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浙江OEM隐忧

浙江制造业眼下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由低级产品向高级产品的转型，而绝大多数企业的自主创新开发能力又如此匮乏。这使得“浙江制造”只有屈居国际垂直分工的末端，只能分得国际市场最单薄的利润份额。

在全球跨国生产体系的分工中，浙江商人以其低廉的成本、机敏的眼光、坚韧的性格和不怕吃苦的精神，成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OEM 为浙江商人积聚了雄厚的财富，它突然改变了几乎每一个浙江人的生活状态，也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的示范。

有专家预言，在未来几年内，中国内地将成为全球 OEM 生产基地，到 2005 年，中国将从全球的 OEM 市场上获得 1~3 万亿美元的业务。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是，浙江的既往优势还有多少呢？

能维持成本优势吗？

浙江中小企业制造的产品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占据世界相当大的比重，低成本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低成本就是企业和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到底有多低呢？且不说和美国、台湾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根据美国《商业周刊》去年 12 月的调查，中国服装行业熟练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 73 美元，比印度尼西亚（ 75 美元）、多米尼加共和国（ 102 美元）、洪都拉斯（ 300 美元）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都要低很多。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的大量可选择的低廉劳动力是中国 OEM 企业起步的最初推动力。

但是，这样的情况能维持多久呢？浦江艺力水晶饰品公司每年需要招工 300 人， 2003 年缺口 60 多人，现在这个数字扩大到了 100 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浙江的大部分城镇，经济发展使得当地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生活成本也上升很快，“技术好的‘老师傅’年薪已经接近 10 万。而流水线工人 400 到 600 元的月工资根本请不到本地人，只能去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招打工者。”而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大、技术基础较差、较难管理，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资源和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据浙江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庄虎卿透露，浙江的电有三分之一从华东购入，另有一部分从华中等地购入，往年外购电每度还不到 0.3 元，但是 2004 年每度可能会涨到 0.45 元，而且，这个价格还不含税。据义乌当地的企业家介绍，义乌福田国际小商品城第二期工程的地价已经飙升到了每平方米 22 万元！很多企业家都透露了想去上海郊区开厂的念头。

浙江中小企业 OEM 成本的上升的结果是：企业或者将生产成本的提高转嫁到产品价格上，这样势必会使得 OEM 的上游企业将制造基地转移；或者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来摊薄单个产品的成本，但是扩大生产规模谈何容易。

与此同时，浙江周边省市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之构成了不可小视的威胁。邻近的江苏、福建等地在电子产品及配件、服装鞋帽等行业的后来居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和越南凭借更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很有可能和嵊州争夺领带基地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出产品质很高的棉花，当地的内衣和袜子制造业已经起步……

能够摆脱对采购商的过度依赖吗？

“作为单纯的制造和生产基地在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体系中必然不会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这种制造和生产基地更多依赖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其特征是“转瞬即逝”，较短时间内就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2002 ）》

很多浙江 OEM 企业对于跨国采购商和贸易商的过度依赖成为了浙江 OEM 的另一个隐忧。专家一般认为， OEM 企业“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某个采购商的订单超过了企业生产水平的 20% ，企业就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当年台湾巨大集团之所以几乎面临破产，就是因为一个来自美国自行车品牌的订单占了企业生产量的 75% ，一旦这个销售渠道出问题，企业就要全盘崩溃。

浙江中小企业为了维护长期稳固的客户关系，很多都采取了与关键客户（多半是贸易商和中间商）合资、合股的方式。安丽袜业的朱扬安说：“我们就分别和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商――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合资了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把订单拿到别的地方去做了。”但是，与贸易商和中间商合资的同时也就限制了这些 OEM 企业开拓更多新的客源。

环球资源的 Merle A. Hinrichs 先生建议：“就像跨国采购商总是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加合适的产品一样， OEM 企业也应该不断地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范围内开拓自己的采购商和贸易商资源。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不同的资源可以带给 OEM 企业更多信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能够顺利向高端转移吗？

由低向高的转移同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移和企业利润的上升。

乐清的低压电器、永嘉的钮扣、永康的五金、桐庐的圆珠笔等，浙江省目前拥有这样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块状特色经济区域 519 个，年产值达到 6000 亿元。这些特色经济区块涉及制造、加工、建筑等十几个行业，涉及工业中的 100 多个大小行业和农业中的 30 多个产品加工业。平均每个县有 3 个特色支柱产业区块，这些区块不是全国行业最大就是最强。

然而，对此现状还有另一种描述：在义乌，一副太阳镜的售价是 3.5 元，一百根牙签的利润是 1 分钱；在义乌，记者见到的外商多来自韩国、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地区，和北京当年雅宝路市场上的东欧商人形象差不多。真正的大的采购商不到这儿来。

美国的“芭比娃娃”玩具在中国市场的售价是 329 元人民币， OEM 厂家每加工一件仅得加工费 4 元人民币，在整个价值链条上仅仅占据了 1.5% 的份额。

价格便宜是因为生产者太多了，反正进入门槛低，今天你造这个赚钱了，明天我就会去搬来一台机器，生产一模一样的东西。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陷于过度竞争的境地。浙江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无论是产量占据世界１ / ３的嵊州领带，还是让意大利人也刮目相看的温州鞋业，都差不多是相互模仿的产物。

乐清一家知名的低压电器企业的一位高级顾问说：“浙江制造业还没有走出模仿的阶段，我们有时候仿制国外的东西，而国内的企业又相互模仿。”

一份来自浙江本省的研究报告称：浙江制造业眼下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由低级产品向高级产品的转型，而绝大多数企业的自主创新开发能力又如此匮乏。反映产品深加工程度和技术含量的工业增加值率，浙江的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的水平，甚至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

与此同时，缺乏创新能力使得“浙江制造”只有屈居国际垂直分工的末端，大量低层次的出口产品处于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只能分得国际市场最单薄的利润份额，并且不得不频频遭遇种种非关税壁垒限制和反倾销指控。“浙江制造”成了廉价品和中间产品的代名词。

同样在国际化产业分工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欧洲高端品牌的工作车间；台湾成为了跨国品牌的设计中心；印度凭借高素质、低价格的人才成为了美国硅谷IT企业服务外包基地……

记者观察

1，义乌的安丽袜业介绍，由于印尼棉花质量好，劳动力比中国要便宜，配套能力也很强，他们有好几个国外客户都把订单转到那边去做了。

2，记者见到两个温州老板，正在上海炒楼花。他们原来是给国外企业做贴牌的，完全按照订单生产。后来，当他们把工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外方提出收购，不然就不给订单。因为他们过去的生产完全没有主动性，如果没有订单，根本没有出路。迫于无奈，只好把工厂卖给外方，又不知再干点什么，就拿了钱到上海炒楼。

3，义乌的产品价格之便宜、利润之低，着实令我们吃惊。但是，此前阅读浙江媒体的报道，却无不对此慷慨地给予赞扬：这就是义乌商人的精明所在―――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同时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微薄利润，抢占市场。义乌商人成了小商品的整合大师。

4，4月1日，尼日利亚政府宣布：禁止部分纺织品进口，其中花边产品首当其冲。这对视尼日利亚为“桥头堡”市场的浙江花边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萧山抽纱花边有限公司是去年企业生产加工值超过1亿元，位列全国同行业之首，而其中近五成的产品通过尼日利亚转口，销往非洲、中东等地。同样，萧山拥有大机的30家花边主力型企业，其产品均为外销，七成产品的通道走的是尼日利亚。对此，萧山抽纱花边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建忠曾不无担忧地指出：外销渠道单一是萧山花边业的一大隐患。一旦失去尼日利亚市场，后果将相当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