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的后现代主义特质

摘要：《一站到底》是江苏卫视于2012年3月推出的一档益智答题类电视节目。该节目因其问题设置偏向大众化与娱乐性，规则设定偏向游戏性与刺激性，以及源源不断的选手话题和在线互动，自播出一年以来，始终维持着较高的收视率，也因此成为江苏卫视最年轻的名牌节目。本文将《一站到底》放置于后现代的视域之下，认为这档节目的操作手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无中心、多元等特征。

关键词：《一站到底》 后现代主义 消解

中国益智类电视节目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知识、竞争和娱乐是益智类电视节目的三个基本共性。自最初央视《开心辞典》掀起了全民答题热潮后，众多同类型节目相继播出，“重知识”让观众的热情渐退，致使此类型节目最终渐趋式微。然而，以江苏卫视《一站到底》为代表的新型益智节目，凭借模式混搭，跨界人员组合，惊险度增加等“重娱乐”风格成为益智节目的新亮点。

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论的一个方面。它着重于在艺术和社会现实层面，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现象的稳定及延续，表现出“激进断裂”的状态或特点。将《一站到底》放置于后现代的视域之下，不难发现，这种“重娱乐”的操作手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无中心、多元等特征。

一、问题设置的消解化倾向

作为益智答题类节目，问题便是节目的主要内容。《一站到底》在问题的设置上与传统节目不同，它在从“重知识”到“重娱乐”的转变之外，更多的是对传统知识形态和认知模式的一种消解。

从问题类型的比重上看，影视剧、音乐、网络游戏等这些易碎的、非权威的知识消费品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在注重对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等“百科全书”式的考察之外，《一站到底》涉及的知识范围更偏向于大众的、非权威的、甚至是生活经验层面的。节目存在这种现象：高智商或者博学之士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往往败在一些娱乐题或者常识题中。例如，“1984年，日本连续剧《血疑》中大岛幸子的扮演者是谁？”、“在电影《天下无贼》中演唱《知道不知道》的台湾女歌手是谁？”这种看似轻松、实则冷僻的题目通常成为阻拦选手们在节目中继续前行的拦路虎，也增添了节目的悬念性和刺激性。

从问题设置的角度来看，《一站到底》不止于对经典文化和权威知识的再确认，而是对其加以消解，从而使其更符合当代人的解读模式。对俗语、历史和古诗词的简单确认，只在新型益智节目中占据相对较少的篇幅，日益增加的是现时的、极具个性的题目。例如，在“超人衣服上有哪个字母？”、“‘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这一句台词中的大明湖，位于我国哪个省？”，再就是“天安门城楼左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请问右侧是什么文字？”等问题中可以发现，节目已经偏离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模式。超人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内涵性象征，题目却从超人的外形，甚至衣着上加以考察；大明湖在《还珠格格》里只存在于一段记忆之中，却被《一站到底》实体化为具体的地理位置；天安门一贯蕴含着庄严、肃穆的政治意义，但节目对于建筑本身的细节考究，让人感到出乎意料的奇怪和滑稽之外，无意识地抹去了天安门那一层神圣的光辉。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不同于往昔的权威性和经典性，知识成为了迅速更新的、易于流变的信息。在中心权威话语使观众产生略微的审美疲劳之后，如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便成了新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和多元化处理便是要打破这种话语的平衡状态，将人们从先验中抽离出来，并置身于完全偶然的情景中。在《一站到底》节目中，问题设置的视角独特，而节目规则亦是循着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无中心特点，展示出游戏的竞赛节目之魅。

二、规则设置的游戏化倾向

后现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贝斯特在《后现代转向》中，依据后现代主义对现存社会的态度，将其分为“对抗的”和“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前者强烈反对现存社会与文化，并且寻求新的批判和改变，这在很多先锋文学和电影中都有所表现。然而，“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则提倡戏谑、折衷、“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让“玩”的要素发挥它最大的吸引力和令人愉快的结果。因此，“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在大众文化领域内颇为流行。

电视与生俱来的大众消费性和娱乐性，让它能够把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消解”手法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中国电视节目所面临的政治把控，又需要它剔除或者隐藏后现代主义“对抗”和“批判”的思想内核。如今的电视节目在操作手法上更接近后现代主义的特质，以求获得新的变化和关注。分析《一站到底》的规则设置，不同于传统静态的“一问一答”形式，它在淘汰规则、答题方式的设置上，都突出了节目的大众化、娱乐性和游戏化倾向。

1、淘汰机制的刺激性

《一站到底》的竞赛环节由以往益智类节目的单兵作战演变成车轮战术。节目每期设置11位选手，分为1位挑战者和10位守擂者，挑战者首先挑出一名守擂者，在20秒的时间之内，两人对擂，获胜者继续选择挑战或者替代守擂者角色，并赢取这一阶段累计的所有奖品，而失败者会掉下擂台，淘汰出局。连续战胜5名对手的选手有权选择带着奖品离开，或是冒险继续攻擂。若攻擂者能够完胜10人，则被冠以“站神”的称号，并获得年度10强博弈的资格，决胜之人便是《一站到底》的“站神之神”。

《一站到底》的另一特色便是淘汰方式。传统节目注重奖赏，削弱惩罚；《一站到底》却以惩罚作为看点，来增强节目本身的刺激性。若有选手答题失败，主持人李好将当场按下手中遥控器的按键，答错者会在尖叫声中自由落体，掉下擂台。有人甚至认为，作为首次出现在我国内地电视节目中的惩罚方式，它近乎于严酷。

这是一个追求奇观效应和感官享乐的时代。现实的中国在传统的文化样式和长期的阶级斗争中培养出一种观众接受机制，即意义生成的终端是“意义大于快乐”。然而，当中国电视的娱乐化提供了“复仇般”的娱乐之时，观众在长期的历史压抑中得到精神放松，从而进入了一种新的接受机制和环境认同。教化、理性不再是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宣泄、游戏。这种“20秒内两重天”的游戏规则和自由落体的惩罚措施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视觉冲击力，让选手和观众都能体验到游戏的。

2、答题方式的随意性

答题方式的随意性是《一站到底》不同于以往传统益智类节目的另一大特色。在传统益智节目的知识确认模式当中，答案唯一，答题方式也很单一。而在该节目中，正确答案被允许有多种表述，选手可以无限次更改答案直至答对（当然，是在限定的20秒内）。这种开放式的答题风格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所提倡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同时，这种操作手法也显现出对人性的顺从与关照。例如，面对“斯诺克台球中一共有多少颗红球”，这样的题目，一位选手用很快的语速从5数到20，其中包含正确答案“15”。选手若是在场上因过度紧张而大脑空白，给他们一个压力缓冲带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把准确答案“杨继业”答成“杨令公”，也算过关。

类似的“蒙混过关”经常出现在历史、地理和常识题中，节目也因此而饱受诟病，批评者认为这样的处理会弱化知识性本身，而强化了运气的成分。但是，作为一档类似于“游戏”的益智节目，《一站到底》更加看重趣味性和大众化。同时，益智的范围已经不再适合停留在表层，不单指知识与智力，而应该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寓教于乐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参与人群的平面化倾向

直观来讲，《一站到底》由显性参与者“选手”和“主持人”，以及隐性参与者“观众”三方组成。角色之间地位平等，关系呈现出一种无深度、无权威的“平面化”的状态。“平面化”的一个重大作用，便是抹杀了精英和大众、高雅与通俗、庄重与鄙陋、深刻和肤浅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不再烙上等级的印记，真正成为了融多种元素为一体的有机体。

首先，从主持人承担的角色来看，《一站到底》没有过分渲染主持人的个性因素，而是让其自然地融入整个节目。在节目现场，没有嘉宾或评委高高在上的权威，只有选手之间的博弈，以及选手与主持人两方的配合。主持人李好夫妇只需恰到好处地为选手完成指导、提示、聊天、减压等工作，有时还需要对选手加以赞许和鼓励，手中唯一的特权便是按下失败选手的数字键，让其掉落台底。当然，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内地的一些成熟的电视节目所采用的模式，即在节目中将主持人与选手的“主客”关系变成“引导与合作”关系。例如，同为江苏卫视制作的《非诚勿扰》和《非常了得》，主持人孟非在《非诚勿扰》中担当了亲切而智慧的情感导师，而郭德纲在《非常了得》节目中更多地承担了他的喜剧角色。甚至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中，主持人是红极一时的流行音乐组合“羽泉”中的歌手胡海泉。这些主持人能够将自身特质有机融入到节目当中，并成为无可替代的一部分，而不是靠节目给他们的先置地位。

其次，从“选”与“秀”的结合上讲，在答题的“选”之外，《一站到底》更加注重各个不同选手“秀”的真实与精彩。该节目的选手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拥有不同的学历和工作背景，比如有保镖顾问、催乳师、高级公寓管家、大学生村官、乒乓球运动员等。他们均通过初试和面试答题的途径进入节目现场。通过节目，观众能加深了对这些偏离于主流表现之外的人群的认识，了解到更加丰富与多元的外部世界。同时，各色选手纷纷耍起拿手活儿“秀”自己，亮嗓子、炫舞技、吟诗作对、讲自己的故事……大大丰富了益智类节目的表现形式。曾有一位女选手如此评价《一站到底》：“这里，情感问题、职业问题还有知识问题都一次性解决掉了……”虽说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是相对于以往的益智类节目，《一站到底》确实轻松活泼了许多。

再者，从观众的作用力来讲，在大众文化传播时代，观众虽是一个看不见的、混杂的、类似于匀质的群体，但他们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更是决定节目的风格走向，甚至通过网络而直接影响到节目主办方的决策层面。譬如微博，它所彰显的传播特质，即个人化的叙事、内容短小、海量与琐碎、社会关系多维度且复杂，我们将它划为一种后现代主义传播媒介。考虑到微博的传播效应，各大节目相继开通官方微博，其中，《一站到底》的新浪微博粉丝达到51万。《一站到底》的微博内容多为根据节目整理出来的答题集锦，以便激发观众的思考，并增强节目的认知度和受众黏性。同时，节目的官方微博也接收着51万粉丝对于节目方方面面的反馈。其中，让10位深入人心的“站神”最后展开“诸神之战”的创意，就源自于微博粉丝们的提议。可以说，通过微博的形式展开全面、实时而持久的宣传，并与目标受众产生最直接的互动，是一种比较合理且有效的传播方式。

当然，这种无深度、平面化和戏谑感的娱乐文化会受到激烈的批判。孙绍振在《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一文中指出，中国后现代论鼓吹的某些观念，譬如拆除深度、追求瞬间，往往是希望与现实中的恶势力达成了妥协；后现代主张放弃精神维度和历史意识，暗含着他们推诿责任并自我宽恕。其大意为，大众文化或许会在后现代主义“无深度”、“平面化”和“娱乐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最终滑向意义的虚无、道德的沦丧和对感官刺激的单纯追求。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例如，此前在一些内地电视选秀节目中，不断涌现出“毒舌评委”、“毒舌嘉宾”、甚至“毒舌主持人”，他们为获取节目效果而不择手段。另外，甚至有电视节目因过于低俗而被广电总局叫停。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则是成功的节目模式会被他人迅速炮制成一档“新”的节目，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复制”艺术在中国“山寨”文化的浓郁氛围中十分明显。然而，不同于购买海外版权，或者直接“山寨”其他节目模式，《一站到底》这一节目无论是从规则设置、提问内容和回答方式上，都有强有力的创作团队作为支撑，因此，《一站到底》能够成为新型益智类电视节目的代表，并在全民范围内重新掀起一股关于知识的文化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