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第7期

在我国行政区序列中，惟独京津两大直辖市比邻，由此也演绎了一段长达数百年的“双城记”。北京作为都城，从元大都算起，已有八百年历史；天津从名称由来算起，也有六百年历史。目前，陆地相连又同为中央直辖市的京津两市，在经济全球化下，如何正确定位，演绎出一部富有时代要求的“双城记”？这不仅京津两市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京津两市2500万常住人口需要考虑的问题。

北京的保守造就了天津的繁荣

在北京八百年的历史中，北京大部分时间只为“城”不为“市”，从明都迁到北京起，京城虽然也有一些商业活动，但也主要局限于为皇宫服务的王府井、西单、东单等几条商业街，至于南城虽然也有一些工商业活动，但也是从属于为皇宫服务。在中国变化最大的近代史上，北京却是当时唯一一座变化最小、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在整个近代历史上，北京较为著名的是药铺、饭庄及买卖古玩、绸缎等本土老字号及良家妇女避之不及的“胡同”；后来，虽然京城仿制西洋，也兴办了燕京、辅仁、清华、师范等高校，但在近代工业上，除了日本占领时期为掠夺资源建立的石景山制铁所、西山煤矿和零星的机车修理厂外，并无他物。因此，近代的京城依然是一座封建达官贵人聚集的消费城市。北京之所以没有像上海、天津等城市一样，在晚清、民国时期开始近代工业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北京作为保守派最顽固“堡垒”，为了维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总是对机器大工业等“舶来品”采取积极的抵制态度；另一方面，近代史上的京城是一些“政治小丑”频繁登台献艺的“舞台”，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京城官僚、军阀反而把各地搜刮来的财产投到了外地，以便不至于在政治失败后失去经济支柱，天津作为离京城最近的工商业城市则成了京城官僚、军阀最佳投资场所。

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天津作为拱卫京城的军事重镇和补给衣食（粮食、丝绸）的漕运中心而存在；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及洋务运动掀起，天津籍水陆运输中心、到京城便捷和周边物产丰富之优势，成为了我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以天津机器局的设立为标志，即使与上海相比，近代工业在天津产生也可谓不晚；另外，由天津开始的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由此，天津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到了日本占领华北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按照“中国的北部着重于制盐工业和矿业的开发”原则，于1938年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实现了从掠夺棉花到掠夺矿产资源的转变，一是掠夺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的煤炭资源；二是掠夺山东、山西铁矿，并建立了石景山、太原钢铁厂；三是以掠夺山东、河北、天津的盐场，控制与扩充青岛、天津的制碱工业；四是掠夺冀东和山东的铝土矿。天津于是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最大的掠夺中国资源基地，短时间显示出了一片所谓“欣欣向荣”的景象。

由此可见，近代史上北京工商业发展滞后，完全因为其是封建都城所致，而天津工商业发展则得益于其与京城相距较近及水陆交通方便的区位优势和周围丰富的物产优势。在两城关系上，北京的保守造就了天津的繁荣。

上世纪后50年北京走向前卫

“风水轮流转”。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北京显然要比天津幸运得多，此时北京虽然还是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提出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口号，把发展工业作为了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于是，籍首都之影响力，北京不仅发展了轻工、纺织、食品等用于解决大批城市低素质劳动力“谋生”的行业，而且为了“大而全”还发展了不宜缺水地区发展的化工、冶金等行业，由此，北京从“达官贵人”的城市变为了“劳动人民”的城市、从“寄生性”的城市变为了“生产性”的城市。在全国，北京成了因中央集权体制得益最大的城市。需要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炒概念”变成了皇城根人的特长。一是籍“亚运会”举办成功和“奥运会”申办成功，京人炒“亚运会”和“奥运会”，轻而易举地举全国财力把城区这个“大饼”，从二环、三环，摊到了四环、五环，乃至六环。结果，被城市吞噬的郊区，一部分人因“房地产”推动，“一夜暴富”；另外，除了一般大中城市所患有的“大城市病”外，北京还患有“沙尘暴”和“干旱缺水”等疾病。二是籍高校、科研院所集中，京人炒“中关村”概念，但事实证明，籍“中关村”之名的上市公司除了“骗局”，还是“骗局”；另外，其它位于中关村的上市企业，有多少有自主知识产权，也只有“天知”、“地知”。三是籍国外使馆区集中之利，京人炒“中央商务区”（CBD）概念，更有甚者，因80%以上中央企业、国内商业银行总部集中在京城和众多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办事机构，有人还炒起了“金融街”和“总部基地”概念。突然间，北京就像沉睡醒来的狮子，由“保守”变成了“前卫”。

与北京相比，天津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没有那么大幸运。一是天津曾降到归属于河北省的地级市，在很长时间无法与京城相提并论，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关照；二是最适宜天津发展的项目，北京也硬要分杯“羹”，于是，天津该大的项目不大，该放弃的项目不放弃，结果也变成了产业上“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城市，如汽车项目上无法与一汽、二汽和上海汽车比，钢铁项目上无法与宝钢、鞍钢、武钢比，石化项目上无法与齐鲁、扬子比。三是客观上天津港离国际主航道比青岛、大连港远半天到一天的航程，随着青岛、大连港的崛起，天津港腹地收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体制原因，北京在唐山建立了京唐港、神华集团在河北沧州建立了黄骅港，天津直接腹地由此也大为“缩水”。四是天津在中央计划体制下不能得到中央政府垂青；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产业又缺乏竞争力，结果天津在全国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已被挤出了前五位，不仅与上海、北京的差距在加大，而且也不如广州、深圳、苏州。五是因为天津距北京较近，使得在一些功能上，天津成为了北京的附庸，如天津机场因为距首都机场不到150公里，结果因客源不足，天津机场的起降航班仅不如一些地级市机场。当然，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天津也有引以为豪的地方，这就是滨海区的发展。在这期间，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的设立和天津新港的建设，滨海区成为了拉动天津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力。据统计，滨海区实现生产总值970亿元，占到了全市40.64%；实现工业总产值2133.21亿元，占到了全市48.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64.08亿元，占到了全市44.34%；外贸出口89.87亿美元，占到了全市62.5%；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额24.46亿美元，占到了全市69.6%。

两大城市在中央计划体制下最终博弈的结果，经济服从于政治，天津在华北地区经济上的“龙头”地位不得不让位于北京；同时，在北京的“庇护”下，除了港口功能、在附近发现了油气田（大港油田、渤海油田、华北油田）基础上而发展了起来的石油工业及充分利用海盐资源而建立起来的海洋化工外，天津也逐渐失去了自我，变成了最没有特色的城市。目前，如果不去滨海，只看老城，除了小白楼别墅群保留了昔日“洋场”的一些气息和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有一些过去“教育救国”痕迹外，天津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座内陆化的城市。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京津冀之所以落后于粤港澳、江浙沪，除了珠三角、长三角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相对优越的区位条件外，其有辐射力强、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是关键。以珠三角为例，尽管广州与深圳曾经为“华南区域金融中心”之名争夺得不亦乐乎，但谁都不能否认香港作为华南经济中心的作用，在广东引进外资方面，港资仍占60-70%左右的比重。又以长三角为例，尽管上海还没有像香港一样达到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另外，上海在基础设施建设安排方面，也没有兼顾周边城市的需求，但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谁都不能否认上海对其所起的影响，谁都没有远离上海的想法。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虽然京津冀有两大直辖市，但其实因为两大直辖市的内耗竞争，反而没有起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效。北京除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外，政府竭力打造的经济中心（包括金融中心、购物中心等）似乎离人们心中的目标有较大的距离，城市区域化依然还没有“化”出三环、四环的范围，通州、昌平、大兴、顺义等卫星城依然是“卧城”的概念范畴，除了这些郊区因土地转让获得“暴利”外，北京在进出城区的“交通口”上反而增添了几分拥堵。至于衰退的天津，虽然有引以自豪的滨海区，但因为与老城较远，在建设及引进外资规模上，无法与上海浦东媲美，因此，也不能常挂在口上炫耀；而老城几乎与北京的产业结构相同，真可谓“月亮走，我也走”。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京津两市的共同腹地为河北，尽管其因为靠海，也列为沿海地区，但河北是一个内陆化的省份，而这应该与京津的不合理定位有关；长期以来，在京津冀关系上，河北定位为只是向京津提供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的区域，结果导致了河北的制造业停滞不前，另外，京津两市又因腹地经济发展滞后，又出现了功能区（CBD、总部基地、中关村园区、金融街、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孤岛效应”。

思路决定出路。在经济全球化下，目前长三角、珠三角乃至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沿海地区的企业已把目光瞄向了海外，寻找一切可能寻找的资源。虽然京津冀自然资源较长三角、珠三角丰富，但对于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就是全国的资源也远远满足不了京津冀工业发展之需要。为此，京津冀要提升区域竞争力，重新功能定位，乃至实行行政区划创新，成为必需，这也是摆在京津冀九千余万人口面前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