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回归“乡土中国”的叙事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也建立了丰厚的乡土文明，产生了系列的建立在乡土基础上历法、人伦关系甚至精英文化。正因为如此，费孝通把传统中国叫做乡土中国。进入到二十世纪，叙述乡村的文学作品渐渐成为文学重要的母题。乡土中国的叙事也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叙事在中国已经日渐成为中国小说叙事的最重要的叙事范式。总体看来，近百年的乡土叙事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文化叙事类型，三是以赵树理为代表革命叙事类型。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三种乡土叙事其实是遮蔽了乡土中国。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叙事以启蒙的现代视野，批判、审视中国乡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乡土，成为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桎梏。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是以现代文明的拯救对象出现的。然而，在他的笔下，乡土是被现代文明过滤的乡土，也绝不是传统中国乡土的本真形象。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叙事，被现代革命所肢解与图解，传统乡土渐渐被遮蔽。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所代表的乡土叙事，其根本核心是以现代化的眼光来透视乡土，传统乡土在他们的笔下，是被扭曲的形象。新时期乡土叙事仍然延续着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的乡土叙事传统，乡土中国的形象仍然在被遮蔽。1990年代《白鹿原》的问世，扭转了乡土叙事的流向。《白鹿原》以塑造具有乡土中国儒家文化象征的朱先生、白嘉轩，以及儒家文化的物化的祠堂等，象征了乡土中国不同于革命叙事的乡土状貌。此后《马桥词典》《上塘书》《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对于乡土中国的叙事日渐成熟，也从此开辟了乡土中国叙事的崭新叙事类型。

郭文斌新近出版的《农历》延续《白鹿原》所开辟的乡土中国叙事模式，着力叙述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乡土世界。和《白鹿原》等不同的是，《农历》还给乡土中国叙事模式注入了新的基质。

中国传统社会在历法上有着和西方社会不一样。西方历法普遍采用的是太阳历。太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中国的历法与纪年采用阴阳干支三合历；上古时期，根据不同的农业牧业生产情况需要，分别产生过太阳历法和太阴历法。农历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太阳直射点的周年运动）的变化特征农历作为中国传统历法，反应传统中国人以农业畜牧业的需要为根据来制定历法。这种历法反应了中国人对于农业文明的推重。根据一年中的自然现象与农事季节特征，农历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节气不仅是农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中国传统节日的主要依据。传统节日与节气。中国自从清朝末期，为了跟上西方现代化的脚步，中国废除了农历，而改用和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阳历即公历的历法。从此，农历遁入民间。《农历》从小说的标题来看，就是一部和中国传统历法有关的一部小说。事实上，小说也是以农历记时为叙述顺序的一部作品。小说采用分节的方式，一次采用的标题是元宵、干节、龙节、清明、小满、端午、七巧、中元、中秋、重阳、寒节、冬至、腊八、大年、上九和附录望。《农历》以中国传统历法为叙事中心，找到了回归传统乡土中国的叙事利器，也从根本上找到了回归乡土中国的叙事路径。

乡土中国的时间标示是农历，但是，历法毕竟不是乡土中国的全部，还有和历法相关的文化观念。正因为如此，《农历》并没有停留在农历的历法的表述上。而是从中国传统历法的内在精神入手，写出了对农历这种历法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农历》是一部传统文化的赞歌。小说叙事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引用。小说大量地引用，甚至是大段大段地引用传统文化经典，像孔子、老子的经典著作、《朱子家训》和《孝经》《心经》等。在阅读过程中，的确觉得作者有点掉书袋子的感觉。然而在看过郭文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时，心中忧虑就释怀了。因为在郭文斌看来，这就是小时候生活场景的再现。在他还是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大段地朗诵传统文化经典。其实，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引用不仅是对于郭文斌小时候真是场景的再现，也是对于“过去”岁月的回望与探求。和农历一起失落的不仅有是一种历法，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农历》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唤醒，其实也是对于失落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寻找。为了烘托传统文化分为，《农历》还大量插入民谣、古诗、对联、议程词和一些剧本。《农历》引用的传统文化经典、古诗等，都属于历史传统文化。这样打规模的从历史的文化记载中寻找表现资源，有着郭文斌自己的考量。他在《寻找安详》中曾这样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要想保持和坚守就得向回走，因为只有向回走才能把‘根’留住。”。

重回传统，留住根，寻找安详，是《农历》的根本目的。为此，《农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诗意安详的生活图景。《农历》以农历节日为切入点，描绘了一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神之间和谐、安详的生活图景。《农历》以五月、六月的视角，描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景象。传统中国的节日有很大程度的“事鬼神”的。《农历》中的节日描写很大程度上就是祭祀死去的先人。小说中的元宵、清明、送灯、寒节给先人做彩衣等，莫不如此。不仅如此，五月、六月一家不止仅祭祀自家的先祖，还给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乱人坟送灯、挂纸。他们敬畏不仅是自己的祖先，而是一切故人，体现了对于鬼神的敬畏之心。这可敬畏之心也表现在六月一家在端午节、七巧节等日子给敬神的仪式中。对节日里对于鬼神的祭祀，展示了中国传统乡村与神秘的鬼神世界之间力求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农历》还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关系。与现代社会，人征服自然、占有自然地贪欲相比较，《农历》中的六月一家对于自然抱有生命的尊重。在他们眼里，自然万物也是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五月、六月认识到，动物有生命，也认识到即使是树木也有生命。干节，五月、六月外出打干。他们意识到，树木和动物一样也有生命，因此，只能打干树枝，而不能折活的树枝。因为，活树枝生命尚在，而干树枝是死去的。正是对于自然生命的尊重，在八月十五下梨子时，六月决定把最后一只梨子留给梨树。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是《农历》书写的重点。五月、六月一家，父慈子孝，家庭关系融洽。父亲、母亲以自己的实际言行，表现出了对于子女的喜爱，并以实际行动熏陶子女的言行。他们还和外嫁女儿、成家单过的儿子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家人和和睦睦，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一家和乡亲之间也有着非常融洽的关系。中秋节，梨子成熟，五月、六月家梨子丰收。六月爹决定把梨子送给邻居家享用。六月爹认为，虽然梨树是长在自家院子里，但是，阳光、雨露、土壤缺不是自己家独有的。透视，他也认为，只有共同分享，才能快乐。六月爹安排五月、六月一家一家地送梨。姐弟俩一家一家地送完满满一袋鲜梨后发现，自己的收获却比先前还要丰富。不仅是各家各户回赠了各种糕点果实。更重要的事，姐弟俩感觉到回赠的礼物中，出了各种实物外，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人情和乡情的收获。分梨、送梨、回赠，流动的不只是实物，还有浓浓的人间情，充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

寻找失落的传统乡土以反思现代性，是19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叙事类型。不过，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农历》从传统社会所采用的历法入手，独辟新径，找到了重返传统乡土社会的独特方式。更重要的是，《农历》还为我们塑造了传统社会天、地、人、神和谐共处的神话般的图景，把一个梦一般的文学世界留给我们，让我们在物质喧嚣、功利至上的社会里寻找到安详。因而，我们不得不认可《农历》重要价值。

周新民，评论家，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