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高压线”

当“史无前例”的“”妖风恶浪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地摇撼着华夏大地时，到了1969年。这一年的“九大”没有给全国人民带来稍为喘息的机会，“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在“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这些响彻云霄的口号下，1966年发动“”时被煽动利用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在“武斗”后被像赶鸭子似的赶到农村，却也美其名曰：革命。所谓“革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手把着锄头去修理地球。全国下放知青达1700万。安徽省在1967―1979年下放知青68.35万人，居全国第六。

当时我在安徽省直机关工作，随着“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告一段落，也响应着伟大的“五七指示” （当时对每一项分支的政治运动也都冠以“伟大”二字），被“连锅端”地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单是安徽省直机关的干部就有两万人被“下放”（实似流放）到农村。我所在的局机关，就有两大局长夫人、处长，连同我们这些无级别、无职称的“干部”约100家，都被下放到霍山县农村。

城镇下放干部与下放知青虽是一根绳子上拴就的两个蚂蚱，他们确曾同命运、共患难了一阵子。但当时两者的生活却有很多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下放干部工资还是照发。虽然当时省革委会的军代表以更加“革命”的名义企图取消我们的工资，而《安徽日报》也堂而皇之登出一个医生下放到农村，已署名公社社员的信号，但终归托的福，我们还是工资照发，医疗公费报销还照常。

拿知青来说吧！我所在的公社，比我们早到的淮南市下放来的还多半是高中生，干农活还有点体力，后来的一批上海来的女知青.她们只有十几岁，全是初中生，都是娃娃。看着那些细皮的女孩子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猛地一下来到山沟沟里过那竹篱茅舍、风吹雨淋、起早摸黑的日子，真不知遭了哪门子罪，造了什么孽！后来知道，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在农村里，除了经受劳动和苦日子的煎熬外，还多了一层难以启齿的待、性。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和个案，却罕见报道。是时候了，应当突破这个“”，看看它有多么触目惊心！

从“内部文件”的骇人听闻说起

1969―1972年，我被下放在安徽霍山县与儿街公社。我本布衣，又非党员，本来无资格看什么“内部文件”。有一次在公社一位也是下放干部却管理“五七”工作的人那里无意中看到一本“内部文件”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通报某个公社里所有大队的女知青都被奸污受孕的事，未指名地通报了是一些大队书记、队长干的。这个文件只是像说故事一样轻描淡写地说了有这么回事，也没有什么处理意见，我虽百思不得其解，也无处去问。

“同居犯”与女知青受辱

就在看到那个奇怪的文件材料后不久，有次我因访问下放到另一个公社的同事时，在大路边土墙上见到赫然写着“通缉捉拿同居犯×××”的标语。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那地区有个男知青因与一女知青相恋同居过，却被当成犯法的事。这大概是这里的地头蛇认为女学生只有他们才能享受，这种自由恋爱，使他们失去了权， 于是气恼加嫉恨，便下了这个荒唐的通缉令。

地头蛇肆意奸污女知青是一股邪恶的风，吹向全国。我们所在的公社，大队干部平常相遇，就喜欢谈搞女人，还常常比多少，一般都是两位数字，那是指本地的妇女。现在天上掉下来的童贞处女，细皮，岂能放过。于是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县里，竟然有地头蛇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金屋藏娇”的妙计，将几个下放女学生的住房盖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场地，到了夜晚，他们分头到这个孤屋中去集体，使这些女学生叫喊也无人听见。

当涂县青山公社（李白墓所在地）有几个公社党委成员奸污迫害女知青，受到通报。其中的姜玉麟，1971―1973年在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期间，公开住宿女青年插队小组，奸污下放女知青4人，调戏8人，1973年9月事发被枪决。

有人说这一时期的群体还不能说是，因他们这般人并未使用暴力，而是使用权力。权力是一把软刀子，女知青的招工、上学、调干，甚至生活问题，都要靠他们一句话，一个签名才能解决。

“高压线”下电死人多少

我是1972年从下放的霍山农村，又返回合肥到安徽省冶金地质局工作。后听1973年8月11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单位的文件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军，利用职权，用种种恶劣手段奸污、猥亵女知青多人（耳听有好几十人），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判处黄、李二犯死刑。在此前后，全国各地杀了一批奸污女知青的犯人，被称为“高压线”。

在“高压线”下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从公开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有两个数字可供参考。1974年，据1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历年发生奸污、迫害知青案件18337起，已处理13028起；1974―1979年来，对发生的4万多起案件，已查实处理28113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处理案件中被杀的有多少，尚不知晓。所知安徽东至县香隅公社书记方城能，利用上调、提干机会奸污女知青十多人，也仅判了8年徒刑。漏网分子还是不计其数。谁来算这个账，谁来统计这些坏蛋！

对于中央严加处理的由来，原来有人说是下放延安的回城知青汇报到那里，是她发怒镇压的。后听李锐女儿李南央对我说，应是总理侄女向他汇报后作出决定的。后来知道，在看到国务院办公室印发新华社记者写的《云南建设兵团18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后，非常生气，曾批语：“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更可以佐证还是开动“高压线”闸刀的。

“高压线”的关闸

1976年“”后，全国人民逐渐从思想桎梏中解脱开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挣脱了“两个凡是”的新枷锁。此时期，在党中央高层也引起了对下放知青大方向的反思。副部长朱穆之在听取国务院知青办刘主任、许德法关于知青宣传报道问题的汇报后，坦直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知青插队给农民增加了负担，实际上是城市养不了。所以说，这不是办法。”又说：“你们（指知青办）每年拿10个亿安置费，把这些钱好好利用起来，可以举办多少事业，可以吸收（安置）多少人。”邓小平以其务实求真的精神，快人快语地用幽默的口吻说：“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知青的大返城始于云南，为什么从云南开始的呢？这里有一个苦难、冤屈、斗争的历程。云南西双版纳如今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旅游区，而在极左时期，都是穷得响叮当的穷乡僻壤，下放到这里的知青高达5万多人。当有人到此采访时，当地知青用来招待客人的“鱼子汤”，竟然是一片鱼肉、一条小鱼都没有，全是树叶熬的大锅清水汤（这种菜叶大锅清水汤我在安徽“”时也喝过），苦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却说这地区的橄榄坝农场，一位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生产时，当地“赤脚医生”因，使得她母子双亡。这明显的医疗事故，她丈夫（也是知青）告状无门，嚎啕大哭，一下子激怒了几百名知青从各连队赶往医院，将女知青尸体用白布裹住，抬尸游行，绝食罢工，后又打出横幅大标语：“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他们在昆明卧轨，两上北京。很快惊动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其时已正值十一届三中会全闭幕，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到要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

1978年12月25日，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凡来到昆明，他深入农场，亲眼目睹知青悲惨的人间地狱生活，便与云南省委领导同志商议，毅然地决定让知青返城。他的这一义举，赢得了“中国知青之父”的称誉。

1979年元月，下达了知青返城六条批示，2月上旬，云南省委召集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落实知青回城问题，从此，形成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不到一年时间，全国知青返城就达到760万人，到1980年，除了极个别留在农村、农场外，全部返回了他们的家乡，与父母团圆，在城市就业。至此，“高压线”才全面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