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数据应允许适度差错

ＳＡＲＳ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场灾难，同时也是反思自我、引发变革的机遇。

今天，我们不应该否认，更不应回避这个对新闻界来说具有深刻影响的事实：主流媒体在这次事件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缺位"与"失语"。该现象的出现，自然有深刻的社会和观念的原因，但也有新闻界对灾难事件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问题。ＳＡＲＳ起于去冬今春，然而在４月２０日卫生部和各地政府正式向媒体通报疫情前，由于媒体难以掌握确切的数据，担心一旦将事件见诸报端及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所报道的数据无法体现新闻的真实，有可能被视为夸大疫情、制造混乱，或缩小实情、欺上瞒下，以至在是否报道及如何报道ＳＡＲＳ的问题上缩手缩脚，结果贻误了最佳报道时机。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关方面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在ＳＡＲＳ事件的初期，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突发的大范围灾难事件的信息收集、通报和机制。也就是说，即使政府愿意疫情数据。但由于那些分散的数据尚未集中、整理，也不可能及时地向媒体通报。这种情况即使在信息较为及时、透明的国家也时有发生。例如，美国政府由于忙于现场的抢救及应对可能发动的再次袭击，直到"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十几小时才伤亡数据。于是，新闻界的困惑也就随之产生：如果在政府正式公布灾难数据前及时报道，其所发表的数据也许是错误的。而如果等到政府正式公布了数据才作报道，那么就不可能及时报道已经发生的灾难。显然，我国主流媒体在４月２０日前，是依据后者作出判断和选择的，试图用政府公布的准确数据进行报道，以突出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料却因此而牺牲了灾难新闻的时效性。

马克思认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被完整地揭示出来"。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只能通过事物的许多现象真实去逐步认识本质真实，新闻报道是通过对一个个相对真理的反映而接近绝对真理的。因此，当媒体根据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反映出来的表象进行报道时，即使最初的报道与最终的事实有出入，最初报道也应该被看成是对终点事实追求中的一个"驿站"。因为，对灾难的报道是一个完整和连续的过程，每篇报道的事实未必就是最终的事实，但却是逐步向最终事实的靠拢，随着人们对灾难认识的渐进而向最终的本质事实渐进。

ＳＡＲＳ与许多灾难一样，其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动态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动态的过程，因而对灾难的报道也应是动态的、事实不断变化的过程。新闻报道具有快速、及时的特性，不可能等到完全掌握了灾难的本质及相关的最终数据后才去报道。此外，在突发的灾难事件中，政府往往忙于组织抗灾，其信息收集系统也可能遭到破坏，这使得记者很难在发生灾难后的短时间内准确地掌握相关数据。如果要求记者只有在获得准确数据后再作报道，实际上等于扼杀及时的报道，削弱政府动员社会抗灾、减轻灾难危害的意义。从ＳＡＲＳ事件来看，对灾难事件延迟报道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也许比数据有差错的善意及时报道要大得多。因此，新闻界今后应该根据自己在灾难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能获知的数据进行报道。只要媒体不是恶意地捏造事实，就应该允许其通过不断地自我纠偏而达到对最终事实的准确反映。

美国媒体在"９・１１"事件中敢于不约而同地抢在第一时间报道世贸中心的死亡数据，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灾难新闻报道奉行的是"公众利益原则"，即只要媒体的报道没有恶意捏造事实，且该报道是服务公众利益的，有关方面就必须"微罪不举"。这样，媒体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就有了极大的运作空间和失实抗辩理由，从而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报道。英国在疯牛病和口蹄疫这两次灾难事件中，也都容忍了媒体适度夸大疫情的数据，其理由是夸大疫情有利民众警觉，而延迟报道或缩小疫情则会令民众松懈，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由此可见，在灾难事件中对媒体的新闻报道奉行"公众利益原则"，已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被多个国家广泛接受和认同。今后，我们能否将这一准则，也运用于我国的灾难事件报道呢？政府新闻管理部门和媒体显然应认真思考与大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