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贤妻祸中福

本文作者为好莱坞老牌硬派明星，曾因主演《斯巴达克斯》为中国影迷熟知，纵横影坛50多年。他的儿子迈克尔・道格拉斯也为美国大牌明星，主演过《本能》、《飞越疯人院》等片。

10多年前，我在洛杉矶北边40英里的菲尔莫尔开完一个会议，就在回家途中出了事。我的朋友诺埃尔是个直升机驾驶员，他提出用直升飞机送我回城。当我们在50英尺高的空中飞行时，与一架小型飞机相撞，我和诺埃尔幸免于难，但那架小飞机上的人当场就没命了。

我不记得是怎样被从失事飞机中拉出来，怎样被救护车送到了附近一家医院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妻子安妮注视着我躺在轮床上的情景。听到出事后，安妮很快就乘一架直升机赶到了我身边。她坚持把我运回洛杉矶，到我们居民区的医疗中心去住院治疗。又是一次直升机旅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安妮是对的。在洛杉矶，我的脊椎损伤可以得到最好的医治，并让精神病医生治疗我的确凿无疑的“幸存者内疚症”。安妮就是有这么好的判断力和直觉，她几乎从没作过错误的决定。毕竟，早在在1958年，就是因为她拒绝让我参加电影制片人迈克・托德的那次致命飞行，从而第一次救了我的命。1995年我患中风后，并发抑郁症，产生自杀念头，她再次拯救了我。

安妮的秘诀是从生活中学习，然后继续前进。她出生在德国的汉诺威，十几岁时为躲避法西斯逃亡到比利时。然后她又移居巴黎，靠她的语言才能去工作，从而站住了脚跟。除了她的母语德语外，她还能说流利的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她靠为法语影片配制德语字幕谋生。

1953年我在巴黎主演《爱的行动》，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当时我在寻找一名助手，安妮来接受面试。她穿了一件带白领的蓝色西装，手腕和脚踝纤柔细嫩，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我解释了这个职位，但她礼貌地说：“我想这个工作对我不适合。”我很生气。在当时，我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了。我本以为她会巴不得找到这份工作呢。

不过她总算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只答应是暂时性的。她最终同意和我一起出去，无论如何总算满足了我的初衷。但那也让我颇费了一番周折。初次见面之后，我打电话邀请她去图尔・达尔金特吃晚饭，那是巴黎最好的餐馆之一，在那里可以欣赏到仙境般的塞纳河景色。“不，”她说，“我累了。我想自己做几个鸡蛋吃算了，然后上床睡觉。”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她见鬼去吧！

但正是这种一意孤行的性格，使我爱上了她。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在意大利拍摄《尤里西斯》，安妮经常与我不期而遇。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眼看要迫使我们分离几个月时，我意识到我不想失去她，于是请求她嫁给我。我们悄悄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私订终身。

50年的婚姻，堪称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安妮总是使我顺利度过一些最困难的时期，在我有时以名演员自居，难免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情况下，这让她做起来并非总是轻而易举。遭遇飞机失事之后，每当我坐起来时，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在我们外出时，安妮就把我放在小客车的后部，以便让我伸展四肢躺着。同朋友一起吃饭时，她会给我安排一个地方，躺在沙发上吃饭，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在我经历死里逃生的极度痛苦期间，她能安慰我，但她不会容忍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为自己感到悲哀。此外，我也从没见她为自己感到过悲哀。30年前，安妮发现她上有个肿块，而后经历了外科手术。她的医生报告说，肿瘤是恶性的，而且正在扩散。他鼓励我，授权让他立马就地切除安妮的。我照办了。

事后，我为自己在她失去知觉时做出那个选择而感觉内疚。安妮安慰我，说我做得对。安妮通过帮助别人来对付癌症――她对患病群体讲述自己的经历，还和6个劫后余生的病友建立“妇女癌症研究会”，现在她已完全康复了。多年来她们已经筹集了900万元资金，为塞达斯-西奈的研究机构提供财政援助。

这就是我妻子的方法――从她的生活中寻找可以帮助别人的途径。我就多次成为这种做法的受益者。我患中风的那天下午，安妮在和巴巴拉・西纳特拉打桥牌，我在家里让人修剪指甲。为我服务的指甲修剪师，原先是个护士，当发现我说话开始含混不清时，她立刻就给安妮打了电话。10分钟内我妻子就赶回了家，一小时内就把我送进了医院。

虽然安妮是我的大救星，但她信仰严酷的爱，她不愿让我只是躺着。在我康复期间，每天早晨她都赶我起床，去配合我的语言治疗医生的工作。一天，由于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我说：“我想作为一种奖赏，明天就让我在床上吃早饭吧。”

安妮看着我说：“你想在床上吃早饭？我看你干脆到厨房里去睡觉算了！”我患中风带来的一个最棘手的后果，就是我遭受的抑郁症。在我经历这种情况时，安妮可以忍受我的情绪，但她不允许我怨天尤人。

这个世界充满了遭受这样或那样不幸的人，幸运者与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勇于前进，并乐于帮助他人前进。从我认识安妮的时候起，她就一直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