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西方尚武思想对武术影响的研究

时间:2022-06-17 01:15:49

清末民初中西方尚武思想对武术影响的研究

【摘要】清末民初国外体育思想涌入中国,名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崛起和振兴,以域外尚武勇敢为典型,借鉴他人的发展经验,赋予武术训练民众体格与精神心灵,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关键词】清末民初;武术;铁血主义;武士道

前言

清末民初的中国盛行柔弱之文化,不倡尚武和不重体力而导致弱民,进而引致在近代挨打被侵。一批思想家和改革者把目光转向外域,目的在于借鉴他人的发展经验,达到本民族的“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愿望。同样,社会舆论也纷纷顺应当时形势需要,发表于1907年《东方杂志》第八期刊文《论中国社会之缺点》这样写道“德人以铁血为主义,故其兵力于大陆称雄。日人以武士道大和魂为国粹,故其国崛起于太平洋,为东方之一等强国也”。

1.中西方尚武思想形成与发展

1.1 德国之铁血主义

19世纪中叶,德国因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迫切统一国家,结束封建城邦割据。作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冲破层层阻力和重重的障碍,在宪法和议会面前,他强烈地主张,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同反对者进行战争的道路来实现。他要求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在1871年,通过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当然,从历史的进步性方面看,用武力统 一德国的“铁血政策”,是实现德国统一的强有力的手段,也是基本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作为普鲁士容克家族一员的奥托·冯·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作为完成德国民族统一大业的有力手段更多的是源于其身上流着普鲁士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从进步面理解普鲁士的尚武精神,例如荣誉、忠诚、服从、勇敢或者勤勉、节俭、守时、清廉等要素在不同历史时代或阶段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1.2 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武士道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起源于日本的中世纪对领主或藩主的绝对忠诚。此时的《地陶闻书》就是描述武士道思想的重要著作,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道”。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武士要学习许多东西,首先必须练习击剑和柔道,同时还要学会忍耐和冒险,忍受种种困苦。此外,武士道还代表着对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的崇尚。这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

1868年,日本维新变革开始,面对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日本文化传统立场的民族主义者,通过阐释并弘扬日本优秀的独特性来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有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主性。在《日本人》第11期上发表的《吾辈同志所奉行之主义》中讲到:“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就难免受到他国的轻侮,不能维持其国体。因此,如欲成为特立独行而无愧天地之人,就需要涵养自身生而俱来的特别能力,发挥其创造能力,不以模仿他人,拾人牙慧为满足。”从欧化时期到民族化时期,武士道精神作为其特有的长处为维护“国体”、自尊自重提供了重要精神元素。

2.清末民初武术的发展与进步

2.1 国人宣扬域外尚武范例

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论尚武》中曾运用大量文字详述从古代斯巴达到近代德、日等国的发达演进史,揭示尚武与立国的重要关系,以此告诫国人要重新振作,积极从事尚武的活动,强国要先从强身做起,拯救民族应先尚武。疾呼国人不应再这样麻木不仁,受封建思想的定势影响,应如德国的“俾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曰讨国人而训之,划涤其涣漫蓊糜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蔡锷等人也述评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重视国人体力,开展体育活动,并给与极大赞赏,认为面对当前国内紧迫形势和国人轻武之习,应积极宣扬尚武精神。此外,当时的报刊杂志也纷纷介绍英国、德国和日本崇尚武力以强国富民,用以增强尚武意识。据《日本宏文学院沿革》记载,到20世纪初,留日学生增加,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以激增至八千到一万之间,1906年则是达到了高峰,人数达到二万人次。所以,在军国民教育初期,各因素交错下国内掀起留日热潮。

2.2 中西结合下的武术产物----《中华新武术》

在西方体育的简单化、科学化、娱乐化的影响下,传统武术出现部分改良,以马良所创造的“新武术”以及徐一冰所倡导的学校武术在南京、重庆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内容、比赛项目等都可以找到西方体育的影子。武术体育化发端于此时期,从“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精武体育会”的相继更名,在某种程度上,武术正逐渐吸纳西方体育思想。改良后的现代武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与西方兵操为效仿对象的运动,是中西文化融通的产物。

2.3社会舆论对“尚武”的思想升级

在名人志士倡导“尚武”精神的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给予积极响应。在体育和国术类期刊中,论述国术、囯技,重振中华武术的文章比比皆是,挖掘武术新的生命意义,成为武术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当时各体育刊物对武术的言论可以说涉及各个方面,涵盖面广泛,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武术在此时期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如《体育月刊》、《精武丛报》、《求是月刊》和《精武创刊号》等,其中有许多言论和文章从揭示现有中国的柔弱文明和被动境况为基础,积极提出以国术作为吾人立身立家立国的基本,并将国术同民族之精神紧密相联系。其中在《体育月刊》中的一篇《国术将来所负之希望》认为用武术的无形力量可以使国人纠正奢侈、懦弱、懒惰和自私等陋习。国术救国不仅仅是因为其能锻炼人之体魄,成就攻防技击的能力,更重的是拯救国人的封建陋习,激励习者的意志,保家卫国。在《提倡国术武德与武技并重》一文中还刻意提到武德的重要性,文中讲到国术二字虽以专门之武技,而冠以国字,但国术一名词,“实包含武德以武技也明矣,若无武德之修持作基础,则武技愈精愈足以危害国家社会及人类,能修武德,而不锻炼武技”。

在这个脑力体力相维系的民族盛衰抉择之时,提倡国术,其第一要义在于促进全民之健康。而欲全民之体格健康,势非使国术普遍化。国人认为只有不管老幼,不分男女,一致起来,继续不断的晨夕练习,方足以健全国人之身体,一雪东亚病夫之诮,发扬民族之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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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良,《中华新武术·发起总说》, 商务印书馆,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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