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农村媳妇: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

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人口流动中一种特殊的流动主体及其流动中的重要问题――农村女性以婚姻的方式迁入城市的适应问题进行了研究，深入分析了农村媳妇在城市社会中的家庭生活适应、社区生活适应以及工作角色适应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了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在多层面上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自己的城市新身份，提升和改善她们弱势地位的可能对策。

关键词：农村女性；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社会工作方法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地涌向城市。这种人口流动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可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中择偶，特别是原本相对隔绝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的通婚有了明显的增加。这里的城乡通婚因受婚姻梯度的作用常常表现为城市低层男性与农村中上层女性的结合，即在城市社会中处于低端位置的城市男性，与处于外来流动女性中的中上层女性联姻。由于多种因素，一部分城市男性在城市的婚姻市场遭遇挤压，难以在同户籍性质的城市人群中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他们转而进入比城市婚姻市场低一级的农村婚姻市场，这时候他们的城市户籍成为了农村婚姻市场上的优势，他们以此来和处于户籍劣势的农村中上层女性进行婚姻交换。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群体――城市的外来农村媳妇。城市外来农村媳妇指的是原本为农业户籍，生活于本地或外地农村的女性，通过与城市男性结婚而定居在城市，并且因婚姻关系将自身户籍以夫妻投靠的方式迁至城市，个人身份也由原先的农业人口变更为城市居民。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与外来媳妇和女性婚姻移民相关的问题。周海旺从户籍制度的层面讨论了两地婚姻的增长及其内在的原因，展示了上海外来媳妇的家庭困难以及婚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并就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对策进行了探讨。①谭琳等人讲述了外来女性在江苏张家港打工并通过与当地人结婚而定居在那里的经历，并对这些女性的婚姻移民为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和婆家而设计的策略与行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②赵丽丽同样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分析了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状况，提出城市婚姻移民因为婚姻得以进入城市生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婚姻而得到提高，从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来看，城市女性婚姻移民应属于介于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③周佳懿通过对4个外来媳妇的访谈并结合一些报道资料，考察了女性婚姻移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适应问题。④

然而，以上相对有限的文献存在一个关键的局限，就是没有将外来媳妇或女性婚姻移民以城乡户籍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笼统地将城市与农村这两类不同户籍性质的通婚问题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所以，尽管有些论文涉及了社会适应的问题，但是将不同户籍性质的个体未经分类地放在一起来考察，无法很好地说明农村女性个体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问题。因为城乡户籍身份的差异往往是这种婚姻以及社会适应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户籍身份的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她们在面临迁移、婚姻生活和城市适应等方面，也同样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正是针对上述局限，本研究将聚焦于嫁进城市的农村女性，聚焦于她们在城市生活中的适应状况。一般来说，社会学意义上的适应行为指的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机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⑤对于嫁进城市的外来农村媳妇来说，她们面临着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她们在城市的适应状况是怎样的？她们是否能很好地适应婆家的生活、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被婆家接纳？她们能否被所在社区的人群接纳？她们能否被城里工作单位中同事接纳而不被另眼看待？她们在社会适应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这些难题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些就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设计

笔者于2007年在南京、2009年在上海、2010年在北京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度访谈了65位城市外来农村媳妇以及她们的家庭。我们通过社区或熟人的介绍，找到外来农村媳妇本人，在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进行访谈。我们采用了统一的访谈提纲，采用非结构式的访谈方法，在访谈中根据实际情况拓展了访谈的内容。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1～3小时，有些对象访谈的次数超过2次。我们还在访谈对象所在的社区做了相关的背景调查，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访问了访谈对象的家庭成员。同时在访谈前后，我们寻找各种机会去观察访谈对象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希望能够在她们生活和工作中体察她们作为外来者在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的细节。研究的中心主要围绕城市外来农村媳妇对婆家的适应、对社区生活的适应和城市职业角色的适应三个方面。

三、对婆家的适应状况及问题

融入婆家对于外来农村媳妇而言是最为重要和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外来农村媳妇作为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在婆家需要适应新环境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来自外群体的“陌生人”，外来农村媳妇在婆家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能否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到家庭事务中是衡量她在婆家适应状况和被婆家认同与接纳的指标。外来农村媳妇要真正融入婆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婚姻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磨合期，夫妻双方要适应和融入对方的家庭本身就存在一个过程。如果双方各自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存在一定或较大差异，那么在适应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矛盾与冲突。如果夫妻双方的身份和地位不是“势均力敌”，那么矛盾和冲突的情形可能就会更加复杂。可以想象对于身份“低贱”，跨越户籍鸿沟嫁进城市的外来农村媳妇来说，适应和融入婆家的难度较之拥有城市户籍的媳妇要更大一些。

对于城市婆家来说，外来农村媳妇属于“他群”，本能地就会遭到来自婆家的“我群”的排斥。有些外来农村媳妇在嫁进婆家时是受到欢迎的，这是因为她的城市婆家能够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儿子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对象，只有通过找个农村媳妇才能解决其婚姻大事，因此相对来说比较欢迎农村媳妇，但欢迎并不表示真正的认同。而有的外来农村媳妇在嫁进婆家时遭遇阻挠，因为婆家嫌弃她们的农村身份。例如：

WZ的婆婆只有在心情好的时才会有笑脸给媳妇，绝大多数时对她以“乡下人”相称。当她看WZ不顺眼时会开口就骂。有一次WZ翘了个二郎腿，婆婆一巴掌朝她腿上打去，同时还说乡下人坐没坐相。WZ只好笑嘻嘻地乖乖坐正。――个案4⑥

调查发现，无论是得到欢迎还是遭受冷遇，城市外来农村媳妇必须在婆家谨慎言行。由于外来农村媳妇在婆家里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与婆家之间的互动表现为她个人对婆家的完全妥协和依从。外来农村媳妇必须压抑个性和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婆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外来农村媳妇的婆家都在她们面前显示了城市身份的优越感。有些甚至还将农村户口作为歧视外来农村媳妇的理由。由于地域差异和生活背景的不同，外来农村媳妇与婆家总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而外来农村媳妇对此抱着谨小慎微、息事宁人的处事态度，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采取忍耐和克制。正如彼德・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所言：“一旦优势地位在政治或经济结构中牢固地扎下了根，那么它就可以使一个人以贡品的形式从下级那儿榨取利益。”。⑦对于外来农村媳妇来说，城市婆家具有优势地位，一是他们人多势众，而自己势单力孤；二是他们在户籍上高自己一等，自己的城市身份要靠他们得以获得。因此外来农村媳妇只有付出谦恭、顺从和农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的品质才有可能换取婆家的较好的对待。比如：

WX：“我婆婆不高兴时会给人看脸色，这时我就赶快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孩子带进自己的房间，等她气消了再出来。我想如果娘家在这里就不会这样了，我是外地农村的，不受气怎么办呢！”――个案39

努力维护城市婚姻是外来农村媳妇家庭生活的第一要旨，因为这个婚姻是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的立身之本。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是个体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生命事件，它的成功或失败将严重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对于外来农村媳妇而言，她们的城市婚姻看似是个人行为，但在其背后不无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而与城市女性相比，外来农村媳妇的城市婚姻对于她们尤为重要，一旦她们丧失了它，她们很可能在城市无法立足，而农村又是她们难以回去的地方，她们因此会成为了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由于心理上的弱势地位，外来农村媳妇不敢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用忍耐去交换婆家的接纳，她们往往过着低质量的家庭生活，有时还会遭遇家庭暴力。为了在城市有一个立足之地，她们忍受着婚姻中的不平等。

四、对社区生活适应状况及问题

城市外来农村媳妇除了适应婆家生活之外，还面临着适应城市社区生活的问题。流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构成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与资源的压力，更增添了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的排斥。也就是说很多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所采取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冲突，而不是竞争，更不是合作。所采取的态度是轻视，而不是平等，更不是理解与包容。⑧由于城乡分隔的历史原因，一部分城市居民对来自农村的人群存在着偏见和歧视。虽然外来农村媳妇因为婚姻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但既往的农村出身仍然会让她们遭遇歧视和偏见。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农村，在城市人际互动不太频繁，彼此存在着一定的空间，邻里之间可能互不相识更没有往来；而在农村社区成员之间常常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他们是彼此熟识、互动频繁和交往密切的。因此外来农村媳妇必须适应城市社区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媳妇普遍认为城市里人情淡漠，她们与城市邻居之间交往很少。当她们刚进入城市社区时作为一个新来者可能得到关注，而她的农村身份可能会给她带来某种程度的轻视，因此外来农村媳妇一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农村身份。由于她们外来者的身份以及不同于城市的文化生活习俗，外来农村媳妇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来自城市邻居们的歧视和排斥，而这种来自城市人群的歧视会加深外来农村媳妇的自卑感。有的被访者深有感受地说：

YY：“在嫁到南京时，我感觉到了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我口音是外地的，一旦被发现就往往会被城里人欺负。”――个案21

作为社区居民，城市外来农村媳妇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社区作为政府在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部门，它担负着辖区内居民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按以往的惯例，源于外来农村媳妇存在着户口从农村“搬到”城市的现象，外来农村媳妇被称为“搬家户”⑨，这是社区内部的通用词汇，具有一丝居高临下的色彩，所以只是通用于工作之中。以往社区对外来农村媳妇的管理较多，外来农村媳妇的婚姻登记和迁移户口的书面证明材料都要由社区出具，现在这些手续已经简化不需要经过社区。目前社区对外来农村媳妇的管理集中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由于外来农村媳妇中的大多数没有正式工作，因此她们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由社区进行管理，被称为计划生育“自管对象”，由社区负责给她们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对于生活困难要进入城市的“低保”的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社区负责帮助她们进入审批和发放程序。对于没有职业的外来农村媳妇，社区有时会给她们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机会。例如：

HL：“我和老公在社区摆小摊卖面条，主任对我俩很照顾。”北京B社区主任：“HL的老公有精神残疾，HL从外地嫁进北京，她两口子没工作，我们根据她家的情况给他们进了低保。”――个案63

由于基层管理工作的繁杂使得社区无法给予外来媳妇这一群体较多的关注，也不太可能用专业的方法来开展对她们的社会工作。作为管理层的社区对外来农村媳妇只限于一些基本面的管理，调查发现，社区一般只掌握了外来农村媳妇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生育状况。由于人员和经费的缺乏，社区的这一块工作缺乏深入和细化。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媳妇对社区存在较强的依赖。她们中的一部分因为无业而在社区里摆摊为生，而这就需要获得社区的关照。因此她们对社区的指令反应积极，对社区工作人员尊敬谦恭，这是由于外来农村媳妇将社区视为她们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她们对社区的信任是一种强信任。由于在城市的弱势地位和关系网络的缺乏，她们在城市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的获得要依赖社区层面的支持。

五、对职业角色的适应状况及问题

对城市职业角色的适应也是外来农村媳妇面临的问题。除部分自我雇佣或没有参加工作之外，外来农村媳妇一般在某个单位打工，身份类似上班族，因而也就形成了一定的业缘关系。在调查的65个个案中有21个外来媳妇在单位里打工，她们有的是家政公司的钟点工，有的是美容院的美容小姐，有的是公司勤杂工、保洁员，有的是超市理货员，有的是商场的营业员，还有的是公司文员。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习惯于流动，工作和生活中的流动使业缘中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和密切，人际交往往往是浅层次的。基于这些因素，外来农村媳妇们所在的工作环境就变得较为宽松，这就使得她们比较容易地适应工作的环境和氛围。适应中也会存在一些困难，但难度要比婆家的适应降低很多。

外来农村媳妇在工作单位中的人际交往显示出了较高的同质性。她们一般都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与那些与她们异质性强的城里人保持疏远关系。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外来农村媳妇都表示在城市里没有朋友感觉孤独。其实她们没有的只是“出生在城里的朋友”。在城市中她们的朋友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一起打工的与她们背景和文化层次一致的人。而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层次使她们无法融入进城市人的生活圈，被隔绝在城市人的交往之外。我国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区隔，也造成了外来人口在城市的融入隔阂和障碍⑩。外来农村媳妇尽管通过婚姻改变了农村身份，但她们的外来性质却依然成为一种标签。由于城乡差别和文化壁垒的存在，一部分城市人在感情和行为上存在对她们的歧视与隔离。例如：

YM：“我来上海已经有五年了，但在城里感觉很孤独。我的朋友一般都是老乡或者是在打工过程中结识的同事，大家的背景差不多，没有城里的朋友。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和难处一般都会打电话回家去说说，如果需要帮忙一般会找在这里的老乡和过去一起打工的同事。”――个案24

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媳妇在业缘关系中的互动状况比较好。工作中结成的业缘关系是外来农村媳妇获得心理支持的主要环节，而这种支持是她在城市婆家和农村娘家无法得到的，因为她们的业缘关系拥有相同的背景和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很容易获得共鸣。可以说业缘关系是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络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农村媳妇所结成的业缘关系大多是那些和她们在背景和身份上同质性强的人群，她们结成较为频繁的互动关系并形成了交往圈子。而在和其他来自城里的同事之间由于身份和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着区隔，维持着表层性的工作交往，几乎不存在情感上的交流。

六、结论与讨论

城市外来农村媳妇通过婚姻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完成了从身份上从农村向城市的改变。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对于女性而言，从夫居式的婚姻不仅会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甚至带来命运的改变。对于农村女性来说，通过婚姻进入城市，改变农村身份既是她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方便可行的现实路径。因为在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文化氛围中，女性缺乏其他改变身份的机会。以往研究发现，许多农村未婚女性由于进城打工而产生了留在城市的强烈意愿，她们不愿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乡土社会中。城市外来农村媳妇无疑是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幸运儿”。作为流动的农村女性中的特殊群体，与城市男性的婚姻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况，她们如同一粒种子就此在城市扎根、开花和结果。嫁入城市同时也意味着她们与乡土社会有了进一步的隔绝，因为她们必须改变以往农村社区的生活理念、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以适应自己的城市新移民的身份。

1958年制定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开，暗示了不同性质户口的等级和价值。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的人们因此在社会身份、权利、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户籍在带来制度上差别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上的边界。城市人群通常出于优越感而对属于外群体的农村人群不大认同，存在一种普遍性歧视；而农村人群通常出于自卑而远离城市主流社会，存在一种普遍性自卑。仅以现行的户籍制度为例，该制度不仅将公民分成具有不同户籍身份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还在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给予两者极其不同的待遇，使所谓城市里外来的“乡下人”遭受到了严重的社会歧视。虽然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体制”正在逐步向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转变，但城市身份认同仍然以既有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11。随着户籍制度的变革，通过婚姻迁移可以变更户籍身份。城市外来农村媳妇尽管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城市身份，但她们的农村出身依然会使她们处于一贯的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之中。有人可能期望，随着打工妹与城里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将会带来更加无差别的相互理解，以及对于城乡二分法和刻板印象的批判。但是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打工妹和其他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的接触并没有减弱任何一方的成见。12由于城市居民天然的“我们群”意识和“一等公民”的优越感，由于城市农民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居民的隔绝，使得进入了城市人群生活之中和群体内部的外来农村媳妇成为城乡对垒中城市对农村歧视的承担者。城市婆家和城市里与之发生联系的人群都可能将城市对农村传统的歧视施加在已经转变为城市身份的外来农村媳妇身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外来农村媳妇以个体的方式承担着她们所来自或代表的农村群体所受的歧视，户籍的壁垒虽然消失了，但文化的二元壁垒依然存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中依然不乏歧视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的行为，这些行为经常发生在她们的婆家、所在的社区和工作单位里。这些歧视行为不仅侵犯了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的权益，而且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身份上的壁垒将逐渐消除，但文化心理分野的消除还要假以时日。进入城市的农村妇女还要面临一个如何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转型、如何通过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以尽快融入现代都市文明。13婚姻迁移使外来农村媳妇进入了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就此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因为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并不同步。婚姻迁移是快速和显性的；而社区迁移是内隐的、长久的和缓慢的。从本质上讲，社区迁移是一种文化上的调适，是由外群体进入内群体的过程。外来农村媳妇必须进行再社会化才能完成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这种再社会化需要外来农村媳妇个体和城市社会进行有效的互动才能较好地实现。而社会工作的方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帮助她们适应城市社会和改善自身的弱势地位的专业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活动，也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具备社会制度的功能。它所救助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在社会系统中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角色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处于较差的社会地位或缺乏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群体。14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外来农村媳妇具有身份和性别的双重弱势，她们需要得到作为具备社会制度功能的社会工作的关注和扶持，需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分析她们面临的困难，向她们提供具体的帮助，提升她们与城市社会的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促进她们的自身发展。

以外来农村媳妇为案主的社会工作适宜在社区层面开展和进行，因为社区是外来农村媳妇在扎根城市的坐标。绝大多数的城市社区都存在外来农村媳妇，因此城市社区是开展对外来媳妇的社会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者。社区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居民使其生活方式适应他们所接受的或外界加给他们的变迁。15作为新移民的外来农村媳妇进入城市社会后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个适应过程。由于她们自身素质不高，难以在城市获得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她们的婆家也大多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因此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常处于经济贫困状态，属于城市的贫困群体。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为贫困者提供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其他各种社会服务。16而对贫困群体的帮扶政策的落实很大部分在社区层面开展和实施。由于外来农村媳妇群体在城市没有正式的职业，她们除了经济上的贫困外还存在着权利缺失、权利侵害等问题，因此对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的帮扶工作主要由社区承担，在社区开展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工作也十分必要。对外来农村媳妇开展的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对她们及其家庭进行增能。社区可以充当召集者和倡导者的角色，负责社会工作具体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召集社会机构或调动社区内外的志愿者协同行动，倡导建立维护外来农村媳妇权益和社会保障的相关规定和措施。具体做法是首先要梳理外来农村媳妇的分布状况，建立起外来农村媳妇的个人和家庭档案，包括家庭人口、居住状况、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职业情况、外来农村媳妇的迁出地、婚龄、生育状况和社保状况等。其次在调查家庭情况的同时，对外来农村媳妇进行访谈，了解她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运用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对一些需要帮助的外来农村媳妇个人开展个案工作，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诸如提供相关信息咨询、家庭沟通技巧的辅导，帮助她们建立自信和提升自我价值感。对具有相同情形的一些外来农村媳妇开展小组工作，诸如妇女支持小组，婚姻辅导小组，反家庭暴力小组等，帮助她们建立情感支持和经验分享的社会网络。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在社区内倡导居民之间平等友善的良性互动，消除对外来农村媳妇的歧视，建立接纳和有归属感的社区氛围。通过社区发展来改善社区整体环境，整合社区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帮扶。17社会工作强调以人为本，它可以帮助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协调社会资源来摆脱她们面临的困境。

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加强社区管理，使外来农村媳妇这样的城市新移民与城市社会的其他成员之间相互接纳和平等相处，以社区融入带动社会融入，这样就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消除社会不平等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正。

注 释

①周海旺：《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3期。

②谭琳等：《“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③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④周佳懿：《上海女性婚姻移民社会适应个案研究》，《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上）。

⑤王康：《社会学词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⑥为保护个人隐私，个案中外来农村媳妇的姓名用拼音字母代替。

⑦（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⑧李红琼、黄正泉、梁剑宏：《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成因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⑨“搬家户”的一词源于南京市社区过去的工作用语。由于在北京和上海实行了户籍进京进沪的限制政策，一般外来媳妇必须在婚后8～15年才能户籍迁入。

⑩许涛：《我国公民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2012年第4期。

11张广利、张瑞华：《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2（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和社会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13金一虹：《城市化――妇女发展的又一机遇和挑战》，《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6期。

14陈成文、孙嘉悦：《论社会工作的功能：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5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16李叶叶：《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贫对策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7林顺利、孟亚南：《国内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责任编校：文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