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讽刺鲁迅，说拿了他的《呐喊》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说《呐喊》的纸张太硬，只怕有伤先生的尊臀，将建议书局，下次再版时，用柔软的纸张。

我这样的作家，自然不具备鲁迅的雅量。听说别人用我的小说当厕纸，嘴里不敢说，但心里还是不高兴。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小说，嘴里不好意思说，心里还是很舒坦。我是俗人，各位见笑。但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对过度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心里始终保持着警惕。尽管我作为一个作者，根本无法敢于看西方读者对自己小说的解读，但总还是心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读者能从纯粹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就他的新书《相遇》在台湾出版，特意写给台湾读者一封信，他说：“所有我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也就是在一个台湾人所不能了解太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当中。但我更感幸运能由你们的语言出版，因为一个小说家最深的意图并不在于对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对他来说，没有比读者在他小说中寻找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批评来得更糟的。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相浮现出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每每在远离他小说所设定的国家的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

我不敢说在米兰・昆德拉之前我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不敢说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只能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话。尽管我知道在座的朋友有人不同意他的话，甚至讨厌他这个人，但我还是要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对他的海外读者解读他的作品的期望。

我多次说过，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好的文学能够大于政治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政治问题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但作者最终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人。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我们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推介是选择，翻译是选择，阅读也是选择。尽管作为作者我对读者有自己的希望，但也仅仅是希望而已。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元旦期间，我回故乡去看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补充一句，有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响亮。)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哭他却不哭。我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向他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二十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这个不哭的人就是作家的人物原型。就像我的小说《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蓝脸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只有他坚持单干，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都不能改变他。这两个人物，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但他们战胜了政治，也战胜了那些骂他、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

文学可以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文学告诉读者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