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探究

摘 要：农民参保意愿是影响新农保制度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广西两个新农保试点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农民有参保意愿，但农民参保意愿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其中，家庭特征、制度认知是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多缴多补的入口补贴机制、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农民的制度认知水平、发挥能人骨干的模范作用、提高新农保的管理层次是提高农民参保意愿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新农保；农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262-03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我国传统的家庭和土地养老的体制已经难以支撑，原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其制度性缺陷而陷入困境。因此，我国于2009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新农保制度的效率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农民参保意愿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考察农民参保意愿，本课题组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武鸣、柳江两个广西新农保试点县100多名农民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农民有参保意愿，但农民参保意愿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家庭特征、制度认知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

一、个体差异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勒温的场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个体和环境二者的函数，个体的行为即与个体本身的特点（如年龄、能力、健康等条件）有关，又与个体当时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关。勒温的场论启示我们，农民的参保意愿可能与其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收入、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等个人因素相关，同时还受家庭子女结构、家庭收入、新农保制度设计等家庭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着重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制度认知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

农民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运用SPSS统计软件，我们对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劳动能力进行了交叉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一）农民在新农保参保意愿上存在着“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的概念来源于保险业，但最早的研究则是阿克.劳夫的旧车市场模型。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在新农保中，“逆向选择”表现为参保人员更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较短的投保年限投保，以便于用最少的投入，在最短的期限内获得更多的补偿金和基础养老金，即投保人沿着对自己有利而不是组织者有利的方式去投保，因此新农保中可能存在最低缴费困境和年轻人参保率低的现象。

受到经济发展和多元化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土地养老和家庭养老已经难以支撑下去，农民为了老有所养，可能会倾向于参加新农保，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的养老意识增强，年龄较大者对“新农保”的关注度和需求较之于年轻人会更高；同时，由于政策规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60周岁，年纪较大的农民可以在短期内获取养老金待遇。因此，我们推测，年龄较大的农民更愿意参加新农保。

通过交叉表进行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年龄的P=0.000（见表1），说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的参保意愿有显著性的差异，年龄较大的农民参保意愿更强。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40岁以上的农民的参保率达到了54.8%，而16―3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农民的参保率仅为23.3%。这说明我们的上述推测是成立的，即在新农保参保意愿上，存在着“逆向选择”，年龄较大的农民更愿意参加新农保。

（二）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参保意愿差异显著

交叉表的分析显示，文化程度的P=0.000（见表2），说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的参保率达到了65.9%，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的参保率仅为17.4%。这可能是因为农村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都出外谋生，长期居住的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些村民也成为新农保的参保主力军，所以出现了低文化程度的村民参保率偏高这一现象。

（三）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对农民的参保意愿影响不显著

劳动能力低或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通常更难以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一般来说，这部分农民可能会更倾向于借助于政府等外界组织提供养老支持。因此我们推测：劳动能力低或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更愿意参保。但交叉表的分析显示，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的P值分别为0.422和0.071，大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对农民的参保意愿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劳动能力低和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更愿意参保的假设未能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土地和家庭养老的观念由来已久，农民在没有劳动能力或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首先想到需求子女的帮助，自身养老意识淡薄，没有从外界需求养老帮助的意识。

二、家庭特征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老人数、家庭劳动年龄人口数、家庭年人均收入。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的家中老人数、劳动年龄人口数、家庭年人均收入作为自变量，运用交叉表的分析方法分析它们与参保意愿的关系。统计发现：a：家中老人数的P=0.345、劳动年龄人口数的P=0.203，说明不同数量的老人和劳龄人口的家庭参保意愿没有显著性的差异。b：家人年人均收入的P=0.000（见表3），说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家庭年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民的参保率较低。根据数据统计发现：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000元以下的农民的参保率为最高，为34.4%，2000―4000其次，为30.5%，而家庭年人均收入为6000元及以上的农民的参保率仅为9.9%。这与本论文的假设：“年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保”正好相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普遍偏低，参保农民所选择的缴费档次大多集中在100元/年这一档次，每年缴费100元对于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家庭年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民则认为自己有能力养老、新农保的养老金较低，或者是选择参加养老金比较高的商业保险，所以不选择参加新农保。数据分析显示：“在家庭年人均收入方面，2000元及以下的比率最高为34.8% ”、“在个人缴费方面，92.7%的农民的缴费档次为100元/年”，这一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解释。

三、制度认知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和预期会影响其对该事物的态度，农民只有对新农保制度有所了解，并且认为该制度会有长远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才会愿意参保。调查显示，制度认知和政府宣传与农民的参保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我国的新农保制度是至上而下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重工具推动的，我们认为对制度的认知，对农民的参保意愿可能会有很大影响。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调研地区较高的参保率是从何而来的？是政府的强制行为还是基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深刻认知而产生的自发行为？为此，我们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制度认知维度的变量进行相关检验，相关检验结果显示，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政府宣传两个变量的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见表4），因此只有这两个变量与农民的参保意愿显著相关。运用交叉表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了解或听说过”新农保的更愿意参加新农保，“了解或听说过”新农保的农民的参保率达到了96.2%，而对新农保“非常不了解”的农民的参保率仅为3.8%。较之通过其他途径听过新农保的样本，主要通过政府宣传了解新农保的样本的参保率最高（71.5%），可见对新农保制度越了解的农民越愿意参加新农保；基层干部上门宣讲更有助于全面、准确地宣传新农保制度，从而提高农民的参保意愿。

四、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费补偿机制

首先，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多缴多补的入口补贴机制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92.7%的农民的缴费档次为100元/年，农民的缴费水平还比较低。新农保政策规定：只要参加新农保，无论缴费档次高低都可以获得缴费补贴30元，并且到60岁以后可以每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所以农民就用最低的缴费换取政府的补贴，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新农保的最低缴费困境，不能确实保证农民老有所养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拉动内需。

因此本研究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多缴多补的入口补贴机制，降低或取消对100元缴费档次的补贴，逐级提高200元、300元等缴费档次的补贴，提高农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积极性，冲破新农保制度的最低档缴费困境。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制度认知水平

其次，拓宽宣传渠道，提高新农保的知晓度

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新农保制度认知不足是制约农民参保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宣传新农保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基层干部上门讲解，但由于乡村地区路况较差、交通工具落后、人口分散居住、村民文化程度低，理解能力差等原因，新农保的宣传可以说是一项耗时、费力、艰巨的任务，这也影响了宣传人员的积极性。要解决上述问题，应该要激发经办人员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从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方面给予其动力，充分调动乡镇和农村经办人员和宣传员的积极性。督促经办人员多向农民讲解政策的内容、意义，增强农民对政策的了解、信任程度，提高农民的参保意愿。同时灵活运用多种宣传媒介，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平台，并辅之以集体宣讲、宣传栏、宣传单等多种传播手段，提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知晓率，增强农民尤其是年轻农民的参保意识，引导其提早为养老做准备。

（三）发挥能人骨干的示范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模式仍然是“熟人社会”，农民对基层干部相对信任，基层干部与农民彼此了解且语言相通，通过基层干部上门宣讲，农民更愿意参保。因此，村干部、党员应该主动、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正确研究、解读政策内容，深入剖析政策理解的难点，需找通俗易懂的讲解方法，通过进村入户等方式进行宣讲，带头并动员符合参保条件的亲朋好友参加新农保，巧妙运用乡土社会的熟人效应，从而提高农民参保的意愿。

（四）提高新农保的管理层次

目前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的补助权和管理权大都集中在县级政府，这样的资金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新农保制度“碎片化”，也直接导致资金分散，不利于统一规划和管理，也不利于资金的保值增值，对新农保资金管理的安全性和资金管理的社会公平性很不利。因此，各省级政府应该重视并确实落实“提高新农保的管理层次”这一重要举措，在政策制定上，应该把制定新农保个人账户和基础养老金的补助权和资金的管理权放在省级政府，以保证各省级政府管辖的各市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补助一致，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本文为《广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参保意愿的调查研究――以广西两个县为样本》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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