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社区音乐文化实践

摘要：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体现出的文化特色往往决定了区域性社会的文化形态，而以音乐这种形式所承载的文化从内涵到外延都体现出了无比的丰富性。本文从国外社区音乐文化的现状分析入手，结合本地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一方面对于社区音乐文化本身进行了简要描述，另一方面也从实践角度真正的倡导音乐文化的最微观传承。

关键词：贵阳社区文化 实践 传承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广义上讲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1]，而狭义上看则指“语言、文字、艺术以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2]，而社区音乐文化，就是用音乐作为载体并且在社区这样的地理限制内进行的一种文化表述。既然是一种精神现象，就必然描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虽然家庭是社会的最微观单元，但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家庭所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具备普遍性，而社区可以认为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其表现出的文化特点在很大一部分上契合整体社会或者区域性社会的文化特点。

一、国外社区音乐现状

在国外的社区音乐实践中，政府和技术是两个主要推动力[3]。从国际化的组织职能上看，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音乐国际教育组织，旨在全面推行青年和成人的音乐教育，并且提出了加强社区教育的建议[4]，演奏和欣赏音乐应该得到恢复。K・K・韦伯勒（K K Veblen）[5]认为，社区音乐活动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两者互相影响，并且提出了几个问题：（一）音乐种类应该尽可能的多样化，包括音乐活动、表演、创作、即兴演出等等；（二）目标是强调终身教育，强调音乐艺术的治疗和道德教化作用；（三）受众群体应该尽可能的广泛，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政治背景、宗教等等；（四）形式可以多元化，不一定要按照正规的计划约束，可以采用灵活的、开放的、互动的方式。

欧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历程。英国在21世纪发起了“联合思考”计划，旨在建设社区的经济文化，社区音乐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各个学院（包括Goldsmiths，York、Livepool、GuildHall音乐学院、爱尔兰世界艺术中心等等）都承诺对社区音乐教育提供支持，而民间的组织也应运而生，比如“社区音乐威尔士”，在人们需求驱动的下的积极参与，开放性的接纳，社会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区音乐发展取得了广泛的发展。北欧从历史角度就有悠久的传统，从19世界30年代就成立了第一批社区音乐学校，20世纪60年代更是纳入了政府的预算。澳大利亚在1978年列邦政府的艺术基金项目下，其后数目不断增加，并且澳理事会支持网络对于社区音乐的促进。美国的起步则是18世纪的歌咏学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每个人的音乐”，加大了社区音乐的普及性，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音乐活动在网上发生和传播。

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在西方的社区音乐文化教育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发扬本土音乐以及在社区层面上对本土音乐进行宣扬对于整个世界的音乐文化丰富性会做出相应的贡献，而且本土音乐由于历史原因普及性会比较广，因此更加容易形成区域性的传播。葡萄牙森第木（Sendim）音乐传统中心、爱尔兰噢卡喔兰（O’Carolan）传统音乐、日本的的许多学校或者组织、瑞典胡克穆斯克・胡斯（R・ttvik Folkmusikens.Hus）社区音乐学校等等，都是积极宣扬本土音乐的典范，在组织形式上一方面不失本地特色，另一方面又对主流音乐形式采取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进行，比如与西方文化组织在社区上的合作（交响乐、古典音乐等等）。当然，互联网技术手段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在社区音乐推广上也功不可没，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网站，社区音乐可以作为专栏或者独立的网站进行。

社区音乐学校由于公益性的存在，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当然也有一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对于学员的收费非常低廉，并且有的还为贫困生设置了奖学金。[6]

二、关于贵州民族音乐

贵州省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拥有者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关于婚丧嫁娶、信仰、仪式、宗教、生产劳作等方面的社会性的意识形态，因此少数民族音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表演”，更多的展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生态[7]。由于遭受了的破坏，一些内容已经破碎或者失传，但是，从零散的资料中，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些简要的特点。同时，由于大专院校的广大艺术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让散落在民间的艺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

（一）芦笙和侗族大歌

1982年，贵州大学的杨方刚老师出面主持“苗族芦笙班”事宜，在全国首开先例把“传统器乐演奏形式和一种传统声乐艺术形式作为音乐院校的专业来办”，并且于1988年又创建了“侗歌班”[8]。以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以及教学为代表的种种努力，无疑为民间音乐的走向更广泛的传播提供了相应的技术基础，打破了西方音乐体系藩篱的理解和研究，让这种民族音乐有了独立的生存空间，比如西方音乐强调音域的宽窄、音色的优劣、音高的准确（基于12平均律）、方法的正误等等，但是用这种标准去要求或者理解芦笙的演奏就会觉得芦笙很粗陋，因为芦笙只能发出大二度的两个音，招生对象的区域性特点以及数量上的逐步扩大，为芦笙的舞乐协同的表演形式而演化出的记谱方式。但是，结合这种音乐的实际演奏场景不难得出结论：这种简单的表现形式只是为了体现丰收之后的喜悦或者节日的欢乐[9]，这正好印证了布莱金的论断“音乐是通过创造一种特殊的节拍世界， 跟非音乐区别开来。其音乐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 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10]。

（二）布依族八音座唱

八音座唱是流传于贵州安顺镇宁以及黔西南贞丰一带的说唱艺术，又叫布衣八音，曾被人们称之为“声音活化石”，“盘江奇葩”，“天籁之音”等等，因为使用牛腿骨、竹筒琴、直箫、月琴、三弦、芒锣、葫芦、短笛等8种乐器合奏而得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经国家文化部认定，为布依族说唱艺术――“八音坐唱”，并载入《中国民族曲艺》史册。

（三）屯堡地戏

严格意义上说，屯堡地戏是一个外来的艺术门类，是明朝初年的时候，由南征的军队从江西、安徽带入，融合地方特点以后形成的一种面具戏，在面具戏世界性的消失殆尽的今天能够得以保存实在是一个奇迹，有可能的原因是在贵州安顺一带的交通不便，受到外面的干扰较少。屯堡地戏又叫“跳神”，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中部地区，在东起贵阳，西至关岭，北自普定，南迄紫云这块土地上。表演形式是穿着简单的袍服，面罩青纱，背插小旗，手执刀、枪、剑、戟等木制兵器，在铿锵的锣鼓伴奏中边唱边舞，目的是驱邪逐疫，保佑一年平安，六畜兴旺。[11]

（四）苗族飞歌

苗族飞歌即苗族山歌，流行于贵州台江、剑河、凯里一带。飞歌的音调高亢嘹亮，豪迈奔放、明快，唱时声振山谷，有强烈的感染力。飞歌，多用在喜庆、迎送等大众场合，见物即兴，现编现唱。歌词内容以颂扬、感谢、鼓动一类为主，过苗年、划龙舟等节日喜庆活动，一般要唱飞歌。飞歌的歌词，每首一般在三十句左右。一首歌中，常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八字句等，但多数是五字句。曲调有大致固定的旋律，节奏的长短与快慢有大致固定的格式，但有时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在一首歌曲中开头较慢，第一句先快后慢，拖音渐高而长，第二句先快后慢，但拖音渐低而长，从第三句或第四句起，开始用中速唱下去，逐渐加快，唱到主要部分时，用快速连唱。高潮唱完之后，用渐慢渐拖音唱一小部分，即接近尾声了。唱到最后一、二句时，拖音渐低而长，飞歌开头一二句，中间接近高潮前的几句，收尾的一二句，一般都有拖音。歌唱者可以尽情拖唱，拖音的长短，凭歌唱人一口气的长短而定。

贵州本土的音乐还有姊妹箫、勒尤、芦笙、直箫、大筒箫、侗笛、唢呐、八音套笛、三眼箫、四弦胡、牛腿琴、月琴、百鸟琴和锣鼓、排锣等十多种乐器，而更多的少数民族的原生态唱法以及在一些小地域的民族唱法不胜枚举。随着广大学者及民间团体的努力，本土音乐也越来越多的与不同种类的西方音乐形式在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上都进行了一定的融合。

三、贵阳音乐社区实践活动

音乐的社区文化实践，目的是把音乐引入社区，在借鉴国外、省外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区域性民族音乐文化在社区层面的普及，努力在把建设贵州文化高地的目标中贡献微博的一份力。

（一）调查问卷

调查的目的是对社区音乐的普及情况有一个认识，调查表的设计也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进行的。调查表总共发出500份，涵盖贵阳市云岩区和南明区25个不同规模的社区，回收问卷328份，回收率65.6%，从数量上看还是有效的。

表一是调查回收的调查文件的统计，可以看出：1.大部分人对于音乐文化进社区表现出积极态度。2.在声乐和器乐的喜好程度上各占一半，但是器乐的演习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有可能是因为器乐本身的硬成本和学习难度。3.广场舞是适合广大的中老年妇女的运动形式，一方面可以听音乐，另一方面还可以锻炼身体。4.小区的整体音乐文化实施还比较薄弱，主要还是依靠老年大学，商业培训机构以及个体艺术培训提供者进行音乐文化教育的宣扬总体来说，这种音乐进社区的需求非常大，但是考虑到成本以及公益化的特点，需要协调政府、社区等等方面资源。

（二）社区音乐文化系列活动

社区音乐文化活动采用由浅入深，由普及型到专业性、民族性的过渡。首先通过卡拉OK比赛，活跃人气，让广大社区居民了解到有音乐进社区的活动，当然，通过政府资助以及社会捐赠也向社会传达社区音乐文化的理念，在第一届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系列的卡拉OK大赛报名人数超过了50人。其次，通过主题性的音乐演讲和练习活动，让广大的居民能够一方面普及音乐文化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实实在在的练习，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和成就感，这种类型的活动在去年一年的时间内没有间断过，每周都会在固定的地方举办两次，先后有200多人参与。第三，渗透民族音乐的到活动当中，比如引入《贵州各族少年儿童民歌精选》[12]，教授给小朋友们脍炙人口的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汉族等等歌曲。

（三）音乐与社区联姻

之前的调查问卷所反应出来的问题是社区本身的配套较少，其中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这些小区都是新建的，并且没有预留这块的资源，而人员群体里面也没有相应的组织者或者擅长音乐艺术的人员，因此大量的需求被迫迁往诸如公园，或者老年大学这些地方，使得这些公益性质的地方爆满。为了缓解这些压力和合理引导人们对音乐艺术形式的追求，社区音乐文化建设应该以小区为单位进行合理的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该通过政府支持，基层组织进行协调构建，让大学的大学的师资以及大学的在校学生组成专业团队进驻社区，同时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诸多形态，让广大社区居民能够在音乐艺术实践当中逐步把本地艺术进行传承。

四、结语

近40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让广大的社区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对于文化方面的诉求越来越高，社区音乐文化建设满足这种诉求的根本出路，同时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公益性的特点，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社区落实，院校支持，民众参与的方式进行。政府通过政令行的规划让社区配置相应的组织，并且拨付适当的资金作为日常维持，社区通过现有的居委会基层组织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院校则提供师资，并且让在校的学生进行社会性实践，而民众的参与方式可以包括积极的投入到社区文化学习和传播中，也可以通过社会捐赠的形式进行公益化的支持。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2]罗红光：《人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3]马达，许冰：《国外音乐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27卷第2期。

[4][德]贡・克劳斯（Egon Kraus），1953年6月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

[5]ISME社区音乐活动委员会学术专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察，历经十年。

[6]季冰：《美国社区如何拯救音乐教育》，《世界教育信息》，1995年第7期。

[7]龚妮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解读的新尝试》，《中国音乐》，2010年第4期。

[8]杜亚雄：《为建立以中华文化为 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而奋斗》，《人民音乐》，1998年11期。

[9]徐小明：《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现象管窥》，《贵州大学学报》，2011年3月第25卷第1期。

[10][英]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人的音乐性》，马英群（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11]沈福馨：《贵州安顺地戏和地戏脸子》，《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7卷。

[12]邵智闲，彭友珊：《贵州各族少年儿童民歌精选》，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