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希望在延安”

卡尔曼在延安的日子

1939年5月14日晚，延安军民齐聚北门外组织部大礼堂，正急切盼望着鲁迅艺术学院编排的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开始演出。突然，一个外国“大鼻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在当时，这里已有不少人接受过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博斯哈德等外国记者的采访，八路军军医院驻地也有柯棣华、安得华、巴斯华等印度医生，但是这位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还是给好奇的人群带来了一阵小小的纷乱。在众人嗡嗡的议论声中，外国人快步走到前排，很快找到了熟人。人们看到，跟外国人握手、拥抱并大声交谈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翻译部主任萧三。萧三用中文向周围的同志介绍，这位来自苏联的外国友人名叫罗曼·卡尔曼，职业是电影摄影师，从重庆来，今天刚到延安。

罗曼·卡尔曼，1906年11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拉扎尔·卡尔勒曼是一名作家，使用笔名拉扎尔·卡尔曼，由于同情布尔什维克，1920年死于白军监狱。带着苏维埃英雄之子的光环，小卡尔勒曼被安排进入工人大学，他将被培养成一名苏维埃政权的干部。但小卡尔勒曼有自己的心愿，他希望追随父亲的足迹，拿起父亲留下的相机，继承他用过的笔名。于是，一个名叫罗曼·卡尔曼的记者诞生了。1936年8月22日，罗曼·卡尔曼以《消息报》联络员的身份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他在炮火中拍摄的影片《关于西班牙事件》被送到莫斯科放映，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937年8月，卡尔曼被召回莫斯科，由于他在西班牙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为他颁发了一枚列宁勋章。

1938年9月，罗曼·卡尔曼再次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投入到战争前线，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中国。他的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长度达1万多米。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坚持拍摄到10月25日。他拍摄了战时武汉的景象，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接着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以及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在广西他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小演员的抗日戏剧活动。在广州他拍摄了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2月，卡尔曼到达重庆，拍摄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许多地方。1939年5月，卡尔曼突破封锁到达延安，拍摄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包括同志一天的活动。回国后，罗曼·卡尔曼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苏联人民及世界人民。他还根据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他写道：“这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而书的扉页上则清晰地注明：“作者谨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

罗曼·卡尔曼与萧三神交已久。萧三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同学。他和哥哥萧瑜以及、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随后回国参加革命。1930年萧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驻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发言。在苏联期间他写了不少诗歌，宣传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在苏联有一定的知名度。萧三1939年春刚刚从苏联回国，所以卡尔曼一见到萧三就急切地说：“埃弥萧，原来你在这里。本想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一定要认识认识你，谁知道今天在这里见面了。”卡尔曼还由衷地向萧三感叹：“来中国八个月了，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活都可以说啦。”

在愉快而热烈的交谈中，话剧不知不觉开演了。人们静下心来欣赏“鲁艺”学员们的演出，萧三则不时用俄语向卡尔曼介绍着剧情。因为两人晚上各自另有安排，看完话剧第二幕，他们提前退场走出了礼堂。卡尔曼先将萧三送到了延安北门外的“鲁艺”院部，再返回南门外的边区政府交际科（1940年改称交际处）。两人相约第二天在“鲁艺”见面。

5月17日，萧三在“鲁艺”请卡尔曼吃午饭，并向他介绍吕骥、沙可夫等同志。这天，卡尔曼拍摄了“鲁艺”举办的展览会、“鲁艺”学员开荒生产以及学校周边的树林、文庙等自然景观。5月21日是星期天，当天下午1时《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在北门外王家坪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欢迎卡尔曼，萧三作为翻译陪同卡尔曼参加会议，会后又陪着他参观了风景秀丽的枣园。第二天下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宴请卡尔曼。这是一次别致的宴会。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招待卡尔曼的食品来自抗大合作社，而抗大合作社里的各种食品、用品则大部分是学员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卡尔曼亲身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的成效。

在那几天里，卡尔曼去了延安城周边很多地方。他曾经渡过延河去桥儿沟参加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在清凉山拜访《解放日报》社，到远离延安约40里的拐茆参观八路军军医院。另一次较远的参观、拍摄活动，是去离延安约20里的安塞托儿所，由于逗留时间较长，当天夜里他就住在当地。通过这些参观访问，卡尔曼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影片素材。

5月25日晚上9时，卡尔曼前往杨家岭拜访同志。在此之前，正如卡尔曼发表于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8月28日《新华日报》翻译转载的《会见记》一文中所提到的，虽然他到延安的初期还没能见到，但是在他参观过的所有地方，“在大学，在学校，儿童保育院，在每一个场所，都能感觉到这个天才的组织者的精神”。这场在简陋窑洞中的深入谈话直到午夜12时才结束。向卡尔曼全面、精辟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第二天，正逢“抗大”三队请讲关于战略战术的军事辩证法，卡尔曼得知这一消息赶忙去了会场。虽然报告仅有短短约一小时，却给卡尔曼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的演讲充满了明了的例子，大众的言语，格言成语，常常引起全体听众的哈哈大笑，在他的听众笑过之后，他自己才开始微笑。”作完报告后，卡尔曼清他站在一个大土台上向群众讲话，并把这一场景拍成影片。在离开延安前的一天，卡尔曼再次特意到杨家岭拍摄了一天的活动。他不仅记录了看文件、写文章等工作情形，以及工作之余的散步、休息情形，还拍摄了与农民交谈以及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检阅队伍的情形。这些珍贵的电影文献资料，其中很多场景成为经典，被广为流传。

1939年6月3日，罗曼·卡尔曼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启程前往西安，临行前又拍了许多照片。在短短20天的时日里，他拍摄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卡尔曼十分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74年后的今天，罗曼·卡尔曼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2013年6月9日，“红星照耀中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中的3段珍贵视频十分引人瞩目，其中的一段，正是罗曼·卡尔曼所拍摄的，反映延安军民生产、生活的《中国在战斗》节选。

第一位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外国记者——汉斯·希伯

“他是一名记者，却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他是一名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为支持中周人民抗日战争，以各种方式进行战斗的外国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同法西斯强盗战斗而死的欧洲人，他是第一个。”这是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对美国记者汉斯·希伯的评价。他就是美国记者汉斯·希伯。比起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希伯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显得有些陌生。但是当你了解他的事迹，知道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一切，你或许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名字了。

谈起汉斯·希伯这个名字，还有一段小插曲。1938年，希伯在上海结识了时任新四军卫生部长的沈其震，汉斯·希伯的名字就是沈其震帮他取的。沈其震后来回忆说：“他的波兰文姓CRZYB，很不好念。我按他的发音起名为希伯。我告诉他‘希’是希望的意思，‘伯’是中国人给大儿子起名时常用的字。我是长子，我原来的名字就有‘伯’字，现在我不用这个名字了，我把它送给你。他听后挺高兴。”

1938年春，希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和协助下到了延安，受到r的亲切接见。希伯向淡了他对斯诺《西行漫记》的看法，觉得书中的有些观点是非马列主义的。听了希伯的陈述后，对希伯说：“斯诺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对他要求太高，你不应随便批评他。”还向希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事后，希伯回忆起这次谈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从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

1939年2～3月间，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记者贝尔登等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在那里，他见到了叶挺、项英、等领导人，听到了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1941年1月，军队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闻讯义愤填膺，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和《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等文章，揭露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5月，当希伯得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便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由上海乘船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他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及粟裕等。希伯说：“国际人士知道，新四军、八路军已为中国写下最光辉的抗战史迹；倘是中国没有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抗战和中国光荣的独立运动史”，“我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在自由的世界里，站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在苏北期间，希伯始终被无处不在的抗日热情所感染、所激动，他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陆续发往国外，向全世界如实地报道新四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的感人事迹。他在《重访新四军根据地》—文中感慨“没有另一支军队像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称赞和热爱”。

为了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根据地的抗战情况，9月中旬希伯从苏北新四军地区来到山东进行采访。在欢迎会上，希伯激动地说：“这次到山东敌后来，是我平生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力量掩护下，我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区内，来往自如的旅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谁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就必须亲自到中国的敌后来。”在山东敌后鲁南抗日根据地，希伯每天都进行繁忙的采访工作。他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疲倦的人，每到驻地以后，人们经常看到他点着小油灯，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打字机的声音一直响到天明。11月，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军民开展了强大的“反扫荡”。为了保证希伯的安全，军政领导人劝希伯南返，但希伯说“余为遵照战斗而来，今战斗竟踵余而至，正乃直接考察与体验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苦斗之良机，何可错过！”在战斗的间隙，希伯随时执笔为文，他的文章鼓舞了军民的战斗士气，他与军民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为大家所钦佩。

11月29日晚，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附近与敌人遭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希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44岁。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希伯弹痕累累的遗体。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从192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到1941年在山东大青山英勇牺牲，十六年间，汉斯·希伯为中国革命而奔走呼号，亲自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八路军、新四军的革命根据地——延安、皖南、苏北、山东等地参观、采访，真实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群众、团结抗战的英勇事迹。他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为其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卡尔逊

在众多到访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友人中，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上校是第一位考察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人。作为一名军事观察家，卡尔逊的考察视角与其他记者有着怎样的不同？他在中国又有哪些独特的体验？

1937年，卡尔逊第三次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炮击闸北一带。当卡尔逊乘坐的麦金利总统号客轮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时，他看到“黄浦江边的每艘战舰尾部都挂着一面日本太阳旗”。“两队轻型轰炸机轰隆隆地飞过头顶，机翼下也带着红色的太阳标记”。作为一名军人，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上海已经打起来了”。卡尔逊此行原本是打算到北平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语言的，然而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初衷。他说：“命运之手干预了我的事业。”卡尔逊转而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职，他决定“作为美国海军的官方观察员，在中围内地跟随中国军队徒步旅行，亲眼看看中国是怎样保卫其独立的”。

一天在战壕里采访时，一位战士用流利的英语向卡尔逊打招呼。在得知这名战士毕业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后，卡尔逊十分震惊。他知道中国有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他明白中国人瞧不起当兵的，他也从没听说中国士兵中有大学毕业生。好奇的卡尔逊继续询问：“军队里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吗？”“是有很多。我们的人民正逐步觉醒，如果要国家生存，所有的人都应该把个人的抱负放在次要地位，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这段简单质朴的对话让卡尔逊感受到，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唤起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被两方人视为停滞、孱弱和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焕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虽遭沦陷，但卡尔逊在上海抗战前线的考察，使他坚信“席卷这个国家的团结和民族主义的强有力的精神，能转变成令人生畏的抵抗方式”。而此前，在北方的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这让卡尔逊感到兴奋，“我决定看看怎样才能到北方亲自去考察八路军的方法和理论”。

1937年12月5日，卡尔逊来到山西省洪洞县附近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亲自到院子门口迎接他。“八路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我希望与八路军官兵一起生活、一起行军、一起战斗，我要了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带兵打仗的，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士兵凝聚在一起的。”刚见面，卡尔逊一口气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爽快地回答说：“那好，你可以接触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你可以向他们提出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你完全可以自由行动。”在八路军总部，卡尔逊与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参谋长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卡尔逊又冒着凛冽的寒风访问了一个又一个根据地，广泛地接触八路军官兵和老百姓。经过这次考察，卡尔逊认为：“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就是答案。”

1938年5月，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尔逊来到延安。5日夜里，在窑洞里会见了卡尔逊，他向卡尔逊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他指出：“中国像一个能装一加仑水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抵抗到底，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通过这次交谈，卡尔逊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住延安的半个多月时间，卡尔逊还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参观了机关、学校和村庄，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广泛的接触中，卡尔逊发现，延安军民同仇敌忾，老百姓支援前线的热情极高，中共领导人廉洁、勤奋、一丝不苟，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从而得出结论——中同抗战的希望在延安。

考察结束后，卡尔逊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发表了多篇报道八路军的文章，卡尔逊因此受到海军部的警告。他希望能白南地宣讲他在中国的经历和看法，但如果在海军陆战队继续呆下去，他就必须缄口，而他“还没讲完事情的一半”，于是他选择了辞职。1938年12月底，脱下军装的卡尔逊回到旧金山。他不倦地进行写作，并于1940年出版了他根据对中同抗战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中国的双星》，在书中卡尔逊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卡尔逊重返海军陆战队，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卡尔逊组建了海军陆战队突击营这样一种独特组织，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作战经验，采用八路军的民主管理方式，注意用道德来培养和教育士兵，很快取得了成效1942年8月，卡尔逊率领这支军队成功地攻占了日军海上补给站——马金岛，取得了美日歼战以来美军的第一次胜利。卡尔逊的行动不仅让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反击日军建立了功勋，也使八路军的军事思想作风和游击战术传遍全世界。这或许是卡尔逊作为军人与其他记者的报道最明显的区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