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讲述申奥背后的故事

策划：陈安钰 涵 子 采访：陈晰

14次世界冠军，4次奥运会冠军，这些辉煌已被她抛在脑后。今天的邓亚萍，坐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的办公室里，笑意盈盈，俨然一位自信干练的职业女性。今年3月，她接受新的任命，即将上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奥运村部副部长。

从1997年退役后，邓亚萍的学习和工作一直和奥运会息息相关。她参与了前后两次申奥工作，也品尝到其中的甘苦。她说参与申奥工作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胜利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作了一些工作，但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强大了！”

奥运会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北京奥申委曾经做过民意调查：有94%的北京市民支持申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同样在北京做了调研，他们的调查结果更高，是95%。为什么这么多的北京市民支持北京申奥？邓亚萍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是2001年2月，还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书的邓亚萍接到北京奥申委的通知，回国参加奥组委评估团的接待工作，同时担任5位申奥形象大使之一。

回国后不久的一天，她到劲松附近的一家商场买东西。刚一进门，一个售货员看见她，十分激动地跑过来拉住她的手。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的球迷，可是对方开口却说：“邓亚萍啊，你是申奥形象大使，你一定要努力工作，多拉选票，一定要让北京办奥运会！”邓亚萍当时还有些意外，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售货员会对奥运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她反问道：“为什么您这么希望北京办奥运会呢？”售货员回答说：“如果我们北京办奥运会了，我们家的老房子马上就能拆迁了。”

“我当时真没想到是这样的回答。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我可以想象她的处境，如果申办成功，她就可以住新房子了。她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一个阶层，他们比谁都需要机遇，他们需要这次机遇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申办奥运为什么这么得人心？中国老百姓期盼奥运会，不仅仅是因为奥林匹克精神，更是因为奥运能让我们的国家更美，让北京更美，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后来，为了成功申办北京奥运，在给国际奥委会委员做工作时，她时常讲起这个例子。“大道理他们很难听进去，这个鲜活的例子却能打动他们”。

卢森堡的亨利大公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因为他是国家元首，很难有机会见到他。在整个申奥过程中，只有邓亚萍曾经被他召见。开始，邓亚萍以为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谁知道一谈就是半个小时。邓亚萍介绍了中国的申奥理念、计划、准备情况之后，也把自己经历的这个故事讲给大公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亨利大公很激动。“他意识自己手中的一票能改变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这是非常神圣的一票。”

后来，就在投票的当天，何振梁在莫斯科碰到了亨利大公，亨利大公主动对何振梁说：“我将想着你们”。

“实际上，奥运并不仅仅是弘扬体育精神，还有更多的内涵，比如说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希望奥运会能够帮助更多人。北京有1300万市民，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不是比在任何其它城市举办意义更大吗？”邓亚萍也经常跟委员们说：“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是要到人更多的地方传播？从这个逻辑上来讲，也应该到中国来办啊。”

用真诚化解偏见

两次申办，历时8年，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路，邓亚萍用“残酷”来形容其过程。“1993北京在最后一轮以两票之差失利。在第二次申办时，我们更加谨慎，不放过任何一票，因为任何一票都可能是致命的。”

在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宣传中国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扰是大部分委员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不了解，有些甚至抱有成见。“从第一次的失利中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2001年的这一次，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给委员做工作的时候更加人性化。”邓亚萍讲了一个例子：瑞典的一位奥委会委员公开反对北京申奥，跟他预约见面他也拒绝。为了争取他这一票，国际羽联主席吕圣荣得知了他的生日，又通过驻瑞典大使馆找到了他的住址，在他生日这天上门拜访。他住得偏僻，几番辗转才找到，不巧主人还没在家。吕圣荣在门口等待良久，只得把带来的鲜花留在门口才离开。这位委员回到家后看到门口的鲜花卡片，又听邻居说那位中国朋友如何苦苦等待，十分感动，“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对方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之后他对中国申奥的态度也转变了。”

身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以及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的邓亚萍自然责无旁贷。“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们共事过，大家都是运动员出身，比较容易沟通。”

运动员委员会的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且是多年以前。用他们的话说“你们当年穿的衣服只有三个颜色。”可他们哪里了解中国这十多年的变化是多么地翻天覆地。为了做他们的工作，邓亚萍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一次，为了找到一位哈萨克斯坦委员，邓亚萍一直追到瑞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硬是找到了这位委员的住处。那天，她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3点。为了见到在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3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就是为了跟对方吃顿饭。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堡垒”。由于中国也是游泳强国，她本就有所抵触，且她早年来过中国，对中国有些成见：“你们游泳池的水脏得要命，我想象不到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到中国比赛将是个什么环境。”再加上中国以前出现过兴奋剂问题，她的态度很强硬，每次约她答复都是“没什么好谈的。”邓亚萍还是一有机会就抓住她谈，“真是磨破了嘴皮子”。在投票前一天晚上，邓亚萍约她吃饭，跟她谈了3个多小时，“我跟她讲，要看积极的一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一年都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只有中国把反兴奋剂条例写进了体育法，说明中国政府反兴奋剂的决心。我们有信心举办一次高质量的奥运会……”最后，虽然对方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但是邓亚萍能感觉到她被自己说动了。北京申办成功后，苏珊・奥尼尔参加了大使馆举办的宴请会，“如果她不支持中国，怎么会来呢？”

回忆起那段日子的辛苦忙碌，邓亚萍说：“我做的工作其实是寥寥的。北京奥申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充分细致，像三位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于再清先生、吕圣荣女士及还有很多的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投票前的激战

投票前一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5个申办城市――大阪、巴黎、多伦多、北京、伊斯坦布尔分别在莫斯科斯拉夫饭店主新闻中心举行了各自的新闻会。这是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的统一安排，可称之为“指定动作”。

新闻会安排在投票前一天，其成败对第二天的陈述、投票都将直接构成影响。各申办城市都使出浑身解数，派出最强阵容，来对付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记者。

北京的新闻会是5个候选城市会中记者最多、气氛最热烈的。会尚未开始，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主席台时，摄影记者们就开始一拥而上，把台上台下围得水泄不通。北京代表团成员北京奥申委代表屠铭德、王伟、楼大鹏、廖秀冬、邓亚萍入场时，全场掌声四起，记者们抢着拍照，场面异常火爆。

记者们提出很多富有挑战性甚至是刁钻古怪的问题，但代表团成员都从容作答。每个人都说着十分流利的英语，北京成为当天新闻会上惟一一个不用母语进行新闻的城市。从台上看，发言人显得很轻松，但实际上为了新闻会，代表团绞尽了脑汁。为了本次申奥，特别是到莫斯科以后，代表团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构思、策划，可以说他们没在凌晨1时半以前睡过觉。

新闻会临近尾声，一位瑞典记者起身问道：“为什么瓦尔德内尔极力支持北京申奥？因为他参与拍摄北京申奥宣传片，瑞典民众对他意见很大，你们怎么看？”这个与运动员有关的问题，自然由邓亚萍回答。她微笑着说：“瓦尔德内尔从80年代初就在中国训练，没有中国，就没有他今天的成绩。他真正看到了中国20年来的发展，所以我理解他为什么愿意拍这个宣传片。再说，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作为乒乓球运动员，他当然愿意奥运会在热爱乒乓球的国家举行啊。”她的英文发音和她的回答一样无懈可击，话音方落，记者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邓亚萍说，“这么多的中国运动员，我能赶上这个机会是很荣幸的。我也逼着自己必须学很多东西，把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成就熟悉了解，还要通俗易懂地讲明白，不然就没有办法应对。”

两次陈述

两次申奥，邓亚萍都作为运动员代表作投票前的总结陈述。93年的时候，邓亚萍还一句英语不会，由原乒乓球和羽毛球管理中心的外事处长刘北剑写好几句话，她一句一句硬背下来。“陈述的前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嘴里反复叨唠那几句话，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轮到我上场时，我感觉心砰砰直跳。但毕竟参加过那么多场的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2001年再次准备申奥总结陈词时，邓亚萍已经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本科学位，可以用英语写论文了。为了突出运动员的特点和感受，北京奥申委决定由邓亚萍自己来写这段陈述。短短两分钟的发言，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邓亚萍反复思考，写了好几稿都被自己。这时，邓亚萍回忆起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自己参加火炬接力，那时她真正感受到了老百姓是怎么看待奥运会的。“家家户户都把桌椅搬到了路边，喝酒、聊天，每张脸上都是笑容，就像过节一样。”这时，一群孩子围过来了，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从哪来啊？”“为什么选你当火炬手啊？”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指着邓亚萍手中的火炬问她：“我能摸摸吗？”邓亚萍微笑着蹲下身：“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拿着它拍照。”

“那个孩子的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他那一刻的笑容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当时就想，我们国家有4亿青少年，如果让他们能感受到这种喜悦，那多好啊。”

于是，邓亚萍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最后的陈述中。2001年7月15日的那一刻，邓亚萍对世界这样说：“让我与您及我的朋友杨凌分享我在悉尼参加火炬接力时的一段经历。人们高兴地欢笑着。一个小男孩向我走来，当他触摸到火炬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能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他的一生发生了变化。如果奥运圣火能够来到中国，在4亿青少年的心中点燃，那该有多好啊！……现在，我们请您给我们一个亲身经历一届伟大的奥运会的机会。北京的奥运会将成为奥林匹克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将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我想与我的朋友一起与您们分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陈述结束后，邓亚萍觉得更有信心了。“大家都感觉北京的陈述报告要比其它几个城市好。我们准备得太充分了。”

“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

从5岁开始打乒乓球，一直到24岁退役。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训练和比赛上。1997年，由中国奥委会推荐，萨马兰奇亲自任命她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无法跟其他委员沟通，因此，她选择到清华大学英语系学习，就是为了过英语关，以胜任奥委会的工作。

刚进清华时，老师想看看她的水平,让她写出26个英文字母，邓亚萍费了好大劲才写出来，还是大小写不分。“当时知道自己的水平，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是我做了一番分析，我经历的事情，我所承受过的压力，是其他同学无法和我比的，这是我的优势。我也坚信，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抱着这样的信念开始读书。”

每天5点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每天14个小时，她拿出训练时的勤奋，与英语搏斗。快一年过去了，她开始找到自己的路子，“我开始逐渐找到自己学习语言的门道了。虽然语言和打球是两回事，但任何事情做到一定高度后，其实都是通的。”最终，邓亚萍凭借论文《国球的历史及发展》顺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更在毕业典礼上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过了英语关后，邓亚萍又发现仅仅会语言是不够了。“在国际组织里中国人没有多少。怎么样有中国人的声音，怎么样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真的要看个人。国家是强大的后盾，但个人的魅力也要有。于是越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够，还是要往前再走一步。”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邓亚萍又到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中国当代研究。2002年底，她以4万多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这篇论文被收藏在国际奥委会的博物馆。如今，她又把目标锁定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从2003年开始，邓亚萍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奥林匹克品牌，“我的专业就是发掘奥林匹克的商业价值，实际上是寻求奥林匹克发展的原动力。”目前邓亚萍已完成了对部分奥运TOP赞助商的深度访谈，进入撰写论文阶段，为了完成博士生论文的一部分，她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写了20几天，没有下过楼，每天吃速冻饺子。长时间固定姿势写稿诱发了邓亚萍的颈椎病，头不能移动，她就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坚持查阅资料和写作。

多年的国外留学经历，邓亚萍认为西方教育给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去调查研究，做深入的扎实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决策，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随着奥运会的日益临近，负责奥运村事务的她也势必要承担愈来愈多的责任。虽然经历了几次角色转变。她始终如同在球场上一样，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让人振奋又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