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子、文昌星及文昌文化

川陕道上，古柏森森。茂林掩映中一座巍峨庄严的大庙特别夺目，那就是享誉民间，辉耀载籍的七曲山梓潼文昌帝君大庙。

庙中供奉着神秘的张亚子。体貌恢弘的七曲山大庙历史悠久，文化承载厚重，民间传说丰富，并由此衍生出多彩多姿的文昌文化。

一

张亚子事迹，较早出现于晋人常璩所撰之《华阳国志》。其书卷二汉中志云：“梓潼郡，本广汉属县也。建安十八年，刘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刘璋，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成都即定，先主嘉峻功，二十二年，分广汉置梓潼郡，以峻为太守，属县六，户万，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东接巴西，南接广汉，西接阴平，北接汉中。土地出金、银、丹、漆、药、蜜也。世有隽彦，人侔巴、蜀。”

此书在写到梓潼郡治所之梓潼县时云：“（境内）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据此可知，善板或即雷神恶子，这应当是对梓潼神君张恶子最早的文字记载了。张恶子（后衍化为张亚子）最初是以除灭人间祸害的雷神面貌展现人世。而《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则谓：“济顺王张恶子，晋人，战死而庙存。”

《寰宇记》引《郡国志》云：“东晋咸康（公元335―342）年间，亚子西至长安，见姚苌谓曰：‘却后九年，君当入蜀，若至梓潼山幸当寻见。’后苌入蜀，将至七曲迷道，游骑贾君蒙忽见一鹿驰去，逐至庙门，鹿自死，追骑共剥之，少顷苌至。悟曰：‘此是张君为我设主客之礼，烹食而去。’”

九年前即预知其后之事，确有几分神异。而《文昌帝君本传》亦谓：“（姚）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来访，假以铁如意，一麾而旌旗蔽天，戎万余，列之东坡……”云云，更属神奇。唐代李商隐入蜀游宦时经七曲山大庙，赋《张恶子庙》云：

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

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

清人冯浩笺注此诗引《太平广记》云：“《北梦琐言》：‘梓潼县张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立祠，时人谓为张子，其神甚灵。’按今本《琐言》刊本无此条。《尔雅》：，。注曰：蝮属，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子。P，音迭，，乌落切。《华阳国志》：梓潼县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是其初皆因拔蛇之所，而后乃不一其说。与恶音相类，恶，古文作亚。”冯浩所说极有道理。只是他说《太平广记》所引之《北梦琐言》今本未见，不确。现见于《北梦琐言》之逸文，且有所不同，今引于下，以资比较：

梓潼县张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之张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复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张子）

显然，此较冯浩所引为详，可并读。

张恶子与越西（`）的渊源始见于此。而明人俞汝《礼部志稿》八十四《会议厘正・神祀》中则云：

又有所谓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人，因报母之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为庙。唐玄宗、僖宗、宋咸平（宋真宗赵恒年号，公元998―1003年）日，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明代宗朱祁钰年号，1450～1457年）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为帝君生辰，遣官致祭。

这里，不仅明确指出张亚子为越西人，更将其由越西至梓潼的缘由作了交待；还将其掌管天下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是道教付与之职掌，元仁宗、明代宗也加封赏予以阐明，因此，文昌帝君张亚子出于越西是有文献依据的。

张恶子助姚苌称帝事不仅载于《郡国志》，《后秦录》亦谓：“初，苌游至梓潼岭，见一神人，谓之曰：‘君早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苌请其姓氏，曰：‘张恶子也。’言讫不见。至是称帝，即其地立张相公庙祀之。”而《梓潼化书》第七十五化云：“往关中，与姚苌为友。久之，予厌处凡世，归蜀峰。后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访予，予假以铁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苌疑予。予为之一麾，戈盾戎马万余列之平坡，今试兵坝是也。后苌以苻坚死即帝位。”

然而，也还有学者认为，张恶子事迹另有所本。刘琳注《华阳国志》梓潼县善板祠时说：东晋孝武帝时苻坚据蜀，蜀人张育起兵反抗，自称蜀王，后战死于绵竹（见《通鉴》卷一百三）。仅此与所谓张恶子事略近。大概后人奉为神明，但其真人真事渐渐失传；而七曲山有恶子祠，于是牵合附会，说神名张恶子或张亚子（亚与恶通）。

查《通鉴》卷一百三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夏，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击秦，有众二万，遣使来请兵……张育自号蜀王，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万余人进围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龙。秋九月，张育与张重等争权，举兵相攻，秦杨安、邓羌袭育，败之。育与杨光退屯绵竹。八月，邓羌败晋兵于涪西。九月，杨安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斩首二万三千级，邓羌袭张育、杨光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复入于秦。”若将张育等人之事附会为张恶子身，殆无可能。其一，张育等人事迹与梓潼相距颇遥，如此牵合，殊觉凿枘；其二，张育等人反秦也与张恶子故事性质迥异，也难附会。刘先生之见，可备一说。

张恶子自晋代立庙祭祀以来，一直为各界所崇奉。唐人王岳灵，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载：“王岳灵（诗人），登开元进士第。天宝十年，为监察御史，撰《张恶子庙碑》。”足见，唐代的张恶子庙烟火之盛。令人遗憾的是王岳灵此文，《全唐文》未辑入，不免令人难悉其详了。然而，唐玄宗、僖宗先后避难蜀中，途经梓潼时，都祭祀过张恶子庙并予以封赏。《搜神记》云：“有神姓张名亚，道术显著，庙在梓潼，玄宗幸蜀著灵，追封左丞相。”《旧唐书・玄宗本纪》亦载天宝之乱至普安郡，复次梓潼。《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

英显王庙在剑州，即梓潼张亚子，仕晋，战没，为立庙。唐元（玄）宗西狩追命左丞相。僖宗入蜀，封济顺王。咸平中，王均为乱，官军进讨，忽有人登梯，冲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尔辈悉当夷灭。贼射之，倏不见。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终以闻，诏改王号，修饰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至于唐僖宗避乱入蜀，那是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之事。曹学《蜀中名胜记》“梓潼县”记：“《唐书》广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见于利州桔柏津，封为济顺王，亲幸其庙，解剑以赠神也。”此时随僖宗入蜀之侍中王铎，还有七律纪其事：

盛唐圣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济顺名。

夜雨龙抛三尺匣，青云凤入九重城。

剑门喜气随雷动，玉垒韶光待贼平。

惟报关东诸将相，柱天功业赖阴兵。

（《谒梓潼张恶子庙》）

王铎在诗歌第四句末注云：“时僖宗幸蜀，人情术士皆云春内必还京。”这只是诗人的愿望而已。僖宗为避黄巢兵乱仓惶出逃，王铎还美其名曰“盛唐圣主”，而诸将勤王无功，竟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的阴兵身上，这是何等笑话！时判度支肖遘也和诗云：

青骨祀吴谁让德，紫华居越亦知名。

未闻一剑传唐主，长拥千山护蜀城

斩马威灵应扫荡，截蛟锋刃俟升平。

侯为国亲箫鼓，堂上神筹更布兵。

（《和王侍中谒张恶子庙》）

诗的结尾注云：“时僖宗解剑赠神，故二公赋诗。”

综观王铎、肖遘之诗，可见晚唐国运日蹙，藩镇称雄，兵连祸结，江河日下，不知是否有张恶子之助，唐祚又延续了二十余年才寿终正寝。总之，张恶子的神灵是很受世人尊奉的，极为灵验，则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即梓潼神君张亚（恶）子，原本越西一刚强勇子，因报母仇而远离桑梓，避地于山清水秀的梓潼县七曲山，又因助后秦姚苌有功而被立张相公庙以之祀祭。也许是张亚子生前行侠仗义，扶贫济困，很受梓潼一带乡民的敬重，谢世之后，民众牵合附会一些神奇灵异的故事而受到普遍认同与奉侍，遂渐渐成为一方灵验异常的神灵，香火旺盛。文人墨客多有诗文祭奠称颂。承平之际，大庙往往为乡民祈福祛灾，驱鬼治病的祭拜晤聚之处，就连开元年间的进士王岳灵，也有专文《张恶子庙碑》为之揄扬。此文据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考订撰于天宝十载。兵荒战乱之际，唐代的玄、僖二宗避乱入川，在梓潼休憩祷福，因其灵验还封他为左丞相、济顺王，以满足仓惶避难，以求尽快纾解困厄的愿望。左丞相、英显王、济顺王称谓足见其摆脱窘困的急切心情。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追赠张亚子为“忠文英武孝德仁圣王”；元代仁宗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钦定张亚子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明末张献忠认张亚子为其祖，并尊称其为“始祖皇帝”。如此之类的称谓、封号不绝如缕：道家尊封为“南极长生真玉九天开化主宰不骄乐育天地更生永命天尊”，佛教则尊文昌帝君为“梵镇如来”。张亚子于是成为三教共尊，黎庶争奉的神灵了。

二

张亚子从晋代以来即获得立庙供奉的殊荣，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华丽转身。一般地讲，由人向神的飞跃，必须具备相应的背景与必要的文化条件为之铺垫始可奏效。纵观遍布神州大地的宫、观、寺、院及规模各异的庙宇、祠堂，供奉着形形、林林总总的神仙、菩萨、伟人、英雄……他们尊享着香火祭祀，自然有其一定的因由。他们不是修道成仙，就是行迹可风，或者英灵盖世，或者学派始祖，或者伟绩丰功。如黄帝乃神国之王；广成子、赤松子，得道成仙；佛主如来、道教老子乃为教派始祖；关羽义薄云天，为人楷模……如此等等，不可尽述。

张亚子首以豪侠之举为母报仇而为人尊仰，后助姚苌而获立庙之尊。唐代玄宗、僖宗屡加封赏，自然具备了神化其人的文化铺垫。然而，作为一方获得民众信仰尊崇的神灵必须具备具体职掌与业务管辖范围，才能长久地受到民众的供奉与信仰。而文昌帝君则是其重要职掌。这实在源于星辰崇拜，与天文的关系密切。文昌星乃斗魁上的六颗星的总称。

《史记・天官书》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索隐》引《文耀钩》曰：“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索隐》云：“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对于文昌宫六星的具体分工，《索隐》引《春秋元命包》曰：“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可见，文昌宫六星掌管了人世间威武、文绪、利禄功名和老幼伦常及灾异祸福，其中文绪最为要紧。所谓“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更是将文昌星之精髓把握住了。

俞汝《礼部志稿》称：“道家谓上帝命梓潼（帝君）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掌天下，学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为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神显灵于蜀，则庙食其地，于礼为宜，祠之。京师何也！况文昌六星为天之六府，殊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是附会不经。乞并与大小青龙神之祭俱敕罢免。其梓潼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折毁，庶足以解人心之惑。”

这本是俞汝上书朝廷请求罢免除梓潼之外对文昌星的祭祀。其中却道出了文昌帝君张亚子在全国各地受到普遍尊崇祭祀的事实，颇可注意。足见自张亚子立庙并以文昌帝君面貌为人信仰祭拜的客观现实。总之，张亚子因成为文昌帝君主文运并对天下士子功名富贵施以影响，故而为社会各界普遍拥戴、信仰与尊崇。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云：

吴自牧《梦粱录》：梓潼帝君，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圣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续志载叶梦鼎《梓潼真君祠记》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间科级。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这则资料十分重要。它反映了自唐代张亚子受玄宗、僖宗封赐以来，文昌帝君张亚子社会影响日趋广远，以至于除梓潼以外，所有州县皆设祭祀张亚子之塑像、祠寺，随时受到读书人的祭拜尊崇。这是因为士人的功名利禄的前途、命运，都与文昌帝君张亚子密切相关：向文昌星跪拜祈福，可获得文化灵感，沾濡仙气，进而获得桂籍（蟾宫折桂之誉）和科级（科举考试获得等级、名次）。

钱大昕指出：“虞集广州路右文成化庙记：天官书以斗魁载匡六星为文昌之宫，文治者占焉。或曰：降灵吾蜀之梓潼者，则其神也。是以缙绅大夫、士多信礼之。而文昌之祠，遂遍郡邑。皇延v中，书诏加封，号其祠曰右文成化，赞词具在。而朝廷设进士科以取士，文风大行。人谓神实主之。”

虞集（1272―1348）乃元代之名儒，四川仁寿人，以纂修《经世大典》名噪当世，学识淹贯，著述宏富，世称邵庵先生。从钱大昕所引之材料可知，虞集以一代文宗的身份和影响，盛赞文昌帝君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激励历代读书人勤学上进中的巨大价值与积极作用。“文风大行”是其时良好的社会风气的表征。由此而逐渐形成的文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可以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

以张亚子为载体而展衍生发的文昌文化其核心价值在于重文勤勉，劝学旌善。文昌文化鼓励读书人通过自身努力，求学上进，充实、完善自我，砥砺学业，以成为社会中有用之才，由此也收获社会对杰出人才的丰厚回馈，功名利禄的实际利益（桂籍、科级）。应当说这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精神财富，不可轻易贬低其历史功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风行好学勤奋、积极上进的精神追求，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并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当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福气，应该牢牢把握才是。

《孝经援神契》中所言“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史记・天官书注》）真可谓言简意赅地把握住文昌的要义。所谓天下之精华所体现的是文化的价值聚集。昌的精髓是将文化价值以展衍张扬与传播。这就不难理解梓潼文昌宫正殿供奉主文运的张亚子像上的横匾“紫极敷文”之含义。其意即文昌帝君张亚子居紫极宫之尊崇地位，掌管普天之下的文运（今之所谓文化事业）。其正殿之对联则云：

列天上星班两字传心惟孝友

掌人间禄籍千秋大业在文章

此联概括了文昌文化的关键所在。所谓“孝友”，亦与文昌宫司命星主老幼的功能相契合，也与儒家敬老抚幼观念相照应。下联所强调是文人学者安身立命与赖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文章、学问了。上联关注道德，在于个人修养；下联突出学业，看重的是实在本事。结合起来的道德文章，不就是儒家所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吗？

与文昌帝君相辅相成的是魁星楼中的魁星。魁星祭祀也与文化教育关系密切，是文昌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为星辰崇拜的产物。《史记・天官书》载“北斗七星”中的第一至第四为魁，或云七星中的第一颗即魁星。科举考试以第一名最尊荣，故学校庠序之处多祀魁星，以彰显对学业最优者的褒奖。梓潼魁星楼有联云：“中天星辉腾奎（魁）壁，此地人文射斗牛。”颇饶深意。对此，钱大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辨：

学校祀魁星，于古未之闻也。按《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学伟观。前知州吴，既勤朴斫，今侯钱可则始丹垩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书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顾氏（炎武）《日知录》谓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而改奎为魁，又谓魁非佳语。皆非也。北斗以魁为首，故有九魁之称。而凡物之首，人之帅，皆以魁名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两两相比，曰三台。扬雄《甘泉赋》，冠伦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即魁台也。

杜子美诗，“君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谓其为宰相之门也。魁士，名人之语，见于《吕氏春秋》。而《史记》云状貌魁梧其伟，皆非不美之词。宋人称状元为廷魁（见石刻铺叙），上舍第一人为上舍魁（见《文献通考》），由来已久，无可置议。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说者谓孔子为鲁人，奎娄为鲁分方之宿，而顾以为北方玄武之宿，亦误。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

此段资料十分重要，必须厘清是非。首先，钱大昕认为祭祀魁星，于古无据。其实这倒不影响学校对魁星的崇拜。文昌宫主文运，也是天文说辞，不也照样为后人遵循？再说魁星为北斗七星之首而引申出对最优学人的景仰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钱文反映出自南宋以来业已风行魁星祭祀，为社会各界欣然接受，普遍认同。魁星踢斗故事的流行即为显例。至于钱文对顾炎武见解的驳正，倒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可信从。而顾炎武认定奎为北方玄武之宿也，乃误。《史记・天官书》明谓“魁枕参首……魁，海岱以东北矣。”可证。至于说“孔子鲁人，奎娄为鲁分野，儒教当兴之象”，也是由“魁，海岱以东北矣”联想而来，当不无道理。而斗魁非奎宿，则是应当区分开来的。

以文昌帝君领衔，魁星辅弼衍生的文昌文化，从历史发展与现实进程中，不难窥探其积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价值。文昌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重视教育，旌扬精英。目标指向是文化至上和人才崇拜。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只有将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置于首要位置，才会有光辉而远大的前景。当年孔子游临淄时面对人头攒动的市街时赞叹人口繁多。而其弟子问他面对众多民众应当怎么办时，他回答“富之”；弟子又问富裕之后应该怎么办时，孔子很肯定回答“教之”，意思是解决了物质问题之后，教育事业必须很快跟上。这足以证明教育之重要。

文昌文化关注科举考试，褒美桂籍，揄扬科级，当然是对精英的颂扬，对俊彦的肯定，也是对教育成果的重视。如果扬弃其片面追求精英培养的偏执，其对人才的尊重自是应当肯定的。

文昌文化的外延十分丰富，诸如对孝悌忠信的宣扬，对慈善仁爱的关注，对义举、义人、义事的称颂等等，多姿多彩，限于篇幅，不再胪列。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