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衣魔笛手:媒介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

为何媒介乐于制作和播出含有暴力的内容？这与媒介商业化进程有何关联？为何暴力内容会被受众喜闻乐见？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一些普遍的戾气，成为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欧洲有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讲的是“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的故事。普鲁士一个小镇鼠疫猖獗，于是小镇上的长者们贴出告示，寻找能解决鼠疫的人，许以重赏。一位来自远方、身穿花衣的吹笛者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吹奏起有魔力的笛子，将鼠群引出小镇，掉进河流淹死。然而，镇子居民拒绝履行承诺付给重赏。被惹怒的花衣吹笛人再次吹响了笛子，这次跟着他走的不是老鼠，而是小镇中所有的儿童。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者们曾经用这个故事来比喻电视等新兴大众媒介的魔力，他们担心，电视也会把儿童引向家长们不希望他们前往的方向。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电视的暴力内容。

一个异乎寻常的判例

在当代中国，电视等现代媒介中充斥着暴力内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单单观察一下晚间电视剧就能找到证据。战争剧、武侠剧、侦破剧从来就离不开暴力、死亡或犯罪等情节；即使是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也免不了要扇几个耳光。甚至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动画片也不能免于清白。

2013年最令国产动画片制作者关注的一个事件，是发生在江苏连云港的一起儿童伤害案。4月6日，某村三名儿童在树林里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情节玩起了“烤羊”的游戏，其中一名10岁儿童将另外两名儿童（分别为7岁和4岁的兄弟二人）绑在树上，并点燃地上的树叶，谁料火借风势，竟将该兄弟二人严重烧伤。兄弟俩的家长将这名10岁儿童的监护人告上法庭的同时，也对动画片的制作方提出诉讼。12月18日，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宣判，判决被告儿童的监护人赔偿原告损失261682.63元的60%即157009.58元；被告《喜羊羊与灰太狼》制片方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损失的15%即39252.39元。（南方周末网站，2013年12月18日）

之所以说这个判例异乎寻常，是因为虽然媒介暴力引发的担忧乃至声讨很多，但真正遭遇司法判决的并不多见。以下仅举数例，均为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影响力较大的涉及青少年犯罪与媒介暴力内容影响的相关事件。

1993年，英国利物浦一个名叫詹姆斯·巴尔杰的3岁男童在一家购物中心与母亲失散后失踪，后来发现被两名10岁男孩杀死并弃尸。警方调查中发现，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曾租借《儿童游戏3》等涉及儿童暴力的电影，有小报据此报道认为该电影应为青少年犯罪负责。但警方否认有证据证明电影启发了这起犯罪。

1997年，日本上映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快递高手》，据称该剧引发了青少年携带蝴蝶刀的时尚。后来一名学生用蝴蝶刀刺死自己的老师，导致该剧备受争议。2000年，深作欣二的电影《大逃杀》首映时引发青少年排队，而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町村信孝则呼吁影院不要上映这部充满青少年暴力的影片。

2005年，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名青年在玩了几个月的《侠盗飞车》游戏后，去街头盗车被警察逮捕，他在警局夺取枪支并射杀了两名警员和一名工作人员。2008年泰国一个十余岁的少年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后供认自己想知道“在现实中犯罪是不是就像《侠盗飞车》中那么容易”。这个游戏也是在世界各国遭受抨击最激烈的电脑游戏之一。

可以说，在以上事件中，包括电影、动画片、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等媒介中的暴力内容都曾被指为罪魁祸首（或重要影响因素），但很少有媒介制作者因此获罪。这是因为，媒介暴力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而是存在复杂的影响链条。一个基本的逻辑是：观看同一则媒介暴力内容的受众成千上万，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因此模仿而成为罪犯。

宣泄、模仿还是脱敏

关于媒介暴力与青少年行为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假说，美国学者格伦·斯帕克斯和谢里·斯帕克斯列举了宣泄说、社会学习说、预示说、唤起说、脱敏说、涵化与恐惧说等多种理论假说。形形的理论可以分为三类：模仿与唤起说（imitation/arousal）、宣泄与净化说（catharsis）以及脱敏说（desensitization）。

模仿与唤起说，指的是电视暴力会引发人的模仿行为，使其在生活中使用暴力。这种假说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来习得自己的态度与行为。大众媒介可能是社会学习的重要渠道，而当电视暴力的施动者没有遭到惩罚反而获得奖赏时，它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模仿效果。

宣泄与净化说则相反，认为电视等媒介中的暴力有可能造成一种良性的效果，即人们通过观看虚构的暴力内容，宣泄了内心的不良情绪，反而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侵犯行为。

脱敏说强调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效果。暴力内容可能不会引发立即的模仿行为，也可能不会只是简单宣泄人们的焦虑心理。实际上，观看大量的暴力内容可能让人们对暴力日益迟钝，不再“谈虎色变”，这是否可能助长或纵容暴力行为？

到底哪一种假说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学者们采取了各种研究来进行验证。几乎每一个假说都得到了某些实验研究或社会调查的支持。例如，费什巴赫和辛格的教养院研究（1971）就支持了宣泄说。然而，大部分实验证据都表明，观看暴力内容和增加侵犯行为之间，存在着正面相关，换言之，模仿说和脱敏说得到的支持更多。

关于电视暴力行为效果的实验研究，多半采用经典的“电击实验”作为侵犯行为的测量。美国学者沃尔特斯等人（1963）的实验就发现证据表明，看暴力电影的受试者比看非暴力电影的受试者更可能增加对他人实施电击的可能性。

实验室研究有两个问题。首先，这种效果可能是暂时的；其次，实验室是隔离的，受试者不必担心会因暴力行为受到惩罚。有的社会调查则将更长的时期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容纳进去。

1972年，美国医务总署组织了一次关于电视暴力效果的调查和报告。其中一项研究是由莱夫科维茨等人（1972）组织的。他们早在1959年就对一些9岁儿童的电视暴力观看做了研究，在1969年又进行了追踪调查，通过交叉时滞分析发现，与其说儿童可能由于天生具有侵犯倾向所以喜欢看电视暴力，不如说看电视暴力增加了其侵犯倾向。总之，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喜欢看电视暴力，那父母就要担心他/她在19岁的时候可能有暴力侵犯行为。

美国医务总署报告如是说：“在看电视暴力和侵犯行为之间存在着初步的以及暂时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只在某些儿童，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儿童身上起作用；这种因果关系只在某些环境下才起作用。”这份报告措辞谨慎，其结论偏向于“适度”效果。

1982年，美国全国精神健康研究所也了一份研究报告，对十年前的医务总署报告进行了更新，其结论是这样的：“电视上的暴力确实导致了看这些节目的少年儿童的侵犯行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会变得有侵犯倾向；但是，在电视暴力与侵犯行为之间存在着积极相关。”

即便如此，学术研究和社会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基本的断裂。学者们下结论较为谨慎，司法机构更是不愿意直接在观看媒介暴力与模仿暴力行为之间画等号；但社会大众普遍存在对媒介暴力内容的担忧。一个解释是“道德恐慌”，如胡泳（2011）曾指出：“把道德失范同某些媒介内容联系起来，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媒体在道德恐慌中占据重要位置，常常成为道德义愤的发起者，有时它们有意展开道德运动和斗争，但很多时候，即便媒体简单地报道事实，也可能引发关切、焦虑和恐慌。但更有意思的是，媒体自身，特别是新兴媒体，亦常常被视为可以引发道德恐慌的东西。”另一个解释则是“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美国学者戴维森（W. P. Davison，1983）提出了这一观点，指出人们总是倾向于夸大大众媒介对其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人们就越可能做出这种评价。

走向媒介规制

既然人们担忧媒介暴力内容可能对青少年与儿童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对相关内容进行规制的呼声也就不绝于耳。即以中国而言，“限娱令”等政策背后就多少有这种担忧的存在，而电影、电视的“分级制”也获得了不少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吁请。即使政策出台较为谨慎，媒介也可能开展自我审查和自我约束。

据报道，2013年10月，央视动画责任有限公司等10家动画片制作机构和央视少儿频道等10家动画片播出机构联合发出“绿色动画”的倡议，号召全行业承诺不制作不播出含有暴力、低俗、危险情节、不文明语言的动画片。另据《南方都市报》2013年11月27日报道，《喜羊羊与灰太狼》已经作出修改，在新一季的动画片里，喜羊羊即使被灰太狼抓住丢进锅里，锅的下面也不会有火。

媒介的自我约束与政府规制的逐步加强，或许多少可以减轻具有“魔力”的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但是，更系统的社会工程应该浮上水面。为何媒介乐于制作和播出含有暴力的内容？这与媒介商业化进程有何关联？为何暴力内容会被受众喜闻乐见？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一些普遍的戾气，成为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单就青少年而言，其教育如何调整和修正？这些社会工作更加基础，也更加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胡泳：《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青年记者》，2011年12月上

②【美】洛厄里、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美】塞弗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美】斯帕克斯等：《媒介暴力的影响》，见布莱恩特、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⑤《男童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烧伤同伴 动画公司被判担责15%》，南方周末网站，2013年12月18日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