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坦白从宽”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坦白从宽”作为一项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原则性制度，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关的规则保障，反成为具备欺骗性、引发刑讯逼供的“恶”性制度。从“坦白从宽”纳入立法、沉默权制度确立、口供证据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重建，将是未来这一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坦白从宽；司法理念；规则保障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305-02

一、对我国刑事法中坦白从宽制度的反思

1.在我国，坦白从宽制度缺少法律依据，使这一制度更像一句宣传口号，不仅影响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更使得坦白从宽理念在现实中被恶化。

从理论上讲，只要犯罪人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如实自愿交代其所犯罪行并接受法院的审判，法院就应当在量刑时作出宽大处理，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对犯罪分子的教化作用，鼓励他们自白，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实践中“坦白从宽”往往与“抗拒从严”相连，但法官量刑时并不必然对坦白的犯罪人进行从宽处理，由此导致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成为没有法律依据的一句空话。

2.坦白从宽是按照先将犯罪嫌疑人定位为犯罪人的错误逻辑运作的，有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之嫌，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以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实现控辩平等为其核心。

作为一项“底线正义”，无罪推定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在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中表述为：“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视为无罪。”也就是说，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嫌疑人并非犯罪人，他应当具有普通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实践中，宣扬“坦白从宽”的往往是侦查人员，他们面对和适用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坦白从宽是针对犯罪人使用的量刑原则，这一矛盾暴露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侦查人员宣扬“从宽”、“从严”都是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惯式下做出的，但这本身在逻辑上就是混乱的：如果结果证明嫌疑人并非罪犯，行为人“坦白”或者“抗拒”，怎样对其“从宽”或者“从严”呢？当前我国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司法机关应当在假定犯罪嫌疑人无罪的基础上进行推理、询问和判定。

3.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尚未建立，坦白从宽实际上成为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理由，与现代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不符。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该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项是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对于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是否确认该原则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一个国家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我国1979年、1996年、2012年刑诉法修改均对沉默权持否定态度，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现行“应当如实回答”的制度下，坦白从宽制度本来所意味的“自愿坦白”在现实中成了“应当坦白”。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的做法是违背人类自保天性的，而实践中在侦查阶段的“坦白从宽”无疑导致了对这种天赋的人权的践踏。

4.司法实践中证据制度的落后、律师介入制度的缺失等不合理的司法理念和体系，导致了坦白从宽的异化，甚至成为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的借口，这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极为不利。

司法证明方法第一次是从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变，第二次是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向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的转变。我国一直处于以“人证”为主的证据阶段，过于重视口供的作用，久而久之产生了对口供的依赖，限制了其他证据的运用。不仅仅是在侦查中，在审判中法官对口供也存在过分依赖的问题。尽管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没有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新刑诉法仍然没有规定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享有沉默权和拒绝供述权。由于口供至上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司法机关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获取口供以查明案情成为一条捷径，侦查机关倾向于以“坦白从宽”引导被调查人进行坦白，从而获取口供。加之实践中全程录音录像等制度执行得也不是很好，刑讯逼供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坦白从宽原本是一项有利于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原则，但因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倒使之成了侵害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借口。

二、对坦白从宽制度进行重建的必要性

现行坦白从宽制度的运作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诱发了刑讯逼供等许多恶果。应当认识到这绝不是坦白从宽原则本身的弊病，现在和将来的司法实践中，坦白从宽有着光明的前景。

1.坦白从宽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

现代刑事理论认为，刑罚的本质不在于惩罚报复，其根本是教育、引导和纠正，进而改变不利行为。正如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所说：“刑法是用来制止犯罪的，同时刑罚应当是‘必需的’和‘尽量轻的’。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劝他人不再重蹈覆辙。”坦白从宽制度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刑罚，减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同时也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达到真正的预防犯罪，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坦白从宽有利于侦破集团类和有较高隐蔽性的共同犯罪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并行，各种新体制的建立与法律规则的滞后同时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尤其是大量的集团类和隐蔽性较强的共同犯罪，更是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坦白从宽”给予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机会，有利于分化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瓦解犯罪集团。

3.坦白从宽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价值

据报道，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贪污、贿赂、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知》，从当日起到同年10月15日止，就有13 600人自首，退还赃款赃物共8 550多万元，在节省司法资源的同时达到了破案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坦白从宽具有了真正的从轻的功能，带来的是司法效率的提高，减轻办案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符合现代社会的效益观标准，尤其对于司法资源并不丰富的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坦白从宽制度的重建

坦白从宽本身具有巨大的价值，但由于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规则和制度支持，使得其在贯彻执行中异化，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因此，对坦白从宽制度进行重建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1.将坦白从宽纳入立法，使坦白从宽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

尽快在刑法中规定“如实坦白者，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使之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随着目的刑主义在我国影响的逐渐深入，宽容、人道地对待犯罪分子的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只要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任何阶段如实自愿交代其所犯罪行并接受法院审判，法院就应当在量刑时考虑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样才能避免“口惠实不至”的欺骗性口号，树立法律应有的尊严和权威。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实体法中没有坦白从宽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被告人承认检察官的一部或全部指控，往往可以享受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优惠”。在英国，对作有罪答辩的被告人，法庭就不再召集陪审团，不经听证和辩论，由法官直接判决，省却了许多烦琐的程序，使被告人尽早摆脱了诉讼之累，法官也往往会从轻判处刑罚。因此，在我国，首先应当将从宽的口号落实到法律规定中来，这样不但体现了保护犯罪人人权的价值，也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和人们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信任。

2.建立切实可行的沉默权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坦白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都有权保持沉默，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我们应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的自由并同时告知其“坦白从宽”的法律规定，由犯罪人自由选择坦白与否，建立真正的坦白自由制度，避免诱供、骗供或者刑讯逼供下的“强迫的坦白”，最大限度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的个人权利。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测震仪”，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

3.改革证据制度的构成体系

第一，取消“口供”在定罪中的至上地位，去除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的依赖症。在英美法系国家，口供仅仅作为证人证言的一种，而且证人作证必须由证人自己申请，被告人有权决定自己自白与否，其自白对于犯罪的证明效果也不像我国这样不可或缺。在德国和日本，对被告人的询问根本就不纳入证据的范围，在这样的证据制度下，侦查人员也就无须对犯罪人刑讯逼供了。第二，将坦白的量刑价值评估后置。我们应当重视坦白的价值，但应当将评估阶段后置，也就是在法庭调查举证都结束以后，法官作最终的定罪量刑之前进行评估，从而决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第三，按照刑诉法规定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口供”和一切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在法定证据之外，一方面调动司法机关寻求其他证据的积极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刑讯逼供丧失存在的意义，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必须明确，对于治理刑讯逼供、避免冤假错案，改革证据制度才是“治本”的最佳途径。

4.其他补充规定

除此以外，设置“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的告知程序、限制讯问时间的过分延长、对讯问的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等具体规则，切实保证坦白从宽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 波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28.

[2] 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

[3]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