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与粤商的全方位比较

[摘要] 浙商与粤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商人群体。在比较浙商与粤商重商文化的历史溯源和构成特点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两大商帮的商业文化、商业精神、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通过全方位的比较，可以更好地了解浙商和粤商的优势和不足，使两大商帮在融合中成长壮大。

[关键词] 浙商 粤商 比较 融合

浙商、粤商和徽商、晋商、苏商曾被称为我国“五大商帮”。其中，浙商和粤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两大区域商人群体，也是改革开放后颇具活力的两大商帮，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创造出了无数的辉煌。而两大商帮自古至今都有着相同和各具特色的人文精神。比较浙商与粤商的历史溯源、构成特点、共同点、特色和发展前景，对浙商崛起与创造的今天，显得特别有意义。

一、浙江与广东重商文化的历史溯源

浙江和广东的商业文化都源远流长，而且都有着明显的重商求利的传统文化，这有别于儒家中重义轻利的思想。

浙江在唐代就已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均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两宋以来，浙江更成为了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明代以后，浙江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强烈的求富意识和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逐步形成。而远在秦汉岭南文化萌发时，粤人就已经出现了较浓厚的“重商”文化。早在西汉时期，广州已是南方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地；宋时，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明时设立了“十三行”； 清时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之地。

二、浙商与粤商的构成特点

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地域特点及经济发展特点，浙商与粤商中形成了富有独特区域特点的商帮。

粤商由客家、潮汕和广府商人组成。这三大不同特色的商业群体与广东三大方言及居住区域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客家人作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的一大汉系人群，保留着黄河文化中稳实的传统，同时因为在历次迁徙中为了生存，形成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从曾宪梓身上可明晰地看到客家商人永不服输的特性。潮商则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世界级巨商，冒险开拓、独立进取、营商谋略独特。广府商人中主要包括毗邻港澳的广州、惠州、东莞、顺德、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商人，都很好地承继了岭南文化中务实的传统和海派的开放性。

浙商由温商、台（州）商、宁波帮、义乌商人、杭嘉湖商人等构成。不同地域的浙商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如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为代表的浙商主体都体现市场经济原发性和国民性的“个众”特性，浙商的“个众”主体具有对市场获利机会的敏锐性和竞争性,以及个性与共性、刚性与柔性统一的“方圆”特性。

三、浙商与粤商的商业文化比较

浙商与粤商文化都是在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特殊文化现象,是商人们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

1.浙商鲜明的民间工商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浙江经济非常流畅地继承了历史上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这种浙商文化主要内涵特征表现在：积极稳健的政治态度；机智敏锐的战略眼光；个人自主的文化观念；以小搏大的务实精神；勤俭刻苦的人生态度；和气生财的处世态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以诚为本的商业道德；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责任意识等方面。

2.粤商中原与海派文化的融合。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客家人从中原的五次迁徙，使岭南文化较完整地吸纳了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明清时期，粤商踊跃地参与了海外贸易活动，大量劳动力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谋生，改革开放后众多华侨归国投资，因此，岭南文化不排斥海外异域文化, 表现出开放与灵活的特点。

3.浙商与粤商的商业信用。改革开放初，由于失信成本太低，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浙商与粤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造假行骗现象。而随着企业的二次创业，品牌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理性回归商帮以诚为本的商业道德，这将极大地推动两大商帮的可持续发展。

四、浙商与粤商的商业精神比较

1.地理劣势对商业精神的影响。由于七山一水两分田，资源缺乏，浙江人磨练出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乐于拼搏的精神。岭南山地多平原少，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则培育了岭南人坚韧大胆、敢于冒险、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

2.浙商开拓创新而务实的“草根”精神。近代浙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实业兴国、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和敬业的“浙商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浙商成为中国第一创富集团的原因则在于其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草根”精神。浙商始终把持“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开拓创新了无数城乡市场，从而出现了“无浙不成市”的“浙江现象”。而浙商创富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牢记“先下手为强”的古话，“船小好掉头”的众多浙江企业“嗅觉”灵敏，善抓市场机遇，很好适应了市场的需求。所以虽然只是“草根”，但由于其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如今已蓬勃发展成“参天大树”。

3.粤商变通而务实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粤商成功的文化基因及商业精神源泉在于岭南文化商、新、实、活、变等特征。其中,粤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使曾经的“蛮荒”之地成为如今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改革开放之后,借助于优惠的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广东人在观念、意识和行为等方面先知先觉,如最早从事第二职业、将跳槽和“炒鱿鱼”视为平常。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的情况下,粤商发挥“借鸡生蛋”的变通精神,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和人才,促进经济长足发展。灵活变通的同时,粤商重利不务虚而敏于行,使其摒弃了“耻言利”的传统意识,强烈的功利主义使其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办事节奏快、效率高。

由上可见，浙商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粤商则将传统的趋利务实精神与灵活开放且高效的商业意识相结合，推动了商帮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浙商与粤商的历史、商业文化的不同，使得两地的发展模式不一样。

五、浙商与粤商发展模式比较

1.浙商的内源性民间发展模式。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模式是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浙江的经济潜力和实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目前，浙商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但家族企业运做模式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规制和监管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凸现出如管理效率、接班人等问题；而家族企业的相对封闭性使他们难以和国际资本对接，视野不够开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

2.粤商的外源推动型发展模式。与浙商不同的是，粤商更多地依靠港澳及海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一步到位的外源型经济。广东率先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确定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形成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而成为全球瞩目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但以外资驱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为特征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易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劳动力、土地、能源成本等原因，很多外资撤离广东而选择了内陆。可见，纯粹的外源型发展模式不能长久而需另辟蹊径。

六、浙商与粤商的发展前景

1.责任文化的推进。目前,热衷慈善事业、关爱员工、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打造“世界公民”的崭新浙商形象已经开始显现。2007年2月,西子集团控股公司公布了中国首家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起到了履行社会责任的示范作用。广东是我国通过SA8000社会责任标准最多的省份，“血汗工厂”现象在政府的严惩及企业家的努力下逐渐减少。从“功利文化”到“责任文化”的演进,对于浙商和粤商来说,都是商帮整体品牌塑造的关键。

2.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浙江和广东都存在外向依存度偏高，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风险，产业发展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经济发展模式粗放等瓶颈问题。扬长避短，外源与内源互补互动以相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以小搏大，以传统产业为支柱的浙江产业，目前已经开始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发展态势。而因为资源短缺等原因，使浙商外迁日益增多，这促使浙江经济发展经历从“浙江经济”到“浙江人经济”的深刻变革，同时，在外浙商也增加了“反哺”浙江的各种举措。在继续推动外源型经济的同时，为了实现长足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粤商以专业镇为龙头的产业集群从珠三角向东西两翼和广大山区扩展，更以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了广东经济的转型。

3.浙商与粤商合作共赢。应该说,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点,浙商和粤商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而各有千秋。但在各大商帮融合的今天，浙商与粤商互相学习合作,日益兼容,其中,两地资源的整合和项目的合作都加强了浙江实用文化与广东开放文化的融合,这将有利于两大商帮的壮大发展,更有利于两地及国家的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1]吕福新:论浙商的“个众”特性――具有中国意义的主体性分析[J].中州学刊, 2007（1）

[2]章剑鸣:刍议浙商文化的内涵特征[J].商业时代, 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