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个洋人版改革方案的夭折

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了“洋务运动”“公车上书”“”等历史大事记。但你是否知道，在晚清，还曾有一次由一位洋人操刀的呼吁朝廷进行改革的上书？

这位洋人便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英国人赫德。

“咱们的赫德”

1863年的平安夜。这一天，尚未到而立之年的北爱尔兰人赫德在向上帝感恩之余，于日记里写道：“我的生活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29岁不到，就成为机构首脑，这个机构在中国这个排他性的土地上，向世界各国征收近300万税款，它的地位既易招致毁谤中伤，却也可以用于促进公共福祉。”要知道，就在1854年来华时，赫德还仅仅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广州英国领事馆的小翻译。然而他用不足九年光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登上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他不仅顺利进入清政府高层，且被恭亲王等人唤作“咱们的赫德”，成为达官贵人们颇为信任、引为知己的洋朋友。能这样火箭般地上升，赫德必有其过人之处。

赫德明白，要打开进入清政府的渠道，至关重要的便是理解甚至深谙中国的文化习惯及民族感情。经过适应与观察，他逐渐学会了中国人圆通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用心结友，从不树敌，时时注意谦逊谨慎，既不去触犯“天意”，也不会得罪“官爷”和“土豪”。他甚至领悟到“中国的官员就像中国赶大车的人”，“如果这条路不通，没有关系，走另一条路”！ 按此思路，他终于练就了一套“迂回”式曲折前行的看家本领，无怪乎连恭王都评价他“为人谨慎圆通，又富经验”。而恰恰是这张高鼻梁、蓝眼睛的典型洋面孔，却散发出独特的中国气质，令总理衙门各位重臣都舍不得让其离开左右，为了便于随时咨询。

当然，赫德也明白，即使恭王等人再怎么青睐他，但“咱们的赫德”毕竟终归是“英国人的赫德”。“天朝”所给予他的，更多的只是能够施展政治影响力的“客卿”地位。何况，他肩负着为英帝国谋取最大在华利益的使命。一言以蔽之，赫德堪称晚清真人版的“一仆二主”。面对中英矛盾与纠纷，他总是巧妙周旋，试图把“两片布”按照他“认为稳妥的方式拼在一起，并把它们缝起来”。他毫无疑问是英国人，一切为国家利益为先；他又是名“中国人”，甚至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

晚清以精通洋务、追慕欧美闻名的湘人郭嵩焘曾与赫德有过一段值得玩味的对话。郭问赫氏：“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这就是他矛盾的一生中始终实践的“骑马理论”。不过，刚进京任职、踌躇满志的赫氏，眼瞅紫禁城近在咫尺，却不想“骑马”，而打算凭自己的能力影响洋务新政的改革进程。于是乎，1865年便成为赫德人生中注定躁动亢奋的一年。

“客卿“上书

甫入总理衙门本部，赫德便迫不及待地频频于高层间走动，不断试探他们口风。很快，赫德便做出这样的判断，“除履行自己支领薪俸的职责外，还应看到这个国家从外烂到内，应将中国的拯救和重生作为目标，以这样的精神去工作”。

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官员也希望赫德对中国新政施加影响。8月7日，公使卜鲁斯爵士致信赫氏，“他敦促‘自强’，并说如果有人将中国事情的真实情况向公众提供，将很不错”。

故而赫德接下要做的事情，便是起草一份能够真正打动清廷官员的改革方案。其后几个月，赫氏进入酝酿、撰写阶段。期间任职于总理衙门的高官董恂对赫氏写作影响颇大。董氏历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官至户部尚书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平日行事不拘小节。也恰恰因此种略显怪异而非循规蹈矩的秉性，使得董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与赫德走得甚近，他也是赫氏中国改革计划的忠实倾听者与建议者。10月11日那天，赫德专程到衙门向宝]、董恂讲述其近日写作的方案。

两天后，董特意登门造访，并希望一睹改革计划草稿。赫氏欣然应允，请其指教，方案“似乎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它会触犯一些人，而且会引起怀疑；但是他劝我尽管如此，还是将它交上去”。另外董还告诉赫德，其实早在他之前，冯桂芬已经提出过非常近似的改革建议。由此可大致判断，至少在总理衙门内部，恭王、文祥、董恂等人其实对于朝野内外的改革理论十分留意，只是碍于体制局限与势力掣肘，未敢公开表态。而借外人之口，讲出心中之意，似再好不过。于是赫德便成为锁定之对象。

几天后，赫德将写好的改革方案上交。10月底，总理衙门便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总理衙门将改革方案退还赫德，命其在表述尚不清晰之处详做修改。因为恭王等人打算将这份方案“送给外面的人――亦即督抚等等，以便得到他们的启发和批评――目的在于让局外人了解总理衙门肩负重任，只要它不退缩，他们就不会横加干涉，增加它的工作难度”。

清廷高层的持续关注如同注入一支兴奋剂般令赫氏备受鼓舞，“我认为我的时间并不虚度，因为我开始看到我过去几年来所说所写的事正取得成效，大人物迟钝的脑筋正开始苏醒……我的确认为我们正处在中国变革的前夜。”

很明显，此时的赫德，异常盼望自己的改革方案犹如巨石掷入死水之中，溅起阵阵浪花，泛出层层涟漪。

督抚回应

11月6日，赫德正式向清廷呈交长达4000多字的改革计划书，题为《局外旁观论》。开篇，他便以旁观者自居，声称“庐山真面，惟在山外者得见其全，旁观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正是不在山中，赫德自认能洞察中国政情衰颓之因，无非两方面，“一曰内情，一曰外情”。具体来说，所谓内情，包括律例因循、制度虚设、营私普遍、贪腐泛滥、军事疲敝、士人无识、胥吏弄权、横生等方面，一言以蔽之，“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内情堪忧，遂致政府对外颟顸无知，“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最终引发一系列冲突，故外情亦不明朗，主要集中在“边界”“传教”和“贸易”问题上。

那如何改善内情，理顺外情？赫德给出了一揽子方案。其核心精神，无非清廷当整饬内政，严格按条约办事；主动派使臣出国，向西方学习，“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文末，赫德还不忘警告一句，“只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此句不免稍显突兀，而赫德文中对该问题未有探讨。估计其草稿当有如何改变清廷政治制度的内容，因问题敏感被总理衙门建议删掉。无巧不成书的是，不久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也递上一份改革方案《新义略论》，内容与赫德大同小异，不过措辞更加严厉。

拿到这两份“洋大人”的改革计划书，恭王不久奏请两宫下旨命沿海督抚及南北洋通商大臣认真研究，各抒己见。其实在发给各官员的廷寄中，总理衙门就两份方案已大致定了基调：虽说赫德、威妥玛二人或有不可告人之隐秘，但“该使臣所论，如中国文治、武备、财用等事之利弊，并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至于“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所以“此事关系中外情形甚重”，恭王希望各位督抚大臣“勿泥成见，知己知彼，保国保民，详慎筹划，不可稍涉疏略，是为至要！”

然而在督抚洋务体制下，并非个个督抚都给总理衙门面子。收到谕旨后，崇厚、官文、刘坤一、左宗棠、瑞麟、马新贻六位督抚先后上折发表看法，但仍有部分大臣始终未作出回应。细数这六位大吏的奏折，观点也颇有高下轩轾之别。其中不少督抚的认识依然保守。如官文直接将此两方案视为阴谋，瑞麟、马新贻的观点与之极为近似。即使热心于洋务的左宗棠，对此方案亦满是敌意与警惕。他斥责“此次威妥玛、赫德所递论议说帖，悖慢之辞，殊堪发指！”

六人之中，唯有崇厚的看法较为开明。崇氏认为派遣公使分驻各国亟待进行，“应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豫筹遣使之道”。对于涉外事务，崇氏指出必须杜绝地方官吏阳奉阴违、不守约法的行为，真正理解并遵行近代国际秩序。具有这等见识，崇厚在当时地府大吏中，实属不多见。

当然最具洞见的，还是郭嵩焘。就在是年五月，郭特意致函恭亲王，强调对付西方国家，“当因洋人之所利，顺其势而利导之”。而后虚心仿效，达到与之分利甚至使其无利可图的境地。但目下的情形却十分不妙。郭氏看来，其实“洋人之于中国，其初本无深患，由中国士大夫不明事要，以议论激成之，沿至于今。其患固已成矣，二三十年后，且不知所终”。为今之计，只有自强。而欲图自强，则须善于与洋人相处，“凡洋人所要求，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毅然拒之”。不过“可不可之间，其辨固已微矣，自非深识远见、周知天下之故，鲜不罔者”。所以这更需要掌权者坚定改革之决心，认清改革之路径，“推求一事之始终，博览天下之利病，知彼意之所必至，而豫为之防。度吾力之所可行，而先善其用”。这些决策皆“存乎王爷大人之神断，而非众多之议论所能参与者”。虽远在粤海，郭氏却窥透了恭王的心思。

恭王“借东风”

由督抚讨论情形可知，彼时地方大员持保守倾向的尚处大多数，况且鉴于赫德、威妥玛之英国背景，两份改革方案皆未被采纳。然其后二十年间，“洋大人”当初的建议居然次第实现了：造船厂遍布沿海，铁路逐渐铺开，电报已必不可少，清朝使节奔赴欧美。赫德欲图开启中国改革新航线的《局外旁观论》注定不会成功，不过里面所涉及的革新内容终将完成，毕竟这是未来中国改革所必经之途。此结局似可视为“赫德的理论遗产”。

细品赫德提交《局外旁观论》之始末，他欲借助总理衙门于幕后操控清廷政局大盘，殊不知他只是恭王改革力量手中的一枚棋子。赫德作为一位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具有深厚西方政治背景且洞悉清政府内情的外国“局内人”，可替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做所不敢做之事，发不敢发之言，上不敢上之条陈，起到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效果。

其实早在上呈改革方案前，赫德心中已萌生隐隐的预感：“我希望他们不会诡计多端，将我当成他们利用的工具。”他猜到了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可能承担的角色，却料不到恭王更深远的考虑：在改革大计中，要冲破制度的坚冰与成见的厚壁，所凭依的，未必一定是阳谋。

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摘编自2015年7月13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