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良缘的“给”与“受”

她对他是一见钟情，当时，她是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而他，不过是出身贫寒的牧师儿子，更重要的是，那时他的心已有所属。

他的心中人是同窗好友的妹妹陈锦端，他对她亦是一见钟情，他惊叹手她的美貌、她的气质、她的单纯。而那时年幼的陈锦端也为眼前这位谈吐举止中透出博学与幽默的男子所倾倒。很快，他们双双坠入爱河。故事到这里，本该是团圆美满的结局。可是偏偏造化弄人。

那是20世纪初期的电周，传统门第观念还深深地反锁着青年男女们的“自由恋爱”。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是福建名医，陈家也算得上是享誉一方，而他呢，只有“穷书生”的名号在身上叮当响。陈父是万万不能同意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小伙子的，匆忙中，他为陈锦端定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当他得知，顿时觉得生活坍塌了。但他也是堂堂七尺热血男儿，除了暗自垂泪外，他绝无纠缠。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遇到了她，在认识他之前，她就经常听兄辈们夸赞他的才华，那天，两人同去一个聚会，只席间的一瞥，她便认定了他。

她隐约知道他和陈锦端的旧情，只是关于这段过往，她不提，也不介意。她是聪慧的女子，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将来，曾经的人和事只不过是漫漫人生路上的一段插曲。

她的活泼热情好似一阵和煦的春风，在越来越多的接触中，他心中的寒冰慢慢消退了，当他们决定定下终身时，却又再次遭到了廖母的反对。廖母曾严词劝阻她“为何陈家不要的东西，你要捡起来?”她看着母亲的眼睛坚定地说：“我相信他会喜欢我。”

廖母又说：“他家里很穷，你会受苦!”

在她“贫穷算不了什么”的话音稳稳地落地后，明事理的父母尊重了女儿的选择。

这一年，于外，中国作为协约战胜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于内，的爆发大规模地引爆了国人的爱国热血。而他们，也在这一年结为连理，发誓“同生死、共患难”。

婚后，他赴美留学，而她心甘情愿背井离乡相伴他左右。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她没有工作，他本来是有助学金的，可是留学生总管拿着这笔钱去炒股，投资失败，自杀了。两个人就这样突然间失去了全部的生活来源，生活一度极其困顿。无奈之下，她决定外出打工，自幼家境优越的她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有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她便把陪嫁的首饰拿去卖掉，贴补家用。

直到此时，他的心才在感动与庆幸中完全属于她。有一天，他拿出两人的结婚证对她说：“结婚证只有离婚时才用得上!”说着便真的点燃一根火柴，烧掉了结婚证。火光映照在她泛着泪花的眼眸中，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心，终于真正属于她了。

后来，他在美国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华人作家，版税可以拿到很高，生活也越来越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任何风流韵事传出。不是没有机会，只是眼前的女人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他没有理由辜负她。

在婚姻的相处之道上，他也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毕竟好的爱情是天给的，好的婚姻却需要用心经营。他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如果她在生气，无论多压抑，他都先保持沉默，等她气过了，再转过头分析刚才矛盾的症结。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

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

有一次，友人问他“如何做个好丈夫?”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根据这个理论，他观察出太太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此时的他们已共同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却依然恩爱如初。而他对于做好丈夫的秘诀，似乎也最有发言权。

1969年，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这对世纪夫妇简单而温馨地庆祝了他们50年的金婚典礼i他说她属于接纳万物、造福人类的“水”，而自己却是凿穿万物的“金”，“水”与“金”的婚姻，一定会美满。晚年时，他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也有了更透彻的参悟，他认为婚姻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产生的幸福感，是可以使得幸福与日俱增的。

这段话，也溢满了他自身经验之谈的意味，有人间他们半个世纪“金玉良缘”的秘诀。老夫妇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他们相互之间尽量多地给予对方，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

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一生著作颇丰的林语堂，而她，就是他军功章上的另一半，与他半世纪相濡以沫的爱人廖翠凤。

1976年3月，林语堂逝世于香港，灵柩运回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同，廖翠凤仍与他终日厮守，直到她1987年去世。他们用一生的相偎相依，向世人道出了“金玉良缘”的婚姻经营箴言——“给”与“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