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

论文关键词：抗战：文人流徙；文化传播

论文摘要：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踏上流亡的道路。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妻离子散、身染疾病、经费无着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动民众抗战的同时也无形中造成文化传播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老舍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8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将军命令29军撤出北平，北平陷落。31日，日军又攻占了天津。11月11日，经过三个月的激战，上海也落入敌手。与此同时，日军又发动了对山东省会—泉城济南的攻势。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老舍，面临着走与不走的困境:

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对气节和名誉的珍视，使得老舍不得不踏上流亡的道路，但是要走的话也并非那么容易: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胃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 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

在这种犹疑和矛盾中，老舍备受煎熬:“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七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不过最终老舍还是“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冈登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几经辗转，老舍来到了武汉。然而他对济南还是未能忘怀。那里不但有过美好的回忆—“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还有他朝思暮想的儿女，很少写旧体诗的他曾经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对儿女的牵挂:“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潜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对侵略者的愤恨—使他妻离子散、四处流亡，更由于爱国热情的进发，使得老舍决心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二

自踏上武汉的第一天起，到日本战败投降，老舍一直同侵略者进行着不见硝烟的战斗。无论是在济南，还是在武汉，或者是在重庆，乃至洛阳，西安，兰州，青海，老舍一刻也不曾放下他那支摇动五岳的巨笔；而无论他是健康的还是身患贫血和疾疟，他也始终未曾忘怀“乾坤血泪共千秋”，发誓要“誓血江山半壁仇”。

纵观老舍在抗战中的活动主要有几方面:

一:主持“文协”。1938年3月27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是抗战进程中最值得欢欣鼓舞的盛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成立。老舍与邵力子、冯玉样、郭沫若、茅盾等人一起当选为理事，并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总会，因此老舍成为了文协实际上的总负责人。

能够为抗战出力，老舍是喜不自禁的，他这样表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呀!我没有特长，只希望把这几个手榴弹打碎些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己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从诞生到谢幕，老舍为文协的正常运转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为保障作家的稿费版税进行斗争，以至捐献劳军、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渗透着老舍的心血。茅盾也认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抗战的文艺家的团结，恐伯是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而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虽然因为经费无着以及人手短缺等问题，老舍也不是没有发过脾气:“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份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横截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该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消散，而成绩与期望，越相去甚远了。”但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能使会务能合理的进展，从而对文艺工作有力的推动。

二、扶持文艺刊物。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作品和沟通消息的阵地和平台，老舍经过与文协同仁商议，决定出版文协会报《抗战文艺》。《抗战文艺》于1938年5月4日创刊—新文艺的生日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生日，〔周初为三日刊，但因“不能适应抗战期间的文艺活动”以及人手短缺等故，从第一卷第五期开始改为周刊。《抗战文艺》出版到17期时，因武汉岌岌可危，故文协将其迁往重庆，后于10月巧日在重庆复刊。同时武汉的留守人员也出版《抗战文艺》，但名称改为《战地特刊》，一共出版了五期，“特刊最大部分都是送到前方去的，很受前线将士的欢迎”。1939年3月27日，是文协一周年纪念日，抗战文艺于此时改成了半月刊，后来又变成了月刊。在《抗战文艺》的生命历程中，曾经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诸如经费奇缺、人员匾乏以及印刷困难等等，但在老舍及其同仁的坚持下，《抗战文艺》始终屹立不倒—自1938年5月4日“在汉口创刊，直到1946年5月4日在重庆终刊，共出版73期，贯穿抗日战争始终，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培育《抗战文艺》的同时，老舍也对其他文艺刊物倾注了大量热情。1937年12月，在冯玉祥支持下《抗战画刊》创刊，赵望云主编，老舍是特约撰稿人之一。1938年1月1日，冯玉祥又出资创办通俗文艺刊物《抗到底》，老舍与老向、何容担任主编。1938年3月15日，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创刊，老舍是主要撰稿人之一。此外，诸如《自由中国》、《文艺月刊》、《抗战教育》、《大公报》等报刊上也经常见到老舍的名字。可以这样说，如果缺少了老舍这支“巨笔”，那么蓬蓬勃勃发展的抗战文艺就会失色很多。

三、笔耕不辍。后文详叙，此处不赘。

四、前线劳军。1938年初夏，中华全国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慰劳团赴前线慰劳将士，函请文协派员参加。文协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两人参加南路慰劳团，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北团于1939年7月28日从重庆出发，途经成都、绵阳、剑阁、广元、汉中、宝鸡、西安、憧关、洛阳、南阳、榆林、延安、平凉、兰州等地，路途18500里，12月8日返渝。老舍随北路慰劳团劳军慰民，察访战时国情，在延安曾与会面。部分行程见闻写入了长诗《剑北篇》。

三

正如前文所说，老舍在抗战期间一刻也不曾放下他那支摇动五岳的巨笔，不过与抗战前主要描写都市中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不同，在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老舍开始了通俗文艺作品—鼓词、小曲的创作。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原因在于，老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尚未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甚至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字都不知道。它“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因此在抗战洪流到来之际，要发动老百姓起来抵抗侵略者，在运用新形式—活报、街头剧、朗诵诗等的同时，侧也要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旧形式，如京剧、大鼓词、韵文、河南坠子等等。在他看来: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 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

老舍向文艺家们发出呼吁:“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rrt22]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从1937年12月28日发表第一篇通俗文艺作品《张忠定计》(鼓词)开始，到1938年迁渝为止，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老舍就创作了十几部通俗文艺作品，如《游击战》(鼓词)、《新刺虎》(京剧)、《西洋景画词》(洋片词)，等等。

在采取旧形式的同时，老舍对它的内容完成了置换。原先的旧形式的内容多是宣扬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甚至荒淫狠裹的。一个例证是，1938年9月中，文协曾派郁达夫和盛成两人率团分赴鄂南和鄂东慰劳前线将士，回来后两人曾报告说前线将士精神食粮严重匾乏，同时后方民众的读物，“依然到处都是那些充满毒素的旧有的小唱本，和七侠五义，彭公案一类的说部，很明白，这些东西是无法提高一般民众的抗战情绪的”。老舍显然同意这看法，并把这些旧的内容置换成宣传抗日、保家卫国，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以《女儿经》为例，传统的《女儿经》宣扬的是“尊三从，行四德”，要求女子“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女子应该贤良淑德，出嫁前“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而出嫁后“夫君话，就顺应。不是处，也要禁”。就连日常行为也做了规范:说笑话“莫高声”，走路时“遇着人，就转身”。而老舍的《女儿经》则完全颠覆了上述内容，因篇幅不长，故罗列于下:太平年，贵温贤，在乱世，重健全。身为女，心似男，知爱国，不苟安。多作事，不偷闲，不搽粉，省下钱。献政府，救国捐，织毛袜，送营盘。前线上，士兵寒，到医院，救伤残。到乡下，去宣传，手不懒，口会言。为国事，身当先，甘吃苦，不畏难。有胆量，把枪肩，女中杰，花木兰。跳舞场，影戏园，全不去，志气坚。不挑吃，不讲穿，慢恋爱，快自全。贪快乐，国难安，国不保，家也完。莫胆小，莫心酸，胆要壮，心要宽。新女子，手托天，女豪杰，美名传。

不用费什么困难，我们也能看出两者的不同来。老舍期望用这种通俗的方式，能够唤起普通女子的爱国热情，为抗战大业作出贡献。除了《女儿经》这种韵文，像京剧也被老舍改造成了宣传抗日的有效形式。老舍在武汉创作的四部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三娘》、《王家镇》，无一例外都是表现普通民众抗日题材的。像《新刺虎》里的康氏与女仆春香，《忠烈图》里的陈自修一家和赵虎、刘忠，《烈妇殉国》里的薛氏与刘忠义、赵先生，《王家镇》王老好、王老三、王小、薛成义，等等，都是生活在下层的普通民众，他们有的是农户，有的是教书先生，有的是抗日将士家属，但不管他们的身份有何不同，但他们在日寇到来之际却没有屈膝投降或者束手就擒，而是利用他们的智慧将敌人一一消灭。

但如何利用旧形式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作家“不是根据反映抗战现实内容的需要去改造旧形式、选择合适的瓶子，而是做了旧形式的俘虏”，对此，老舍根据自身经验强调新旧文艺的区别在于:新文艺“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而“通俗文艺则近乎取巧，只愿自己的行销，而忘了更高的责任”。不过他也提醒道:“因旧生新易，突变急转难。而成，使大家马上成为最摩登的国民，近乎妄想。以民间的生活，原有的情感，写成故事，而略加引导，使之于新，较易成功。中国原来讲忠君，现在不妨讲忠国，忠仍是忠，方向却变了。

老舍对文艺作品的语言也非常重视。在文协举办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上，老舍提请与会的各位人士注意，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没有关系，但“用字造句，一定要注意。像有些新字新句实在为大众所不懂的。例如:“‘老舍的眼光投了一个弧形，心中起了微茫的伤感’，就连初中的学生恐怕也不见得十分了解。所以我们此后应该留心‘字’与‘句’。”国在创作过程中，老舍贯彻了他的这一认识，我们即使在他的严肃文艺作品里也轻易看不到偏僻字，那么通俗文艺作品是何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能让普通民众看懂通俗文艺作品，他还创作了鼓词《识字运动》交给山药蛋(富少舫)演奏。

在创作过程中，老舍不是没有过苦恼:

写惯了新文艺的，越敢自由，便越见胆气与笔力;新文艺所要争取的是自由，它的形式内容也就力斥陈腐，要拿出争取自由的热诚与英姿来。赤足已惯，现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旧样子的不合脚的鞋，怎受得了呢?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自己的趣味，而是为文字的实际效用啊！……栖牲了文艺是多么狠心的事呢?这么一想，有时候便把写成的几句拉碎。

然而，自己“既懂得一些写通俗文艺的方法，而且确实有不少读众，为什么不努力于此呢?”“自己吃点苦，而民众得以读到一些可以懂得的新东西，便一定不是乖谬之举。”在老舍看来，“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与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此外别无企图”。

不难看出，老舍在抗战期间的通俗文艺创作，不仅起到了发动民众抗战的效果，而且也无形中造成了文化传播的后果。这种文化传播并不像其他文人那样带给民众新的文艺形式，如朗诵诗、街头剧等等，从而改变老百姓的知识架构。老舍的文化传播，表现为两点:一是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他摒弃了老百姓不熟悉、不认可的新文艺，而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旧形式，但采用旧形式并不是说新的词汇、新的语法就完全不能用，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新的词汇、新的语法是不可避免的。如前述的《女儿经》，其中的“宣传”、“恋爱”，相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新鲜的词汇。这种潜移默化的融入，无形中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平。第二，把沉积在老百姓心中的旧有的封建观念，置换成抗击敌寇、保家卫国的观念。上述的《女儿经》是一例，老舍对大鼓书词的改造也是一例。旧有的大鼓书词多是讲史，或者表现男女间的悲欢离合，爱国杀敌的内容很少，老舍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局面，使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