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葬壁画看魏晋时期酒泉地区的桑蚕业

[摘要] 酒泉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桑蚕业西传的重要通道。现存史料证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已经从内地引进了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技术。近些年在酒泉、嘉峪关一带考古发掘了几十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其中发现大量壁画展现了当时桑蚕业的场景。

[关键词]魏晋墓葬壁画;酒泉;桑蚕业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4-0025-03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蚕桑业的国家。相传在黄帝时，后妃嫘祖发现桑树上的蚕茧可以抽丝，便教人们“治丝蚕以供衣着”。后来大量考古资料已证实了这一传说。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迟至新石器时代，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种桑、育蚕、抽丝、织衣了。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这两个遗址属仰韶文化类型，由此有人认为，早在5000年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同时出现了养蚕业和丝织业。

安阳殷墟曾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也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桑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的育蚕和丝织业已经相当发达。西周春秋时代的桑蚕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桑蚕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桑蚕、丝织业。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桑蚕业、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分布在齐鲁地区、河南地区、楚国旧地、成都平原等，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山西中部和河北北部永定河流域，河西一带还没有桑树的种植。

那么，酒泉地区什么时候出现桑树种植？种植缘由是什么？下文主要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该问题试作探讨。

一、酒泉地区桑树种植的缘由和出现时间

第一，与统治政权的建立有关。西汉设四郡之前，酒泉地区先后为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占据，以畜养放牧为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定居人口稀少。西汉武帝统治时期，几次派兵击败匈奴，迫使匈奴北迁。公元前121～前111年，西汉政府先后在河西设立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从此，酒泉地区有了正式的地方行政建制，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西汉政府在河西地区设障建制，筑城设防，大量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此后地方建制从未间断。

第二，与自然环境有关。在历史上，河西走廊自然环境曾发生过巨大变迁，主要是部分天然绿洲的逐渐沙漠化和部分荒漠草原的逐渐人工绿洲化。西汉设四郡之前，河西走廊自然环境近乎处于原始状态。当时各种自然地貌特征及所占面积，主要有戈壁沙漠、荒漠草原和天然绿洲等，其中戈壁沙漠呈连续性分布，而荒漠草原和天然绿洲则在戈壁沙漠内呈非连续性分片分布。同时，大多地方地势南高北低，因而天然绿洲多分布于走廊中、北部地形低洼处，而荒漠草原则大多分布于天然绿洲的周围和冲积扇裙上。这里气候干燥、少雨，各天然绿洲的水源大多来自南部祁连山区的冰雪融水和山地所降雨水，少量来自冲积扇边缘所出露的泉水，具备宜农、宜牧、宜林的天然条件。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生产经验的贫乏，农田垦种只能在各天然绿洲地下水浅、土壤含有适宜水分的地方进行，由于靠的是自然水分，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人口稀少，还多为游牧民族。到了汉魏时期，定居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利灌溉设施的不断完善，发展农牧以外其他产业的条件逐步成熟，为酒泉地区养蚕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三，与定居人口有关。在两汉400多年的经营开发中，汉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实施流民迁徙和戍边屯田战略，中原一带的流民迁入河西地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前102），汉军第二次伐大宛，武帝曾“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此处“甲”字应为“田”字），可见西移人口数量之庞大。魏晋时期仍然如此。河西一带人口不断增加，迫使垦种面积增大，种植方式和品类也在不断地改变和增加。

第四，与外界往来有关。战国秦汉以来，蚕桑业主要分布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魏晋开始，南北、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范围不断扩大。魏晋以来，由于人口大迁徙，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酒泉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桑蚕业西传的重要通道。来往商旅络绎不绝，各种交流更加广泛。随着人口迁徙和商旅往来，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及经验随之传入边疆地区。《晋书・慕容宝载记》云：“先是，辽川无桑，及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时慕容占据辽东，与黄河流域的石勒政权为敌，而与东晋政权关系良好，故由海路从江东输入桑种。《读史方舆纪要》卷52引郭仲产《秦州记》云：“度陇，无蚕桑。”史念海先生指出《晋书・刘曜载记》记述甘肃临洮县境有桑城，可能与桑树有关。此说如能成立，则至东晋十六国蚕桑业的地域分布东北已达辽河流域，西面拓至陇山以西。另据《晋书・张天锡传》载：“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葚甜甘，鸱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张天锡在前凉时曾于河西割据为王，他将桑葚视为河西第一出产，可见当时河西地区种植桑树已经比较普遍。

第五，与当地经济发展有关。随着人口增加和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农耕和畜牧等产业已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因而必须扩大种植品种，发展一些经济性产业。由于酒泉地区当时的自然环境和人为改造的生产条件完全适应桑蚕业。加上迁徙过来的内地人员和流民带来了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技术，这一产业也就自然而然的兴起了，既解决了当地居民生活需求的缫丝织衣问题，又增加了生产生活需求的经济收入渠道。

二、墓葬壁画反映的魏晋时期酒泉养蚕业发展情况

从上述论证和相关史料可知，迟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已经从内地引进了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酒泉、嘉峪关一带考古发掘了几十座魏晋时期的墓葬，从中发现的大量壁画有许多展现了当时桑蚕业的场景。

1985年，在酒泉肃州区鸳鸯山抢救清理了一座汉代墓葬，出土了丝织的绣花鞋、荷包、短裙，做工精美，形制基本完好。1977年，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村考古发掘的5号墓，是一座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大型壁画墓葬，分前后两室，前室四壁彩绘通栏壁画，除绘有人物故事、歌舞杂耍、生产生活纪实等场景外，还有大量的桑林树木，其中墓室北壁绘有一幅大型《采桑图》（见图1），彩绘桑树三株，其间有五位采桑女，着赭石色或素色衣，腰系裙，手提篮，作采桑状，姿态各异。后室后壁绘有成捆成批绢帛、丝的图案。同年，在与此相邻的嘉峪关市新城乡考古发掘了10余座魏晋时期墓葬。1993年，在酒泉果园乡西沟村考古发掘的7座魏晋时期墓葬，其中3座是壁画墓葬，墓葬结构有两室、三室的。壁画主要在墓室的前、中室，后室较少。作画形式多为一砖一画，也有半砖一画的。壁画里有表现院墙之内桑树林立、枝叶茂密、桑葚累累的《桑园图》;有手持棍棒、弯弓射猎表现护林的《驱鸟护桑图》;还有表现女子手提篮子采撷桑叶、桑葚的《采桑图》。其中，西沟4号魏晋墓壁画砖有一幅《护桑育蚕图》（见图2），一女子端坐穹窿帐内，帐外桑林葱郁茂密，护桑者安静祥和，形态自如。嘉峪关新城4号西晋壁画墓中，有一幅《驱鸟护桑图》，绘画一桑园，建有高大围墙，开双扇们，园内桑叶茂盛，一鸟在园林上空飞旋，一童持棍驱赶。果园4号墓中还有一幅《采桑图》（见图3），画一妇女提篮，站在树下作采桑状。新城6号墓也是西晋壁画墓葬，墓室中绘有一幅《采桑护桑图》，画面表现一棵桑树的一旁一女子在采撷，女子垂发至项，短衣窄袖赤足，似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另一旁一长发男子上着红兜兜，作拉弓欲射状，保护桑林，也似少数民族男子形象。据《晋书・西域传》载：“（龟兹）男女皆剪发，垂项。”此壁画中的采桑妇女和护桑男子，应是当时居住在酒泉一带的“五胡”少数民族。酒泉下河清1号墓壁画，在《采桑图》中有一女子发挽高髻，提篮采桑。这与嘉峪关新城5号墓《采桑图》壁画相同。这些壁画都写实逼真，富有生活感。

另外，墓室中还有反映绢帛、丝的壁画。大部分壁画墓后室后壁都绘有成捆成批绢帛、丝的图案。而且，在魏晋墓葬中还先后出土过几十件丝绸残片，分绮、纱、绢、锦等。嘉峪关新城12号墓出土了一双完整的绣花鞋，鞋面为大红色锦，鞋里为淡黄色绢。鞋面上用黄、绿、褐三色合股线刺绣花朵、枝叶图案。同墓还出土一件红色绢幡。像这样反映魏晋时期桑蚕业发展的壁画墓葬在酒泉及周边相邻地域发现过许多，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这些极其丰富而又生动的墓葬壁画资料和出土实物，无疑是当时实际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文字记录了历史，文物又证实了文字记录。这些墓葬壁画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了魏晋时期酒泉地区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证实了迟至魏晋时期酒泉地区已经出现了桑蚕业，且已很普遍，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桑蚕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现，桑蚕业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古道上，魏晋时期酒泉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运送丝绸的必经之路，而且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也通过辛勤劳作创造了桑蚕业发展的辉煌，为中西经济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张军武，高风山.嘉峪关魏晋墓彩绘砖画浅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3]侯丕勋.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