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脱离疫区探秘

2月26日，越南首都河内出现第一例输入性SARS病例。两个月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成为第一个成功控制了SARS蔓延的国家，并解除了越南的旅游限制建议。自4月上旬越南报告共有发病人数63人，5人死亡，至今未出现新感染个案和死亡人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奇迹。

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说，并没有什么奇迹，越南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及早地发现病情并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确认和追踪与病人有密切接触者，政府及时果断的决策以及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合作。没有奇迹，而是“辛苦的工作（hard work）”，世界卫生组织在越南的SARS专家组协调人布兰特（Plant）女士在接受《财经》访问时说。

源头在哪里?

Johnny Chen，一名美籍华裔商人，经过香港来到河内

河内南城近郊，通往胡志明市的铁路从这里经过。铁路线以东是宽阔的解放路。在5月初夏的烈日下，大街上流动着河内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急驶而过的嘈杂声音。紧挨着铁路线的另一侧是一家幽静的医院――越法医院（Hanoi French Hospital），河内惟一的一家私人医院和外方独资医院。

这是家小型的医院。医务人员加起来不过178人，其中医生24人。病区只有一幢三层的诊疗楼，小巧而精致。住院部的床位总共只有56张。院内很清洁，绿化是精心规划过的。

在河内，大家都知道这家医院的设施和条件是最好的。这家医院拥有九名法国医生，用的药也大多是从法国进口。当然它的收费并非是普通越南人可以承受的，虽然医院近几年调整了经营策略，努力扩大本地的病人来源，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80％。传统上，这家私人国际医院是外国人看病的地方。

2月下旬，一名美籍华裔商人的入院使这家私人医院成为国际卫生组织关注的焦点，也将越南这个国家置于世界关注的焦点，并为越南政府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这位美籍华商便是越南首例输入性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人，他――经事后调查――也是越南总共63名感染者及5名死亡者的惟一源头，被称为“index case”。

2月23日，49岁的Johnny Chen乘飞机从香港抵达河内。Chen是纽约一家小制衣公司Gilwood驻上海的经理。他此行河内的主要目的是，验收公司在越南的合同生产商以保证一批4月出口单子的顺利完成。

Chen是从上海出发的，但他在香港停留了几天，住在位于九龙的京华国际酒店。有一天，他和其他六人一起搭乘酒店里的一部电梯。这六人中有一位是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来的64岁的刘剑伦医生。他到香港来参加一个婚礼，于2月21日入住酒店。第二天就发病被送入广华医院。后经治疗无效于3月4日死亡。

和刘医生同在电梯里的六人，除了Chen，还有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妇女、三名新加坡客人，以及一名香港本地人。据香港卫生署3月份作的调查，这位刘医生是香港SARS疫情的源头。电梯里的香港本地人后来出现SARS症状入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在那里他感染了一批医生和护士。同时，加拿大及新加坡客人在回国后均成为当地的index case。

Johnny Chen则到了河内。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他上海办公室的几位同事。24日，一切都很正常，Chen在上午到位于河内郊区的工厂看了样品并在那里吃了午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工厂接待Chen的副主管回忆当时Chen看上去显得快乐和健康。Chen在当天下午返回河内市里。Gilwood在河内的本地雇员下午陪他去逛街购物。晚上Chen到河内的市中心消遣直到11点。然后他回到位于西郊的公司办事处，一幢建在玉庆湖岸边的四层小楼――这幢楼现在已经关闭，当天晚上住在顶层的卧室里。而他的上海同事则住在离办事处不远的大宇宾馆，一家由韩国大宇集团投资的五星级酒店，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访问河内时下榻的地方。

25日，Chen开始感觉有些异样。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大宇宾馆的咖啡厅用完午餐后，觉得有打冷战。于是他在下午去买了一些药并回到办事处，在那里，他对公司雇员说他想只要早点睡觉可能就会好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好起来。有点担心他的同事打电话给一个当地医生。在电话里，这名医生只是建议Chen要休息。

这一天，26日，本来安排的是再到工厂看货。但Chen感到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成行。当他的上海同事和本地雇员从工厂看完货回来，发现Chen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显然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

毫不犹豫，他们将他送入了越法医院。

向WHO报警

第一个向世界卫生组织报警的是乌尔巴尼医生。他不幸也染病并在曼谷去世

法国医生卡丁（Olivier Cattin）原来负责越法医院二层病区的医生协调工作。因为不满意医院的薪酬，他终止了合同，计划3月初离开河内到印尼雅加达工作。交结工作已经完成，卡丁基本上不来上班。不过，2月26日他出现在医院里――同事这天晚上为他举行告别晚会。

晚会上，一名医生向他讲起二层病区这天刚刚收到的一个高烧病人，但卡丁的直觉怀疑这并不是普通的发烧，而可能是某种禽流感。他建议医生取这个病人的血样送到法国。然后他到213病房简单地看了一下住在那里的Johnny Chen。

"卡丁医生很聪明，"越法医院护士、45岁的Vu Ngoe Huong在河内家中接受本刊采访时说。Vu是给Johnny Chen看病的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他们五个人后来均染上了SARS，但只有Vu幸存下来，其余四人丧生。

卡丁医生没有再到医院来，但是他在两天后向他的朋友，世界卫生组织驻越南的传染病学专家及寄生虫病专家卡罗・ 乌尔巴尼（Carlo Urbani）通报了这个病例。第二天，医院并通报了越南卫生部。

乌尔巴尼，这位46岁的意大利医生平时以喜爱美食、音乐及充满工作热情而在河内的医疗社交圈子里闻名，闻讯赶到医院。他查看了Chen的肺部X光片子，并不赞同卡丁医生的直觉判断。他建议医院采集Chen的血样和咽拭子。这些化验样本后来送到三个地方：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的合作试验室、美国亚特兰大的CDC总部及河内的国家卫生及流行病学院。

Vu说，Johnny Chen在入院的最初几天只是发高烧，但并没有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给他看病的医生、护士也都没有戴口罩。但是从3月3日开始，Vu回忆说，Johnny Chen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困难。他们用了很多抗生素及其他的药物治疗，但Chen仍然高烧不退，一度达到42度。

Johnny Chen很挑剔，不喜欢医院的伙食，Vu说，有一个星期，他没有怎么进食，这使他的身体急剧虚弱下来，并出现严重的腹泻。“他筋疲力尽，”Vu说。

很快，医院通知了美国驻越南大使馆，请他们联系Chen在纽约的公司总部，公司向医院提供了一些Chen的个人信息。医院联系上Chen的妻子，后者于3月4日赶到河内。Chen的状况在恶化，他的妻子向院方提出要求将丈夫送到香港去治疗。

“我们是在家属的要求下才将Chen送走的，”越法医院总经理布兰卡德（Lucien Blanchard）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因为根据病人当时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宜旅行的。” 当时Chen的肺部X光片显示他的肺已经全白了。神志已经不清。布兰卡德强调从医院的角度是不会让病人转院的。

3月5日，Chen及其妻子包乘一架私人医疗救援公司飞机前往香港。Chen住进了玛嘉烈医院的重病人监护室。13日，他在医院去世。

就在Chen离开河内的那天，包括Vu在内的给他看病的五名医生护士全部开始发烧。他们当天就住进了医院，一人一间病房。从这天开始到3月28日康复出院，Vu没有见过一次她一个人在家的女儿。

这一情况让乌尔巴尼医生更警觉起来。他在当天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汇报了这个情况，第一个拉响了SARS警报。同时，他和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过来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学专家奥什塔尼（Oshitani）开始怀疑这个病可能和他们听说的2月份发生在中国广东的非典型肺炎有关系。

6日，又有六名越法医院医务人员感染。7日又有一个。

这一天，乌尔巴尼和他在菲律宾的同事，世卫驻马尼拉传染病学专家日本医生Hitoshi Oshitani，一起拜访了和越法医院一墙之隔的河内最大的国有医院白梅医院(Bach Mai)下属的热带医学临床研究国家实验室(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Research in tropical Medicine)主任Le Dang Ha。

这个实验室是河内惟一的传染病研究机构，Le Dang Ha博士则是河内传染病学的权威。两名世卫医生和Le讨论了Johnny Chen的案例。“讨论后，我认为这个病可能通过空气传播，而不是食物或消化系统，”Le博士在接受《财经》访问时说。越南的主要传染病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食物传播，但很少有呼吸道传染病，Le说。同时，乌尔巴尼和Oshitani开始怀疑这个病可能和之前发生在广东的非典型肺炎有关。Oshitani去年11月的时候曾在广东，Le说，他得出结论Johnny Chen和他在广东时看到的非典病人的症状相似。

在乌尔巴尼的警示下，3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了它的全球爆发性疾病警备及回应网络（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这个网络主要是由一群随时待命的专家组成以应对突发性疾病的爆发。

乌尔巴尼和世界卫生组织驻越南代表布鲁东（Brudon）女士意识到应该让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小组过来，让越南接受国际协助。现在他们要做的工作是联系越南卫生部。7日，世界卫生组织启动全球网络的同一天，乌尔巴尼和布鲁东女士给越南卫生部打电话。对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回忆说，一开始，越南方面并不认为这件事很严重，因为他们的国家试验室对此前Johnny Chen的血清及咽拭子化验结果为流感B，而且当时病情仅局限在越法医院一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的合作实验室及美国CDC的实验结果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肯定了不是流感B。

本刊记者在河内期间，恰逢布鲁东离开越南。两个月前从澳大利亚调至河内负责协调SARS专家组的帕兰特(Plant)医生告诉《财经》，她并不太清楚布鲁东和乌尔巴尼说服越南卫生部的细节，但她知道布鲁东在越南已经好几年多，对卫生部非常了解，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卫生部）知道她（布鲁东）是怎样一个人，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但这次她说情况非常紧急，你们必须非常快地做一些事情。”布兰特说。而乌尔巴尼则向卫生部一再强调这个病有非常强的传染性和危险性。

对话最后，越南卫生部副部长Nguyen Van Thuong同意让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一支国际专家小组进来，并承诺卫生部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跟踪每天的情况。同时答应9日和布鲁东及乌尔巴尼会面。

这次通话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

在9日的碰头会上，乌尔巴尼向卫生部解释隔离病人及对旅客进行检查（screen）的必要性，尽管这可能会对越南经济及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

3月12日，两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到达河内。这一天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向全球发出SARS警告的时间。

越南卫生部也立即行动起来。3月10日，卫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情况。会议之后，他们决定将白梅医院指定为接收新发现的这种传染病的专门医院，热带医学临床研究国家实验室主任Le Dang Ha说。第二天，Le就作出决定将医院里正在接受治疗的轻病人转送至其他地方医院，只留下比较重的病人。“我作的这个决定。我们必须隔离病人，”Le说。

12日，白梅医院便接收了第一位病人，她是Johnny Chen在河内办事处的佣人。

卫生部方面，响应对乌尔巴尼及布鲁登作的了承诺后，卫生部在一个星期内成立了专门的任务小组，负责和世卫沟通联络，跟踪每天的情况，协调不同部门的合作。在卫生部接受了世卫关于国际协助的建议后，国际支援紧随而至，几天之内，从英国、美国、瑞士、法国、德国等国家来了一达流行病学专家和病理学专家。

与此同时，乌尔巴尼按计划在3月11日启程去泰国曼谷开一个会。他在河内机场的时候开始感到自己有发烧。到了曼谷，他立刻住进了医院并建议将自己隔离起来。经诊断，他患上了SARS。3月29日，乌尔巴尼医生不幸在曼谷去世。

布兰卡特记得3月9日他向乌尔巴尼汇报时，对方还显得乐观的样子，提醒他不要“碰病人”。10日布兰卡特再次和乌尔巴尼碰面，注意到后者看上去有点累。这次，乌尔巴尼显得忧心忡忡，他说他担心形势可能不像他们期望得那么乐观。“也许是他了解到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觉得事情可能会变严重，” 布兰卡特说。

11日的时候，布兰卡特拨打乌尔巴尼的手机，发现打不通。其时乌尔巴尼已经去了曼谷。布兰卡特再也没有机会和乌尔巴尼说上话。

乌尔巴尼医生被认为是最早辨明SARS并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人。由于他的通报，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才了解到一个新的病毒正在跨国界传播。SARS这个名词才经世界卫生组织的讨论应运而生。

由于越南的病例是最早通报到世界卫生组织并在国际媒体上出现，不少人最初甚至误以为这个病是从越南发端的。当时尚不能把在世界几个地方，主要是中国广东、香港以及新加坡和加拿大发生的类似的病情清晰地联系起来。但乌尔巴尼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尊敬，他因此自己感染上SARS而去世的消息也让人们感到遗憾和沉重。由于他及时的确认并立即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也为越南控制SARS的蔓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3月5日，当医务人员感染情况首次出现时，乌尔巴尼立刻提出越法医院必须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并进行隔离。布兰卡特记得当时乌尔巴尼和医院医生之间有很多很好的交流，比如双方曾就是否应该在病房里使用风扇争论过。乌尔巴尼提议用风扇，但医生反对，认为不应将病房里带病菌的空气吹到外面。争论的结果是不用风扇。“他（乌尔巴尼）很开放，” 布兰卡特说。

乌尔巴尼建议医院动用各种防护设备加强传染控制。但是这个新的病毒让即使是河内最好的国际医院也捉襟见肘。

医院缺乏足够的防护物资。“我们有口罩、帽子、鞋、手套、长袍等常规物品，但没有那种能全身严密包裹起来的设备，” 布兰卡特说，像防护镜、防护面具、防护服等。

是国际社会的支援帮助医院度过了难关。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均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技术援助。

同时，作为一家法资医院，法国政府也向越法医院提供了及时的援助。但布兰卡特最初并未想到向法国驻越南大使馆通报情况。结果是3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驻越南办事处通报了法国使馆。第二天，使馆便跟越法医院联系询问此事。“使馆向我们抱怨不早点告诉他们，” 布兰卡特回忆说。

12日，医院的法国医生向法国使馆列出了一长串所需的物资、药品、医疗设备的清单，并寻求人员的帮助。15日，一支五人队伍从法国抵达河内，随行带来680公斤重的设备和药品。

3月19日，又有六人组成的第二支医疗队伍从法国派来加强援助。3月30日，一支由9名军队医疗人员组成的队伍到河内取代第一批支援者。

曾经看护Johnny Chen的护士Vu记得给她看病的医生、护士已经是全副武装了。但仍不断有人继续受到感染。她至今对此仍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最困难的日子

布兰卡特，一个做酒店管理出身的医院管理者，虽然没有医学背景，但知道对付传染病，最重要的是隔离，减少传染的机会

到3月11日乌尔巴尼医生离开河内去曼谷的时候，越法医院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已经增加到24人。鉴于此，这一天，医院做出决定不再接收任何新的病人，专心致志对付SARS。

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越南卫生部都曾经向医院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将病人留在医院，不要转送到其他地方，布兰卡特告诉记者。那时，越南的SARS病人主要集中在越法医院。

医院要求所有的医生护士全都睡在医院的病房里，不得回家，以防止可能的传染。所有的医生护士，包括总经理布兰卡特在内，每隔四五天要作一次血样化验。同时，医院加强了隔离的监督保安工作。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医院总经理布兰卡特说。今年51岁的布兰卡特来自法国东部，已经在亚洲不同国家生活了21年。1997年他到越南，一直在酒店管理业工作。去年12月，他被聘为越法医院的总经理。虽然没有医学背景，但布兰卡特知道，对付传染病，最重要的是隔离，减少传染的机会。

他在诊疗楼二层专门接收治疗SARS病人的楼层划出三个用不同颜色代表的区域：红色、橙色和绿色。红色为重病人，橙色为轻病人，绿色为好转康复病人。不同病区之间有门隔开，并在地上漆上了醒目的红色提示线。不同病区之间的病人不得“越位”或串门。病区不允许外人包括家属前来探望。医务人员在进入红色病区时，必须换上隔离防护服和其他保护设施。但这还不够。因为人很容易疏忽，比如医生在很累的情况下可能会疏于保护或防范。布兰卡特因此雇用了保安人员专门在各个门口把守检查。“我们自己做警察，” 布兰卡特说。

那是一段困难的日子，布兰卡特回忆说。像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一样，民众一度产生恐慌心理。人们像避瘟疫一样，没有人愿意经过越法医院的门口。医院成了一个孤岛。孤岛里是仍在接受治疗的SARS病人和治疗他们的医生及国际医疗队伍，以及在“睡觉”的护士。

医院里的厨师拒绝提供食物。医生到对面的小店去买东西，店主会拒不受理。

但是在一些外国人士的倡议组织下，河内市的一些酒店和餐馆开始为医院的员工和医疗队伍送餐。“这让我们觉得不是孤立的，” 布兰卡特说。

3月11日停止接收新病人后，越法医院内部医务人员的感染仍在增加。但每天只是2例或1例。15日，曾护理Johnny Chen的一名越南护士死亡。16日，法籍越南裔矫形科医生Nguyen Huu Boy病倒。19日，另一名给Chen看病的法国麻醉师死亡。20日，有3名外面的新病人入院，他们是医生Boy的亲戚。

据布兰卡特透露，Boy在生病前没有将自己很好地隔离，而是曾和他的亲戚住在一起。结果，感染了三个人。20日之后，越法再没有出现新的病人。但24日，给Johnny Chen看病的另外一名医生和护士也死亡。Vu是惟一幸存下来的和Johnny Chen有直接接触的医务人员。

越法医院打算暂时关闭医院整修。3月28日，他们将仍在接受治疗的11名病人转到白梅医院（Bach Mai）。“我们和越南卫生部一直在密切地合作，”布兰卡特说。因为转病人要通过卫生部的批准。

但仍有两名法国医生留在越法医院，包括Boy医生。布兰卡德说，因为法国大使馆在得知医院打算暂时关闭的消息后坚持法国公民应该送回国。大使馆试图联络法国的医疗救援飞机来接两名医生回去，但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活。与此同时，Boy医生的病情逐渐恶化，4月12日，他在越法死去。另一名法国医生则康复并之后回到法国，他下飞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隔离10天。

Boy医生成为越南最后一例SARS死亡病例。至此，越南总共五名SARS死亡个案全为越法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并有36名医务人员感染，占整个越南发病人数的一半以上。

Boy医生去世后，越法医院于4月13日正式关闭停止运营。

越法医院开始了全面的消毒整修工作。14日开始挪仪器设备；16日开始消毒地板；21日卸掉所有的瓷砖；26日清洁所有的仪器、墙及地板；5月3日开始重新装修。

5月的河内气温已经升至30摄氏度以上。5月12日，一个热浪袭人的午后，总经理布兰卡特带记者参观空无一人的诊疗楼。

所有的照明设备都关着，楼道里黑乎乎的。过道着斑驳的水泥地――地毯全部拿掉了。病房里留下的设备用白布覆盖着，随便地摆放在那里。在二楼原来的SARS病人专区，三个分区之间的红线仍然赫然在目。

对于像越法这样的私人医院来说，SARS的爆发对其经营是个沉重的打击。这家法国医院的前身是1997年由澳大利亚医疗公司Indochina Medical Corporation（IMC）和白梅医院合资成立的越南国际医院（Vietnam International Hospital）。

2000年1月，法国私人公司Eukaria S.A.和一家瑞士公司Alior Sarl Holding一起买下了IMC。八个月后，他们又将越南政府手中的股份悉数购回，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私人医院，医院也更名为越法医院。

虽然作为一家私人医院，越法医院并不是越南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一部分。但有特殊情况发生时，医院会主动和卫生部联系通报。

但SARS让越法医院的财务受到极大的损失。医院去年通过向两家国有银行贷款在现有的诊疗楼旁边开始建一幢三层的新住院楼。在SARS袭击以前新楼已经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出现SARS后，银行停止了对医院的贷款。

布兰卡特没有透露银行的名字，但他表示越南财政部已经同意给予支持，保证会继续提供贷款。财政部并同意给越法医院一定的资助以减少损失。

布兰卡特原希望医院能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恢复运行，但看起来要推到7月份。现在医院里只有他和他的秘书还在上班，其他医务人员或是在家休息，或是在另外的地方给病人看病。

而在紧挨着的白梅医院，SARS病人也在逐渐增加。医院专门辟出两层楼用于SARS病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热带医学临床研究国家实验室主任Le Dang Ha说，医院警告病人家属不许到医院来送饭――越南人的一个传统习惯，病人在医院里必须戴口罩。同时严格隔离开非SARS病区的病人和SARS病人。

但是白梅医院的医疗条件和物资设备远远跟不上控制SARS所需的要求。“我们没有足够的口罩，”Le说，“而且我们只有常规的那种口罩，没有防SARS的那种。”在这种情况下，白梅医院治疗SARS病人的医生、护士只能通过戴两层常规口罩，经常洗手来做保护。

3月16日，世卫官员和美国CDC官员到白梅医院来视察，当他们发现医院的设施物资、必要的保护措施尚未到位就开始接收病人，着实急坏了。很快，第二天，针对SARS的特殊口罩及用于保护的设备就运抵医院。支援也来自其他一些国家。日本提供了价值52万美元的类似物品及两台通风机。医生无国界，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派了一支医疗队伍过来支援。世卫及其他一些国家都有派专家来医院来进行培训，教医务人员“如何戴口罩，如何洗手，如何抬病人”，Le回忆说。

白梅医院总共接收了34名SARS病人。根据Le博士提供的材料，最后一名病人入院是在4月8日。此后，越南再没有出现一名新病例。5月2日，最后两名在白梅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康复出院。

成功的秘诀

政府反应迅速，能够在一开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主动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认真地听取来自国际社会的建议，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对越南的成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总结经验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越南的成功归因于：及早地发现并确认病情，快速有效的隔离措施，对治疗SARS病人的医务人员及时和适当的保护，充分确认并隔离疑似病人，对进出的国际旅行者进行检疫，以及及时准确地通报情况并和其他组织与政府分享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驻越南代表布鲁东女士则加上一条：“由于政府反应迅速，能够在一开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越南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越南政府在处理这次SARS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快速回应及开放令与之合作的国际组织感到满意。

“越南这次做得这么好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因为它行动得很快，”世界卫生组织越南SARS专家组协调人布兰特女士说。对于像SARS这样传染得很快的病毒，布兰特说，它很容易从第一代传染者转到第二代传染者，如果行动得快的话，可以将其限制在一定数量里。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布兰特说，需要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强大的合作，特别是高层的介入。她认为越南政府这次在这点上做得很好。

自从布鲁东和乌尔巴尼说服了卫生部采取行动并邀请国际专家到河内，越南卫生部在一个星期时间内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任务小组。之后越南总理又亲自介入，要求卫生部、交通部、财政部、旅游局等六个政府部门组成一个全国SARS领导委员会，由卫生部领导。

布兰特说布鲁东最早向卫生部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将病人集中在一起。越南方面听取了建议。

与此同时，越南预防医药部门(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开始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进行对和病人有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关键，”布兰特说。而且应尽量在早期阶段就开始做。因为病人记住一两天前的事情还比较容易，让他回忆10天前的事情就比较困难了。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了5名人员前去培训，主要工作人员来自越南预防医药部门。差不多10至15人调查跟踪100人。调查人员前往医院向病人询问：你都跟谁接触过？你昨天做了什么？前天做了什么？你还去了其他什么地方？

大部分追踪局限在河内市，因为病人主要是越法医院的人员。但有一个病例发生在距河内44英里的宁平省。一位名叫Khiem的一位男子曾到越法医院探望做手术的病人，回家后出现了SARS症状，住进了当地一家医院，这位男子成为河内以外的第一例病例，那家医院也被隔离。宁平省共发现五例病例，其中有一名是为Khiem治疗的医生。另外几个也都是和Khiem有过直接接触的。为此在宁平省有128人被调查隔离。在河内，则有大约200人。

在做跟踪的过程中，经常是一个家庭一起谈话，布兰特说，他们互相补充，可以想起很多事情。

另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越南SARS领导委员会在入境及边防口岸对出入境旅客检测体温。

4月1日，越南财政部、渔业部、农业部及农村发展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进口的海鲜、动物及植物在运送前必须隔离检查。

“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有非常好的、有成效的合作，”越南卫生部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Tran Trong Hai博士在接受《财经》访问时说。“对越南来说，最重要的经验是和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地合作，透明和开放，”他说。在控制SARS的早期阶段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专家每天要碰头开会，Tran说，不过现在已经改成一星期一次。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驻越南代表约旦・ 瑞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对越南政府的这次表现积极地加以肯定。“（越南）政府认真地听来自国际社会的建议，”瑞恩说。而越南政府的反应也是正确的，即吸收支持，借用国际网络，努力争取主动。

1989年至1993年曾代表联合国在北京工作的瑞恩并对越南政府这次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表示赞赏。他说，在这样的事件中愿意分享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到，在越南控制SARS的过程中，始终重视的是防而非治。事实上，越南并没有任何治的经验。越法医院总经理布兰卡特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治SARS的方法是什么，他们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根据病人的症状一项一项地治。比如有发烧，就想办法退烧，血压高就想办法降压。

“在这个事件中，防比治更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越南SARS专家组协调人布兰特说。“防的措施并不神奇，但管用。”

布兰特说，这个过程没什么复杂，就是找到病人，跟踪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布兰特说，而是繁琐的细节和细致的工作。“这是辛苦的工作。”

当然，越南这次控制住SARS的传播也有运气的因素。首例病人住进的是一家国际私人医院，那里的外国医生习惯于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打交道。而乌尔巴尼医生的警觉和敬业使得疫情在早期阶段就得以发现并加以控制。

越法医院的规模也帮了忙。“因为我们的人员少，我们才可以让护士都睡在医院里，”总经理布兰卡特说。

另外，河内是个不大的城市，鲜有高楼大厦，地势相对开阔。传染链条也很清晰。63名感染个案和5名死亡个案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首例病人Johnny Chen。

但有一个因素肯定是无关的，那就是温度。“我可以确信地说，越南SARS疫情得到控制和温度没有任何关系，”布兰特说。