调查采访中，他全面了解了纽约市贫民区的状况，决心通过自己的报道来促进社会改革。1888年他被《纽约夕阳报》雇为摄影记者，但他不愿拍摄纽约市的美丽景色或历史性建筑，却只想着那些贫困而被遗忘的人们。当时，德国人发明的闪光灯照相机上市不久，里斯有幸分到一架，于是他一手持笔，一手拿相机，进入贫民区，进入贫民们分租的经济公寓，记录下他所目睹的悲惨景象。

“魔灯讲座”

里斯重点采访了曼哈顿下城桑树街一带的贫民区，居民大多是意大利、爱尔兰、中国、犹太移民和黑人。因为桑树街有个L形大拐弯，所以他把这个贫民区叫做“桑树弯子”。他说这个“弯子”是“人类的大猪圈”，“纽约贫民窟的腐臭中心”。肮里肮脏的街道，破破烂烂的房屋、徒有四壁的房间，挤在走廊里的各家“厨房”、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衣衫褴褛的乞丐、光着脚露宿街头的男孩，垂死的传染病患者、华人鸦片窝、低级啤酒馆、歹徒们集聚的乌烟瘴气的小巷、劳动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场……“桑树弯子”的一个个凄楚镜头都进入了他的相机。

里斯不是职业摄影师，并无高明的摄影技巧，拍下的照片有的曝光不对，有的焦距不准：他常因注意拍摄全景而忽视了近景和特写，有几次还因闪光灯引起了火警。但不管怎样，里斯开创了新闻摄影和图片报道这一新的新闻手段，后来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这些摄影作品不仅是新闻图片，而且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照片”。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些真实记录现实生活、反映纽约穷人境况的照片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对促进社会改革大有裨益。

这些照片不仅与文字一起发表在报纸上，而且给制作成幻灯片。里斯把幻灯片带到不少地方，拿到教堂去放，拿到慈善机构去放。当时离电影问世的1895年还有5年时间，所以幻灯片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幻灯机在当时甚至被称为“魔灯”。里斯一边放映，一边作讲座（被称为“魔灯讲座”），声情并茂，感人至深，那些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观众中有唉声叹气者，有浑身哆嗦者，甚至还有惊厥晕倒者。有人因此说，里斯是在用他的照片向人们的良知呼喊。也有人说，他的图片启发人们提出了重大问题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在克服社会贫穷现象、改变移民社区状况、改善穷人生活方面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让民众都来关心社会改革问题？里斯也确实是有意把幻灯片放给有钱人看他认为私人财富可以帮助把贫民窟改变为更好的生活处所，慈善的公民在看到另一半人怎样生活时一定会解囊相助，尤其是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慈善团体，更值得信赖。

揭露“无形而沉默的美国”

里斯的文字报道往往用一系列统计数字来有力地说明贫民区问题的严重状况。如有一年他曾写道，仅在“桑树弯子”一个街区就有155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在他访问过的一个经济公寓里，有一家12口人一起睡在一间13平方英尺的房间里。这对平时过着优裕舒适生活的人来说，该是多么不可思议，该会引起他们多大的震惊。

有关穷人生活状况的书，里斯写了多种，其中有《穷人家的孩子们》，《经济公寓的孩子们》、《与贫民窟之战》、《危房保护》等，而1890年问世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LiVes）则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名著该书图文并茂，集中描述和表现了纽约贫民区市民凄苦的日常生活，还写了贫民区发生的事故、谋杀、群殴，欺诈、火灾、死亡，写了夺去许多人生命的传染病：霍乱、天花、斑疹伤寒、黄热病和肺结核其标题显然在提醒读者，要大家别忘了其他人别忘了穷人们怎样生活，别忘了怎样去帮助另一半人里斯自己在瘟疫传染时就曾多次陪同卫生部检查官员和医生前去“桑树弯子”，因而也被当地人误认为“大夫”。他说“报道所有对某些人而言意味着忧患的新闻是我的职责，”他的这种敬业态度曾受到一些懒散而不负责任的同行的嫉恨，他们鄙视地称他为“荷兰人”，有时故意向他隐瞒重要新闻，有时则发给他关于并未发生的“轰动新闻”的假电报。

《另一半人如何生活》是一本深刻反映并阐释什么是贫穷，呼吁社会平等的书在里斯于1914年去世后还仍然是畅销书，在美国和英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纽约市政府在该书问世后不久就制定了改善市民住房，重视学校教育，修建儿童游乐场、取缔童工等诸项法律，“桑树弯子”的房屋被拆毁，并被辟为公园，也即如今紧邻“中国城”的哥伦布公园。今天到纽约中国城游览的人们常会好奇地看到在这个公园里有很多华人他们有的在打太极拳，有的在唱“北京歌剧”（即京戏），一派华夏气氛。

在1897年哥伦布公园揭幕仪式上，有人演讲说：“没有里斯，这儿就没有这个公园。”确实如此，里斯曾反复呼吁城市社区需要公园和空地，认为人口密集的社区卫生状况往往不好也容易出现犯罪行为。他说：“坏男孩、坏女孩并不是生来就坏，而是由不良的环境和诱惑造成。孩子们应该有玩乐的地方。”由于他的呼吁，由于“桑树弯子”的永远消失，终于有了这个哥伦布公园。

为了纪念里斯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在纽约，不仅有一个滨海公园易名为“雅各布・里斯公园”，而且还有一所高中，一个住宅区和一个社区文教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里斯当年拍摄的照片的玻璃底片被保存了下来，并由一个摄影师帮助放大印制成大幅图片，经常在不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展出――那些穷苦移民的心酸史，那另一半人的生活状态，被作为珍贵的史料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里斯热衷的事业也不断有人继承。不同历史时期的“另一半人”，不断有人在关切，在为他们呼号。如美国社会党领袖迈克尔・哈林顿的著作《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穷》（1962）描述了当代美国社会中“无形的穷人”，1960年代联邦政府的反贫穷计划即由此书启发而产生。又如荣获普利策奖的《贫穷劳工――在美国的无形人》（2004）一书揭示了当今美国社会中的贫穷景象。作者大卫・西布勒用6年时间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北卡罗来纳和新罕布什尔等州的贫民区、血汗工厂和临时工棚户区。他写道，目前在美国有35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其中许多是有工作的，“他们虽有工作，却过着穷困的生活，汇成了人们熟视无睹的景观”，“构成了为社会分析学家们所忽视的无形而沉默的美国”。

“纽约最有用的公民”

里斯生前所得到的最大荣誉应是来自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们两人之间的持久友谊是美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里斯当《纽约论坛报》“警察记者”、罗斯福任纽约警察局长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朋友。里斯比罗斯福大9岁。两人都目睹了当时社会上贫富悬殊等不公平现象，都有心为社会改革做出贡献。他们曾在整个城市沉睡之际，一起夜巡由煤气灯照亮的曼哈顿街道。里斯后来回忆道，他非常喜欢跟罗斯福一块儿巡视，从午夜一直梭巡到日出。当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罗斯福却乐意离开床铺去查岗查哨，同时看一看夜纽约是什么模样。正是在里斯的陪同下罗斯福亲眼目睹了夜色笼罩下的桑树街更是何等幽暗惨淡。《天方夜谭》中有个名叫哈伦，赖斯德的人物，他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继位人，常喜欢在夜晚打扮成商人模样巡视巴格达，纽约地方报纸因此把“哈伦罗斯福”这个绰号送给喜爱夜巡的纽约警察局长。

《另一半人如何生活》出版后不久，里斯有一次回到报社办公室见办公桌上有一张名片，背面写了一句话：“我读了你的书，我来帮助你。”这个留名片者就是警察局长罗斯福。为书的内容和照片所感动，罗斯福后来在纽约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整肃了警察部门的腐败行为，并与其他改革派人士一起推动市政府制定了清除贫民窟、改建经济公寓等法律。

里斯深为罗斯福留下的名片感动，他在自传《一个美国人的成长》中写道：“这就是一切，完全说明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从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起就喜爱他，在所有已经过去的那些年里他从未违背他所许下的诺言。没有人像他那样鼎力帮助。有两年，我们是桑树街上的哥儿们。”

从在纽约当警察局长，州长到在白宫当第26届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赞赏里斯在调查、报道方面做出的特殊贡献，曾公开称赞里斯是“纽约最有用的公民”，同时也始终珍惜他与里斯的兄弟情谊。他在里斯死后为《一个美国人的成长》新版撰写的序言中写道：“对我而言，仅从公众观点来写雅各布・里斯是有困难的。他是我最可信任、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一直珍视这件事就是有一次他谈到我，他说“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始终是我的弟弟。“我不仅极为钦佩他，尊敬他，而且深深地喜爱他……我现在悼念他，他就如我自己家庭的一员。”

根据里斯已有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加上有罗斯福这样的“哥儿们”，里斯完全可以投笔从政，在华盛顿或纽约混上个一官半职。然而，里斯没有政治野心，从不向往被任命为什么官长。他在自传中写道当官不是他的事情，写作才是；在写作方面他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帮助他人。他并不是意识不到官职确实是一种荣誉，但他愿意把荣誉给予那些更适合做官，可以在政坛上驾轻就熟的人，而他的本性不是那种用官职来点缀自己的人。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演说时常喜欢引用西非谚语“说话温柔，大棒在手”，后来人们把他的对外政策称作“大棒政策”。而他的终身朋友雅各布-里斯却与他有所不同。里斯这个果敢、执着的“无冕之王”说话并不温柔，手里拿的也不是大棒，而是新闻记者的笔和一架笨重的照相机。关于他，《时代》杂志在一期关于摄影新闻的专辑中写道：“他的表现贫民生活的大胆照片，在维多利亚时代认为贫穷是邪恶而应予谴责的观点与改革家们认为贫穷是一种应予消弭的状况的观点之间，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